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膨胀成了一个世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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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宫廷宴会上，女王讲了一个故事，所有宫廷人员都笑了，包括一个聋大臣，这时这个聋大臣站起来，要求得到恩准也讲一个故事，然后他讲了同一个故事。

处在“所有”之中的一个，聋大臣获得恩准而讲出那个故事，他一定是在“所有”之外的，因为他听不到，一个聋人是不可能听到女王当场讲述的故事的，但是他却在“所有”之中，一种整体去除了一个个体的差异，他在同一性中“听到”，而且还笑了。这是发生的第一阶段，他以“同一性”的方式让故事保持了被听见的整体性。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当他恩准讲一个故事，而且讲的是和女王同一个故事，这里就有了困惑的东西：他一定不是在重复，因为他是“所有”之外的一个，是听得见的宫廷人员之外的聋人；他是在回忆中讲述了这个故事？或许在某种巧合里他和女王读到过同一个故事，然后也是巧合中在同一场合讲述了这个故事，当他以回忆的方式恩准讲述一个故事，并不知道是“同一个故事”，在这个意义上，他却是在重复，在和回忆保持同一性的认识中展开了以重复的尝试向前的方向。

但是真正困惑的并不是这种巧合里竟然隐含着重复的可能性，而是：当聋大臣讲述了和女王同一个故事，所有的大臣是不是也都笑了？是不是聋大臣自己也成为“所有”的一员而笑了？一个句号终止了这个故事，克尔凯郭尔没有说明聋大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大家的反应，当然，引用这个故事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也没有说出最后的结局，它似乎就像重复一样，变成了一种和困惑：重复是不是可能？而这种困惑又可以导向关于重复的多重涵义——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是故意的，因为不管结局如何，都会像他名字具有的假名策略一样，变成“不变性、质定性”的讽喻：如果所有人也一起笑了，它只是在重复一种现象上的重复，甚至聋大臣的单一属性也不存在了；如果大家惊愕地看着他并质疑他聋大臣的谎言，同一和差异中的重复就会该他带来无穷的危机。

这种听见或听不见、同一个故事或不同故事、重复可能或者不可能、笑或者不笑的困惑是不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混乱的中介”？是不是在愚蠢之中享受着“崇敬和荣耀”？或者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引用这个故事是想说明认识是一种对回忆的颠覆，还是想要对重复是一种幸福的解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故事的在场中，聋大臣讲述同一个故事，如果说是一种“重复”——尽管是非常浅显而表象的重复——也绝非是对于女王讲述完这个故事的回忆。这是回忆和重复同一与差异的起点，当古希腊人柏拉图把认识看成是回忆的时候，克尔凯霍尔以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的假名对回忆式的认识论进行了某种修正，在他看来，重复和回忆是同样的运动，是认识的正途，只不过两者方向相反，“因为那被回忆的事物所曾是的东西，向后地被重复；相反，真正的重复则向前地被回忆。”回忆是一种对于知识的认识过程，像莱布尼茨所说的“先定的和谐”，一种被神圣创造出来真正存在着的东西就是单子，单子被置定了世界的进程，它们只是作为其中一部分参与其中，回忆也是以如此的方式参与，所以它是一种认识“所曾是”的东西而向后的重复过程。

但是真正的重复却应该是向前的，“重复是我们要去发现的新范畴。”克尔凯郭尔认为重复的辩证法的要义就是“去生活”，被重复的东西曾经存在，否则它无法被重复，也恰恰是“它曾存在”使得重复成为“那新的东西”，“当一个人说生活是一种重复时，他是在说：那曾经存在的存在现在进入存在。”所以回忆是异教的人生思考，重复是现代的人生思考；重复是形而上学之兴趣，也是“形而上学在之上搁浅”的兴趣，“重复是每一种伦理观之中的密码口令，重复对于每一个教理上的问题都是conditio sine qua non（拉丁语：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去生活”的道路上，重复像回忆之爱一样，它没有“希望”的不安，没有“探索”的使人焦虑的冒险性，也没有“回忆”的忧伤，它有的是致福的确实性，所以重复是“一个亲爱的妻子”，是一件磨不破的衣服，是以祝福来满足人的“日常口粮”。

通往幸福的道路上，重复是一种确定，而这种确定需要的一种勇气，“‘去希望’需要青春，‘去回忆’需要青春，但是‘去想要重复’则需要勇气。”勇气之存在便是一个“活动”的过程，所以当一年前的那个年轻人写信给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因为缺少这种活动的勇气，而变成了某种忧郁，变成了对于重复的停滞。年强人在信中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孩，这当然是一种强烈的爱，他因为爱上她而欣喜，或者因为爱上而感觉到了“去生活”的幸福渴望。但是当他反复诵读保罗的那句诗，这种爱在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看来，却变成了一种错误，甚至是一种悲剧——反复诵读也是一种“重复”，只是这种重复完全是在回忆之中完成，它不指向新的生活。诗里的一句话是：“我得到了一种真挚的渴慕，思念你……”得到渴慕从而思念你，这是一种看起来趋向于前的行动，但是年轻人的辩证法却是：思念着女孩，但必须强迫自己以使自己不去整天待在她那里，向前的“思念”在被重复的诗句里，在“必须”的否定中被生生地拉回到了起点，于是，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说：“在最初的一刻，相对于整个爱情事件而言，他就已经成了一个老人。”

他爱着她，仅仅是思念着，思念却又必须阻止自己勇敢地迈出步子，年轻人是忧郁的，这种犹豫也是一种错误，“他站在终结而不是站在初始；而一个这样的错误是并且继续是一个人的毁灭。”因为那个起点已经变成了束缚住他的终点，他甚至只是在不停的回忆中思慕，反向而行之，既没有“那现在的”，也没有“那将来的”，更没有两者为了获得永恒而进行的格斗，它只是“回忆往昔”，在永恒和现在的虚无中返涌。甚至在这样一种“回忆往昔”的单向关系中，那原本被他爱着的女孩应该是他所爱的唯一者，但是在这里也只是思慕的对象，在返涌回到“回忆往昔”的时候，爱也不存在了，“这个年轻的女孩不是他的所爱者，她是那唤醒他身上的诗意品质并且使得他成为诗人的机缘。”一种爱的对象只是一种物，在十四天后，再次见到这个忧郁的年轻人，这种不重复的错误变成了一种诅咒，“他诅咒存在、诅咒他的爱情、诅咒他所爱的女孩。”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当然是这个年轻人故事的观察者，“一个观察者在做自己的工作时，他得将之看成是为更高目的服务的警方卧底；因为观察者的艺术是在于把那隐藏的东西揭示出来。”实际上，在他对年轻人进行观察的时候，有着某种暧昧的成分：“他俊美的外表、他眼神中的灵魂性的表达对于我几乎是一种引诱，一次甩头、一种表达中的皮使得我确信他是一个天性深刻的人，其人格发展的可能性不仅仅只是一种单调的定格，而与此同时，变调中的不确定性暗示了他是处在那种诱惑性的年龄：精神之成熟常常通过‘声音发生突变’宣示出自身，正如肉体的成熟早已做过的那样。”如此真切地关注一个年轻人，甚至“情不自禁地在一些时候几乎是爱慕地偷瞧他”，无疑纯粹要将隐藏的东西“揭露出来”是困难的，因为“观察者”本身也是在场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和年轻人，甚至那个被隐藏的女孩的同一性。克尔凯郭尔在这里，其实有着巨大的隐喻，这个假名的存在者之所以要成为一个虚假的“观察者”，是因为自己可能就陷在关于重复的困境中，他当时就是在思考着关于重复的问题：重复是不是可能，它有着怎样的意义，一样东西是不是通过被重复而赢得或者失去，“你可以去柏林，那里你以前曾去过一次，现在你可以向你自己证明，一种重复是否可能，以及它会意味着什么”，而这样一句话无疑是自己一种“活动”的意向，他真的去柏林了吗？

他去了柏林，正是在一种“活动”意义上，他才会说年轻人犯下的错误，才会把回忆往昔当成是一种永恒的折磨，才会在忧郁中停留在终结处；也正因为自己在同一性中产生了差异性，所以他在分有他的痛苦之后想出了一个让他变“坏”的计划：在一家服装店里找到一个美丽的女孩，让这个“缝纫女”参与进来，在一种反讽中让女孩反过来也同样地愿意放弃这年轻人。这是一种“终止”错误的计划？当以反讽的方式制造“坏”并解构作为爱的对象之物，是不是是另一种错误？“回忆之爱恰恰使一个人不幸。我的年轻朋友不懂得重复，他不相信重复，并且不是竭力地去想要这重复。”这是之后去柏林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得到的解释，他看见了重复的可能，他感觉到了重复的意义，他在重复中建立了获得情欲之爱的体系，但是年轻人没有参与这个计划，当这个计划宣布破产，其实也意味着重复的可能变成了不可能。

这其实就像那个聋大臣，女王讲述的那个故事只是在女王的存在意义上，聋大臣恩准讲述的时候，甚至没有想到会和女王的故事重合，这绝不是一种重复，就像去柏林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和在终结处思慕的年轻诗人一样，不仅没有重复的可能性意义，连讲出一个故事是不是被别人感觉好笑的结局都不存在。实际上，到此为止，克尔凯郭尔只不过阐述了重复的的第一种含义，那就是认识之重复，它在可能性意义上被赋予了通往幸福的使命。但实际上，当生活被真正展开的时候，当理念变成现实的时候，这种重复却变成了不可能，就像聋大臣之存在，他完全被隔绝于“所有”之外，在自在意义上否定了重复的可能性，甚至连回忆也不存在了。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似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去了柏林的皇城剧院，观看了闹剧，这一种观看看上去像极了在年轻人信件面前的观察者，他也认为，自己处于观看的位置是为了找到一种可能性：“在这状态之中没有任何心境在场，但却有着所有心境的可能性。”与闹剧发生关系有着极大的娱乐意义，娱乐意义是为了而让自己得到体验，但是当闹剧在“从总体上”起作用，单个的人的体验其实是一种偶然，“观众作为单个的人完全是听任自身起作用的”，这种偶然体验中的自己是“第二自身”，仿佛是一种分裂，“不过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每一个变异又还是他自己。”那么偶然体验是不是对于总体性的重复？第二自身中是不是有对自己的重复？结果是：去了皇城剧院之后，找不到一个空包厢，而那个女演员也无法找到了，“或者是，即使她在这里，我也无法认出她来，因为她和许多人在一起。”最后，“我忍了半小时，然后我离开剧场，并想着：重复是根本不存在的。”

曾存在而让存在在现在存在？这一种在认识中的重复如何在空空的包厢和找寻不到的演员中成为一种不存在？而且具有反讽的是：重复根本不存在，并且通过“以各种方式重复了这一点”而确证了这一点。重复解构了重复，是因为现实中的偶然解构了总体性，是因为自设的“第二自身”只是一个影子：一个例子是尤斯蒂努斯·科尔纳尔所讲述的一个故事，厌倦了家的男人想要出游到广阔的世界，在骑马了一段路之后，马把他甩了下来，正是这一转折成为了他“决定性的转折”：当他转过身上马的时候，他的目光停留在他将要离开的家，“他看着，并且，看哪！家是那么美好，以至于他马上就返回。”为什么在转折中发现了家的美好？是他一开始就在为重复做准备？另一个例子则是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自己的故事，也是出门，也是转折而返回，当按响门铃，当仆人开门，可怕的一幕发生了，在仆人脸色苍白如死人的情况下，我看见了房间里的一切都被翻动过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仆人以为我要远行，所以在我离开之后开始了大扫除，他想着在我回家时一切就会变得一丝不苟，但是突然转折，不是如那个骑马者那样看见了美好，而是看见了混乱。

但不管是骑马者的转折还是我的回来，都在一种偶然中打破了重复，它在回忆的反方向运行，但是绝不是向前“去生活”的重复，而是重复完全被改变了，不是“去生活”中重复，而是没有重复的“在生活”——重复之不可能，恰好是打开了生活的口子，而再次回到那个年轻人，这种“在生活”的状态也是从终结之处重新开始：“我那年轻的朋友想着：让它过去，并因此相比他‘想要开始那重复’的情形，他要轻松得多。”但是生活之偶然，生活之唯一，生活中重复之不可能是不是意味着随波逐流？是不是“不满足更好”？“继续向前吧，你，生存之戏剧，在这剧中生活就像金钱一样绝不被退还！”在忘却世界并且被忘却地活着时，这样的重复之不可能又出现了问题，年轻朋友的信再次寄来，由此克尔凯郭尔关于重复的主题进入到了第三个层面：精神之重复是可能的。

年轻人的信把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称为“沉默的同知者”，是再一次具有了同一性，也把关于认识之重复的可能性、生活理念之重复的不可能性进行了回顾，“以这样一种方式，您以一种无法描述的力量吸引住了我，而这同样的力量让我不安；以这样的一致方式，我钦佩您，然而有时我还是觉得，好像您是心智失调的。”年轻人躲开了所有人，“我登上一艘去斯德哥尔摩的蒸汽船，跑掉了，躲避开所有人。”年轻人曾经抱怨，曾经厌恶生活，曾经用理智保持沉默，曾经忘掉一切，而最终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不再是无名者，“我的痛楚和苦难是无名的，正如我是无名的”。不是认识之重复里思慕爱人却不敢去生活的那个诗人，也不是生活之重复里“第二自身”，而是无名，无名既去除了那些影子，也去除了对面观察者的存在，去除了同一性，和避开所有人一样，这不是逃避，就像那个聋大臣一样，他需要讲述一个只和他有关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核心词是：约伯，“《约伯记》中的这秘密，这生命力，这神经，这理念就是：哪怕是这一切都发生了，约伯仍然是对的。”年轻人一遍又一遍地读，用不同的文字去抄写，在这样一种重复中看到了坚持自己是对的约伯，“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坚持自己：他由此而见证了高贵的人性的慷慨，这种慷慨明白‘人是什么’：他，尽管如鲜花之生命般脆弱并迅速凋谢，在自由之方向上仍是某种伟大的东西，具有一种意识——甚至上帝都无法从他这里剥夺去这意识，尽管这意识本来是由上帝赋予他的。”灾难和不幸，迷途和死亡都在发生，但不能动摇约伯关于自己是对的理念，甚至这种坚持超越了赋予他理念的上帝，因为上帝是在考验他，所以年轻人从约伯那里体会到了一种重复，坚持自己是对的重复，在考验中不改变自己的重复，“约伯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关于信仰的边界的争论在他身上进行，由激情的各种狂野好斗的力量构成的巨大暴动在这里展现了出来。”考验不是审美的，也不是伦理的，不是宗教的，它是超越的，“将人置于一种与上帝的纯粹个人的对立关系之中，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他无法让自己满足于任何第二手的解释。”

在这里重复之可能甚至必然出现了，“约伯得到了祝福并且双倍地得到一切。这被人称作是一个重复。”约伯被判有错的吗？是的，“因为，他无法达到比那审判了他的法庭更高的法庭”；约伯被判为是对的吗？是的，“通过这样的事实：他在上帝面前被判为是错的。”这种双倍得到一切的重复开启了年轻人关于精神意义之坚定：曾经爱着她是对的吗？是的，因为，“他所承受的东西，是一种错位的忧郁的高尚，除了在一个诗人的脑子里，这高尚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他爱着她是错的吗？是的，因为，“我又重新是我自己。”尤其是当年轻人听说女孩已经结婚，完全从认识之重复和生活之重复中退了出去，而剩下的那个年轻人自己在如约伯一样的双倍得到中回到了自己，“我身上的分裂被消除了；我又得到了统一。”而这便是重复在肯定的认识之重复，否定的生活之重复之后，进入到第三个层次：精神之重复，“在这里，只有精神之重复是可能的，尽管它在现世之中永远也无法像在永恒之中那么完美——永恒中的重复是真正的重复。”

真正的重复到来，那个观察者也好，沉默者也好，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都应该从同一性中退出，都应该和年轻人一样在无名中重新认识自己，于是在那封1843年8月写给“尊敬的某某先生”的信里，他说自己用散文的方式创造了一个诗人，他说普遍之外有各种“例外”存在着，于是在互文关系里，不是他创造了诗人，而是诗人逼迫他出来，“我的人格是一种意识之前提，这一意识必定在那里，正是为了将他逼迫出来，但是我的人格永远无法到达他所要到达的地方，因为，那种他在之中出现的本原状态是第二个环节。”一件散文化的故事，只是一个平凡人的经历，但是当他在诗人的精神意义上获得宗教信仰上的重复力量，“对于他，这事件则膨胀成了一个世界事件。”

世界是一种超越，是一种内在，是一种重复，“不变性、质定性”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终于完成了“实验心理学的一次尝试”，它以克尔凯郭尔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事件中进入到被赦免的重复中：完成《重复》的1843年5月，克尔凯郭尔正在柏林，此时距解除和蕾吉娜的婚约已经过去了近两年，“现在，我的诗人找到了一种合理依据，而这恰恰是通过这样的事实：就在他简直是要消灭他自己的这一瞬间，生活赦免了他。”一种向前，不再回忆中渴慕着谁，也不在生活中发现爱的普遍理念，它只在精神中认为自己是对的：

如我确有信仰的话，我当不与蕾吉娜分开……我与她的关系绝不应被诗性地挥发去，这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她还未成为一个戏剧角色，那么，可能的话，她将成为我的妻子。主啊，那是我唯一的期许啊，但我却不得不放弃她……信仰同样为此世（的幸福）希冀着——但是，要知道，信仰依荒谬之力行事，而非人类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