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六十年代：一段集体狂欢时代的个人记忆
（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受到理想主义的感召或是乌托邦梦想的蛊惑而不顾一切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当他们逐渐成长，告别青春期，走出校园，进入社会，组建家庭，成为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和既得利益阶层之时，他们当中还会不会有人依然把自己当年在穷街陋巷上空燃起硝烟和在广场上振臂高喊激进的口号当成一段丰功伟绩来颂扬？
几乎是一根烟熄灭、一杯咖啡喝完、一首歌唱完的时间，一个时代就匆忙过去了。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凡间里的神话，在过去的时光中被反复提及。那些曾经包含于其中的伟大与渺小、激情与幻想像肥皂泡一样将置身其中的人包围又迅速地破碎掉。一代人，无论是愤怒激烈，还是妥协软弱，一旦两鬓染雪，他们曾经的英勇无畏在新世界中真的没有一点声音了吗？
理想主义也许真的只是一朵昙花？
（二）
郝舫在《伤花怒放》中曾这样写道：“如果说90年代之前的中国，摇滚还只是崔健独立的呼喊，是青年们从《伊甸园之门》出发萌生的向往和想象，如今，它却响彻在每一家舞厅、每一部随身听，探头于每一家电台、电视台和大报小报，甚至成了最大众化的口头禅，成了任何一个时髦青年表明自己不曾落伍的口头招贴。” 郝舫对于《伊甸园之门》的描述曾让很多人浮想联翩。《伊甸园之门》就像是一把能通往摇滚乐神秘之境的秘匙。有了它，就可以叩开远方遥不可及的大门。但事实上，《伊甸园之门》和摇滚乐的关系绝不比我们想象中更丰富。它的副标题说得很清楚——这是一本透视六十美国文化的书。
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看大英帝国的左派学者是怎样评判文化的，那我们对这场运动以文化作为导火索就不会感到丝毫的好奇。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指出，把文化只理解为一批知识与想象的作品是不够的，从本质上讲，文化也是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的这句话恰恰可以看成《伊甸园之门》这本书的一个注脚。整个六十年代是在文化的鼓噪下结出的果实。如果没有战后那些风风火火的文化，六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印象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光鲜。
作为一个跨越了五十年代、并亲历六十年的当事人，作者迪克斯坦以金斯堡作为引子，开始了他对塑造六十年代时代性格特征的文学、音乐的巡礼。这不光是迪克斯坦的个人回忆，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怀揣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们的集体回忆。当讨论狂放的文化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甚至是一种时髦的行为之时，所有这些文化的构建者与追随者就一起组成了蔚为壮观六十年代文化。金斯堡们是牛屄的，但同样牛屄的还有那些年轻的追随者们。他们胜利超越了自身学院教育的藩篱，超越了莎士比亚和贝多芬，把自己的兴趣聚集在约瑟夫·海勒、托马斯·品钦、约翰·厄普代克、库尔特·冯内古特、“垮掉的一代”、鲍勃·迪伦、甲壳虫、滚石身上。
六十年代的文化是众神的狂欢，是集体的欢愉。在这个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迪克斯坦自身扮演的是一个双重角色。一方面，积极入世的心态使他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而同时其正规的美式教育背景也使他在整个六十年代过去之后以一种更冷静客观的观察者的角度给予这段历史给合理的解释，并把整个六十年代带入到了正统的学院研究之中。
在书中，迪克斯坦说：“我们在六十年代获得了许多有益而难忘的教训，其中之一便是切勿轻信标榜客观的姿态。当我们听到至理名言时，我们想知道是谁在讲话。”这几乎是可以成为一段启示录般的话语。打倒而不是支持，一度成为那个时代最有魅力的行为。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当那些深沉的老头如保罗·古德曼和赫伯特·马尔库塞一般，抛出种种富有煽动力的理论后，年轻学生们的热情被迅速点燃了。马尔库塞的重要著作《单向度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本书也因此被喻为“造反教科书”。它的诞生为青年们的战斗实践批上了理论的外衣。但是事隔近四十年后，当我们回头审视那段历史时，我们却依然无从评判青年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当然，这要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之上——要说六十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神话的时代，也是可以的。但这十年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如果说它曾经包含了哪怕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火花的话，那也仅仅是参与者与评论者对它赋予的神话而已。对于整个六十年代，迪克斯坦显然是乐观的，在1989年的文章《六十年代在今天》中，他这样评价六十年代：尽管那十年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属于另一世界——属于一场拖了很久但结局糟糕的闹哄哄的宴会——六十年代仍不失为一个可触及的神话，一串熠熠生辉的回忆，一个所有社会争论开始分道扬镳的转折点，也是广泛地弥漫遍及于我们整个文化中的价值的源泉。某些革命由于延续而失败，六十年代革命却似乎由于失败而得以延续。但《伊甸园之门》本身却是内敛的，它没有成为倚老卖老的怀旧者的回忆录，它甚至不是激情四射的。要我说，它更像是一个历史学家写就的反思书。
（三）
六十年代早已过去，但为什么直到今天，它还依然被反复提及？对于我们这些从没有亲身经历过六十年代的人来说，六十年代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迷人的性解放？是“感恩致死”的LSD？还是泥浆里伍德斯托克？当六十年代超越了时间的范畴，变成这个星球上一段重要的历史后，却始终没有人给六十年代一个准确的描述。
其实整个六十年代更像是一个大party，是一个无数人参与其中的开放的盛会。在这中间，一切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激烈地碰撞，虽然它们之间的界限本身就是模糊的。勒旁在《乌合之众》中详细分析过个人在聚集成群体时的心理变化，指出个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易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而失去自控，进而变得肆无忌惮。很难说在无数次以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运动中，有多少人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参与的。但不管怎么说，一种浪漫主义情调的东西始终横亘在运动中间，正是这种基调，使整个六十年代虽然同样有鲜血的陪衬，但它还是美丽地像一首田园诗。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过去若干年后，依然有无数人对它趋之若骛，对它抱以浪漫想象的原因吧。
（四）
需要警惕的是，六十年代不应该是“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不断地在想象中再度经历青春”的春药。六十年代，既然过去了，就让它彻底过去了。新的时代需要创造新的历史，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精神血脉，而不是那种把愤怒挂在嘴边的外在表现形式。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起摇滚乐，因为摇滚乐一来到中国，就用它天生偏左的面孔给中国的青少年们种下了扭曲的种子。当无数的青年操起乐器在阴暗的房间中和打口带、手淫的卫生纸、元素周期表一起捣鼓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一种青春期积蓄已久的愤怒就如潮水一般涌泻。青春期就是这场洪水的诱因。当我们那些无名的愤怒一旦找到一个恰当的出口，它必然会已惊人的力量冲出去，哪怕这个出口是最终通向异途的。但我们一直搞不清楚这愤怒的真实程度究竟有多大。我们的愤怒是经不起推敲的。
当世界需要你指出对错的时候，你正确的选择将比无端的愤怒更让人尊重。一场运动结束之后，一些人消失了，但也会剩下一部分。革命好比大浪淘沙，而另一些人，即使没有成为激进分子，但也依然“以某种方式对昔日理想保持着真诚。”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想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始终存在，但反抗却不再是单一的形式。世界依然以它固有的方式运转。要改变世界真的很难，要改变自己却异常简单。
理想主义不是要把这个世界改变成一个更合理的样子，而仅仅是要自己不要变成自己曾经所反对过的、所厌恶过的世界的一部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受到理想主义的感召或是乌托邦梦想的蛊惑而不顾一切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当他们逐渐成长，告别青春期，走出校园，进入社会，组建家庭，成为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和既得利益阶层之时，他们当中还会不会有人依然把自己当年在穷街陋巷上空燃起硝烟和在广场上振臂高喊激进的口号当成一段丰功伟绩来颂扬？
几乎是一根烟熄灭、一杯咖啡喝完、一首歌唱完的时间，一个时代就匆忙过去了。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凡间里的神话，在过去的时光中被反复提及。那些曾经包含于其中的伟大与渺小、激情与幻想像肥皂泡一样将置身其中的人包围又迅速地破碎掉。一代人，无论是愤怒激烈，还是妥协软弱，一旦两鬓染雪，他们曾经的英勇无畏在新世界中真的没有一点声音了吗？
理想主义也许真的只是一朵昙花？
（二）
郝舫在《伤花怒放》中曾这样写道：“如果说90年代之前的中国，摇滚还只是崔健独立的呼喊，是青年们从《伊甸园之门》出发萌生的向往和想象，如今，它却响彻在每一家舞厅、每一部随身听，探头于每一家电台、电视台和大报小报，甚至成了最大众化的口头禅，成了任何一个时髦青年表明自己不曾落伍的口头招贴。” 郝舫对于《伊甸园之门》的描述曾让很多人浮想联翩。《伊甸园之门》就像是一把能通往摇滚乐神秘之境的秘匙。有了它，就可以叩开远方遥不可及的大门。但事实上，《伊甸园之门》和摇滚乐的关系绝不比我们想象中更丰富。它的副标题说得很清楚——这是一本透视六十美国文化的书。
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看大英帝国的左派学者是怎样评判文化的，那我们对这场运动以文化作为导火索就不会感到丝毫的好奇。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指出，把文化只理解为一批知识与想象的作品是不够的，从本质上讲，文化也是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的这句话恰恰可以看成《伊甸园之门》这本书的一个注脚。整个六十年代是在文化的鼓噪下结出的果实。如果没有战后那些风风火火的文化，六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印象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光鲜。
作为一个跨越了五十年代、并亲历六十年的当事人，作者迪克斯坦以金斯堡作为引子，开始了他对塑造六十年代时代性格特征的文学、音乐的巡礼。这不光是迪克斯坦的个人回忆，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怀揣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们的集体回忆。当讨论狂放的文化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甚至是一种时髦的行为之时，所有这些文化的构建者与追随者就一起组成了蔚为壮观六十年代文化。金斯堡们是牛屄的，但同样牛屄的还有那些年轻的追随者们。他们胜利超越了自身学院教育的藩篱，超越了莎士比亚和贝多芬，把自己的兴趣聚集在约瑟夫·海勒、托马斯·品钦、约翰·厄普代克、库尔特·冯内古特、“垮掉的一代”、鲍勃·迪伦、甲壳虫、滚石身上。
六十年代的文化是众神的狂欢，是集体的欢愉。在这个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迪克斯坦自身扮演的是一个双重角色。一方面，积极入世的心态使他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而同时其正规的美式教育背景也使他在整个六十年代过去之后以一种更冷静客观的观察者的角度给予这段历史给合理的解释，并把整个六十年代带入到了正统的学院研究之中。
在书中，迪克斯坦说：“我们在六十年代获得了许多有益而难忘的教训，其中之一便是切勿轻信标榜客观的姿态。当我们听到至理名言时，我们想知道是谁在讲话。”这几乎是可以成为一段启示录般的话语。打倒而不是支持，一度成为那个时代最有魅力的行为。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当那些深沉的老头如保罗·古德曼和赫伯特·马尔库塞一般，抛出种种富有煽动力的理论后，年轻学生们的热情被迅速点燃了。马尔库塞的重要著作《单向度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本书也因此被喻为“造反教科书”。它的诞生为青年们的战斗实践批上了理论的外衣。但是事隔近四十年后，当我们回头审视那段历史时，我们却依然无从评判青年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当然，这要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之上——要说六十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神话的时代，也是可以的。但这十年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如果说它曾经包含了哪怕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火花的话，那也仅仅是参与者与评论者对它赋予的神话而已。对于整个六十年代，迪克斯坦显然是乐观的，在1989年的文章《六十年代在今天》中，他这样评价六十年代：尽管那十年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属于另一世界——属于一场拖了很久但结局糟糕的闹哄哄的宴会——六十年代仍不失为一个可触及的神话，一串熠熠生辉的回忆，一个所有社会争论开始分道扬镳的转折点，也是广泛地弥漫遍及于我们整个文化中的价值的源泉。某些革命由于延续而失败，六十年代革命却似乎由于失败而得以延续。但《伊甸园之门》本身却是内敛的，它没有成为倚老卖老的怀旧者的回忆录，它甚至不是激情四射的。要我说，它更像是一个历史学家写就的反思书。
（三）
六十年代早已过去，但为什么直到今天，它还依然被反复提及？对于我们这些从没有亲身经历过六十年代的人来说，六十年代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迷人的性解放？是“感恩致死”的LSD？还是泥浆里伍德斯托克？当六十年代超越了时间的范畴，变成这个星球上一段重要的历史后，却始终没有人给六十年代一个准确的描述。
其实整个六十年代更像是一个大party，是一个无数人参与其中的开放的盛会。在这中间，一切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激烈地碰撞，虽然它们之间的界限本身就是模糊的。勒旁在《乌合之众》中详细分析过个人在聚集成群体时的心理变化，指出个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易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而失去自控，进而变得肆无忌惮。很难说在无数次以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运动中，有多少人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参与的。但不管怎么说，一种浪漫主义情调的东西始终横亘在运动中间，正是这种基调，使整个六十年代虽然同样有鲜血的陪衬，但它还是美丽地像一首田园诗。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过去若干年后，依然有无数人对它趋之若骛，对它抱以浪漫想象的原因吧。
（四）
需要警惕的是，六十年代不应该是“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不断地在想象中再度经历青春”的春药。六十年代，既然过去了，就让它彻底过去了。新的时代需要创造新的历史，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精神血脉，而不是那种把愤怒挂在嘴边的外在表现形式。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起摇滚乐，因为摇滚乐一来到中国，就用它天生偏左的面孔给中国的青少年们种下了扭曲的种子。当无数的青年操起乐器在阴暗的房间中和打口带、手淫的卫生纸、元素周期表一起捣鼓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一种青春期积蓄已久的愤怒就如潮水一般涌泻。青春期就是这场洪水的诱因。当我们那些无名的愤怒一旦找到一个恰当的出口，它必然会已惊人的力量冲出去，哪怕这个出口是最终通向异途的。但我们一直搞不清楚这愤怒的真实程度究竟有多大。我们的愤怒是经不起推敲的。
当世界需要你指出对错的时候，你正确的选择将比无端的愤怒更让人尊重。一场运动结束之后，一些人消失了，但也会剩下一部分。革命好比大浪淘沙，而另一些人，即使没有成为激进分子，但也依然“以某种方式对昔日理想保持着真诚。”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想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始终存在，但反抗却不再是单一的形式。世界依然以它固有的方式运转。要改变世界真的很难，要改变自己却异常简单。
理想主义不是要把这个世界改变成一个更合理的样子，而仅仅是要自己不要变成自己曾经所反对过的、所厌恶过的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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