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生活中的福柯幽灵
福柯的文字自是晦涩有余，但当我读到讲“大革命前后的两种神话”中的第二种神话时，对它的表达方式竟有种特殊的熟悉感甚至是亲切感。细细探究这种熟悉感的缘起，竟来自小时无意翻看的一些医学老教材。因为祖上从医者甚众，家中收藏有不同年代的医学书籍。幼年的我有翻箱倒柜搜寻一切带字纸质物的癖好，医学专业的内容自是看不懂，倒是医学以外的文字和画面印象深刻，如扉页画有的擎火炬的小人、毛主席语录等。在那些书里读到过的一些产生于极左年代的文字，竟与福柯所述的这个神话的内容惊人的相似：
（刘北成译林译本36页第二段首“另一种神话则是出自一种推至极致的历史反思”开始，到39页第一段末“医学最终将变成应有的样子，即关于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知识”结束是讲这第二种神话的内容，一共五个自然段，以下称自然段1、2、3、4、5。）
第一，在万恶的旧社会里，富人骄奢淫逸浑身花柳，穷人流离失所贫病交加，小资产阶级以孱弱为美，人人都不健康完全是旧制度、坏政府造成的。旧社会里也有医生，但他们不能为人民群众造福，无法发挥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这几乎就是自然段1的红色中国版本。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新政权解放了全体人，才让医学有了发挥作用的舞台。建国后新政权依靠一群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乡村卫生员就迅速控制甚至消灭了种种曾被视为瘟疫的夺命疾病，让它们只留下在关于旧社会的苦痛记忆中的痕迹。新社会的人们，身体素质是健康活泼的，精神气质是昂扬向上的。这就像是自然段2、3的话语复制。
第三，在新社会里，个人的健康不只与私人的幸福相关，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有利，而自然段4论述的正是这一点。在红色年代里，集体劳动就像战斗，日常生活亦是准军事化，人们在“为国家生养和抚育下一代接班人”的激情中维持家庭生活和抚育子女，并时刻准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保家卫国，走上战场……如此种种，与福柯说的“某种平静的感官幸福名正言顺地与整个国家的秩序、军队的活力、人民的繁殖力以及坚韧的劳动进军联系在一起”，竟也有着微妙的同构性。
第四，在这样的新社会里，医生的任务将是规定和保证一种更健康有活力的民众生活方式，并以“增强人民体质”的方式增加国家的战斗力。这与自然段5形神俱似。
讲到这里，便不得不佩服福柯的天才洞见：他剖析这个大革命中的神话，用语似乎有些夸张，但它们却确以同样夸张的形式出现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医学教材里。大革命中关于医学的两种神话，本质上是卢梭关于在理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与回归自然的两种理论在医学领域的折射。卢梭的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本质上具有某种同一性，所以，福柯才会说，关于医学的那两种看似对立的神话本质上表达的是同一种医学体验；所以，导源于卢梭理论的始终隐含在大革命话语中的神话逻辑，当它发展到最成熟的阶段，具有现代极权主义（各种形式的，包括法西斯主义与前共产主义在内，应该说，第三、四点在法西斯主义下表现得更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时，它在医学领域的产物——那些一页文字由大半页毛主席语录加小半页专业内容组成的医学教材，不过就是极权逻辑的一个小小的侧面罢了。
当然，极左年代早就过去了。但是重新审视上面提到的，福柯说过，中国的医学教材中也发挥过的这四层意涵，在今天却未必确是烟消云散了。
那第一点和第二点，在今天改了一个较为温和的版本来对比战乱年代的“东亚病夫”和建国后的种种改善，以颂扬新政权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功绩。当然，这至少道出了大部分的真实，即使在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虽对红色政权多有指摘，对教育与医疗的普及成就却是毫不犹豫地大加肯定的。
可是那第三点却让人感到并不是那么遥远。活生生的例子就是那块每天上学放学路上，有意无意都会瞥到的标语：“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记得刚来清华时，很奇怪清华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我们在操场上跑两圈还是三圈，都会与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有深厚的体育传统是清华的特色，自二十年代马约翰始就如是；清华同时也有深厚的“极左”传统，这却是自五十年代蒋南翔始。这两种传统本是没什么联系的，却通过这个口号，天衣无缝地连接了起来。而且，只要清华的体育传统不灭，这个口号就不改；这个口号不改，“极左”的影子就不散。
而那第四点，似乎已经不是逐渐遥远，而是逐渐切近。在大部分人衣食无忧之后，下一步的追求便是“提高生命质量”。医生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了，因为它已经如福柯所言，成了为人们提供关于“一种更好的生活”的建议与标准的职业：他们穿着白大褂，在电视屏幕上严肃地教导人们，吃什么东西更健康，每天运动多少更合适，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是最理想的，怎样胎教宝宝会更聪明，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如何与一种叫脑黄金的补品有了关系，而脑白金又怎样成了高质量睡眠的守护神……更有种种尝试用最前沿的基因工程来“从根本上改造人类”，让人类变成“一个更好的物种”，而不论这种“更好的人类”还是否具有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性，一个自然造出的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生物物种不可替代的高贵性……
往返公交车上不断看到医生们人人拿着一包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大幅站台广告，当即觉出广告词的牵强：且不论亚洲人吸收奶类中的钙质能力的低下已经是广泛的共识，就算吸收没有问题，一斤奶中包含的几毫克钙，于“强壮”而言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惶论要“强壮一个民族”（这隐含着增加国家竞争力的潜台词）。这类话语从科学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从广告右下角既有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又有“蒙牛”的落款中，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不过是当下中国社会中早就牢固结盟的市场与政治权力，再拉上“科学”或“医学”作为同盟者的产物。
“科学”或“医学”的“入盟”，起到的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权力和政治权力都不具备人人认可的权威，各种意识形态对它们态度分殊。然而，“医学”与“科学”却是一种超越政权与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不断扩大的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在提倡“每天一斤奶”时，都被“科学”与“医学”以“促进人民健康”的形式合法化了。
如今，这类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度膨胀，将无数个体生命带入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控制；而无数人却欢娱地臣服在它的权威之下，幻想着它能给的“一种更健康的生活”，而不是经过检视的，真正值得过的生活。看完福柯后再次审视这些熟悉的话语，我不寒而粟，仿佛听见了福柯的幽灵在黑暗中的笑声。
（刘北成译林译本36页第二段首“另一种神话则是出自一种推至极致的历史反思”开始，到39页第一段末“医学最终将变成应有的样子，即关于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知识”结束是讲这第二种神话的内容，一共五个自然段，以下称自然段1、2、3、4、5。）
第一，在万恶的旧社会里，富人骄奢淫逸浑身花柳，穷人流离失所贫病交加，小资产阶级以孱弱为美，人人都不健康完全是旧制度、坏政府造成的。旧社会里也有医生，但他们不能为人民群众造福，无法发挥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这几乎就是自然段1的红色中国版本。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新政权解放了全体人，才让医学有了发挥作用的舞台。建国后新政权依靠一群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乡村卫生员就迅速控制甚至消灭了种种曾被视为瘟疫的夺命疾病，让它们只留下在关于旧社会的苦痛记忆中的痕迹。新社会的人们，身体素质是健康活泼的，精神气质是昂扬向上的。这就像是自然段2、3的话语复制。
第三，在新社会里，个人的健康不只与私人的幸福相关，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有利，而自然段4论述的正是这一点。在红色年代里，集体劳动就像战斗，日常生活亦是准军事化，人们在“为国家生养和抚育下一代接班人”的激情中维持家庭生活和抚育子女，并时刻准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保家卫国，走上战场……如此种种，与福柯说的“某种平静的感官幸福名正言顺地与整个国家的秩序、军队的活力、人民的繁殖力以及坚韧的劳动进军联系在一起”，竟也有着微妙的同构性。
第四，在这样的新社会里，医生的任务将是规定和保证一种更健康有活力的民众生活方式，并以“增强人民体质”的方式增加国家的战斗力。这与自然段5形神俱似。
讲到这里，便不得不佩服福柯的天才洞见：他剖析这个大革命中的神话，用语似乎有些夸张，但它们却确以同样夸张的形式出现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医学教材里。大革命中关于医学的两种神话，本质上是卢梭关于在理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与回归自然的两种理论在医学领域的折射。卢梭的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本质上具有某种同一性，所以，福柯才会说，关于医学的那两种看似对立的神话本质上表达的是同一种医学体验；所以，导源于卢梭理论的始终隐含在大革命话语中的神话逻辑，当它发展到最成熟的阶段，具有现代极权主义（各种形式的，包括法西斯主义与前共产主义在内，应该说，第三、四点在法西斯主义下表现得更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时，它在医学领域的产物——那些一页文字由大半页毛主席语录加小半页专业内容组成的医学教材，不过就是极权逻辑的一个小小的侧面罢了。
当然，极左年代早就过去了。但是重新审视上面提到的，福柯说过，中国的医学教材中也发挥过的这四层意涵，在今天却未必确是烟消云散了。
那第一点和第二点，在今天改了一个较为温和的版本来对比战乱年代的“东亚病夫”和建国后的种种改善，以颂扬新政权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功绩。当然，这至少道出了大部分的真实，即使在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虽对红色政权多有指摘，对教育与医疗的普及成就却是毫不犹豫地大加肯定的。
可是那第三点却让人感到并不是那么遥远。活生生的例子就是那块每天上学放学路上，有意无意都会瞥到的标语：“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记得刚来清华时，很奇怪清华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我们在操场上跑两圈还是三圈，都会与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有深厚的体育传统是清华的特色，自二十年代马约翰始就如是；清华同时也有深厚的“极左”传统，这却是自五十年代蒋南翔始。这两种传统本是没什么联系的，却通过这个口号，天衣无缝地连接了起来。而且，只要清华的体育传统不灭，这个口号就不改；这个口号不改，“极左”的影子就不散。
而那第四点，似乎已经不是逐渐遥远，而是逐渐切近。在大部分人衣食无忧之后，下一步的追求便是“提高生命质量”。医生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了，因为它已经如福柯所言，成了为人们提供关于“一种更好的生活”的建议与标准的职业：他们穿着白大褂，在电视屏幕上严肃地教导人们，吃什么东西更健康，每天运动多少更合适，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是最理想的，怎样胎教宝宝会更聪明，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如何与一种叫脑黄金的补品有了关系，而脑白金又怎样成了高质量睡眠的守护神……更有种种尝试用最前沿的基因工程来“从根本上改造人类”，让人类变成“一个更好的物种”，而不论这种“更好的人类”还是否具有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性，一个自然造出的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生物物种不可替代的高贵性……
往返公交车上不断看到医生们人人拿着一包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大幅站台广告，当即觉出广告词的牵强：且不论亚洲人吸收奶类中的钙质能力的低下已经是广泛的共识，就算吸收没有问题，一斤奶中包含的几毫克钙，于“强壮”而言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惶论要“强壮一个民族”（这隐含着增加国家竞争力的潜台词）。这类话语从科学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从广告右下角既有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又有“蒙牛”的落款中，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不过是当下中国社会中早就牢固结盟的市场与政治权力，再拉上“科学”或“医学”作为同盟者的产物。
“科学”或“医学”的“入盟”，起到的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权力和政治权力都不具备人人认可的权威，各种意识形态对它们态度分殊。然而，“医学”与“科学”却是一种超越政权与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不断扩大的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在提倡“每天一斤奶”时，都被“科学”与“医学”以“促进人民健康”的形式合法化了。
如今，这类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度膨胀，将无数个体生命带入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控制；而无数人却欢娱地臣服在它的权威之下，幻想着它能给的“一种更健康的生活”，而不是经过检视的，真正值得过的生活。看完福柯后再次审视这些熟悉的话语，我不寒而粟，仿佛听见了福柯的幽灵在黑暗中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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