指引者

2018年10月11日，张老师推给我一篇刘志伟与孙歌的访谈，其中便是这本书的节选，深夜读罢便基本将中大的历史人类学确立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正如读书笔记上有些傻傻的话语“欣喜不已而久久不能入眠”。

不过，过了这么久才在愿望即将实现与否的时刻前才真正翻开原书完整读下来，还是很感慨：历史的本质是人而非国家；普遍性真理其实只是一种伪事实的表述，关注过程内在动态探究比定性静态更根本；“中心” 与“边缘”是流动的，随着研究的问题或行为主体而改变；不将区域与国家视作局部与整体，而是将研究单位视作整体，以整体史进行把握为目的；不同区域研究中的“国家”不同，借用华德英的自觉意识模型，是因为人们通过重新建构理想观念模型来拉近与自身的近身模型的距离；中国原理即“礼”，是中国政治与社会秩序维系的核心范畴，其基础为差序化，因而平等观念难以深入人心；科举看似带来社会流动性，实际上仅为个体的身份流动，对打破社会的等级结构僵化无益，且等级结构由礼仪秩序规范着，进言之，流动与僵化两者并存且互相加强。借此，刘提出的“梯子之喻”是十分精妙的，大抵含义是：人人都可爬梯，爬到上面的可以踹下面的，下面的人则努力向上爬，所有人都认为只要有梯子的存在，他们都有成为最顶层的可能性，而不会质疑梯子存在的合理性，更不会推翻梯子。引用其原话作为总结，即“在自己可以流动的社会中，没有人会真正批判甚至企图去摧毁原来的社会结构” 。此外，他还认为当今社会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比科举制更加单一化，我甚是期待更详细的论述，可惜因与主题关联不大戛然而止，也许是刻意所为。

最后附录部分的访谈录，对于刘的学术轨迹有所了解，我的脑子可能真的对经济史完全无感，即使我知道作为基本制度的经济制度相当重要，略微以一条鞭法为切口理解了明初到明中后期国家的转变。我以往在关注赋税制度变革对经济与贸易的促进作用外，忽略了其导致社会与国家之间中介力量的出现与壮大（如宗族、士绅）。刘志伟对其学术与郑振满“对立”的看法做以解释，指出两者及其两校的研究地域、切口、传统等方面的相异之处，但两者皆总体重视制度与乡村基层社会的实际运作并无迥异之处，只是个人学术路径的偏好而已。

最后的最后“历史学永远向所有学科开放”，看得我莫名其妙地感动。

“她谈的东西，我都是不懂装懂、夸夸其谈地回应；我谈的话题，她却总是努力放进她的思想框架中。” 刘志伟对此次对谈的评价在阅读过程中还是深有同感的，毕竟两个不同领域的学者沟通完全互相理解也并不现实。

可能因为对谈形式，相比北师版的赵世瑜所著的《历史人类学的旨趣》更清晰易懂，可以视作其基础版，后者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三个主要的历史人类学概念与详细研究过程，提及华南研究之外兼顾以山西为主的华北区域史研究。

还想再讲讲这本书与《历史学家的技艺》、《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数次让我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接受对历史事实唯一论的厌恶，回答反复怀疑历史学与自我在其中的意义。

可是我困了。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