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历史观》笔记

认识论的讨论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进行：一是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世纪之交的韦伯和齐美尔；二是狄尔泰，在一战后深刻影响了这一认识论的论证，慎重对待他的主要是文学史和艺术史家。新康德主义和德尔泰双方都具有康德式的关切：要在意识中发现使得科学、眼下的历史科学成为可能的基础。

狄尔泰一方面企图为历史和文化研究提供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所有知识都彻头彻尾是主观性的。他认为之所以历史学派没能阻止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继续运用于社会研究，是因为缺乏一个哲学基础（知识论），它忽视了抽象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联。狄尔泰认为一切科学都有赖于经验，不过经验不是被动的，我们只有通过呈现于我们内在经验的意识的事实才拥有如其所是的实在。精神科学的任务是要分析这些意识素材，它必须考虑到，所有的思想、个人的行动和制度都是整体和过程的部分（关联性，Zusammenhang），并且只有在它们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研究精神科学需要将心理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结合。狄尔泰取消了哲学问题的先验性质，只有通过“我们存在的整体往前推进的发展史”的发生学才能得到解答。

狄尔泰阐明“精神科学认识论基础”的努力，实质上就是一种“历史理性批判”，反映了他关于人和社会的客观知识乃是可能的这一信念。然而他似乎使得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成了疑问，并把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化约成了主观主义，因为狄尔泰的认识论否定了主客体的分离，把思想化约成并非理性过程的一种表现。自然科学家面对的是所研究客体的现象或表象（Vorstellungen），而历史学家的对象是被经验的客体，即他意识的素材或事实。狄尔泰乐观地评论说个别科学方法正在逐步解决社会学、精神哲学或历史学所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却认为，”我们用来表达历史意义的每一个表白，都不过是对我们扰攘不安内心生活的一个反映”。在精神科学中理解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生命在体制中客体化了它的自身。

对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狄尔泰做出如下解释：我们不能通过理性来理解客观精神，而是得返回到在各个共同体中有其连续性的生命单位的结构关系的系统之中。我们不能将客观精神嵌入一个观念系统，而是必须到历史中寻找其实在性的基础。狄尔泰认为，所有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都是精神的产物，作为精神活动，要想被人们理解，就只有通过某种主观的领会行动、通过“体验、表达和理解”（Erleben，Ausdruck and Verstehen）。不管怎么说，社会体制所具有的精神性，和理解所具有的主观性都不会损害体制的客观性、历史的真正的客观的融贯性，以及文化科学中客观知识的可能性。对于狄尔泰，历史是一个真实的进程，它不是主观心灵的构造。

精神科学可以将历史结构视作某种给定之物，视作整合的系统加以描述，它们可以表明支配这些结构的基本价值或世界观（WeltSchauungen），并且可以将不同文化系统或时代的各类世界观进行比较和分类。世界观不是思想的产物，并不是起源于纯然认知的意志，而是源于我们的生命行动、生命体验和全部心理结构。哲学体系是在历史条件的限定下出现的，并且因此就是虚幻的和主观的，狄尔泰认为这些哲学是“生命的鲜活性的各个层面的表征”，哲学体系之间的明显矛盾冲突来自于“生命的鲜活性所具有的多层面性”。

“历史科学的可能性的首要前提就在于，我自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那探寻历史与创造历史的乃是同一个人。”使得人对于世界和人们彼此之间的理解成为可能，并不是像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加入了先验理性，而是因为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和历史的一部分。（对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来说，使自然科学规律得以实现的并不是客观自然符合规律的性质，而是调节我们观念形成的人类心灵的天赋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