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时期的成都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列强瓜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清朝政府丧失独立主权，1900年国内又发生义和团武装暴动，迫使清朝政府采取新的政治军事措施。《新政之后》中的成都，正处是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动乱的时代，书中以警察机构的变迁为线索，展示了乱世成都的社会形态，又影射了动荡飘摇的中国。

作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司昆仑，是研究是巴金、李劼人的专家，专研于四川近代史，著有《巴金家中的历史》等。《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以警察的演变为切入点，揭露了动乱中成都文明的进程，是清朝新政之后的一个缩影。

从内容上动乱中的成都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清朝末期，清政府采取新政，一方面宣称变通政治，预备立宪，欺骗民众，另一方面却是加强专政，镇压人民革命，警察机构蕴育产生。以周善培、岑春煊为代表开办警察组织，构建新体制，实施城市管理改革。第二个时期保路运动的发生，改变了成都政治改革的进程，清朝统治结束，省内的多次战争，使得警察的衰败。这一时期的成功，极其动荡，社会民间组织炮哥和五老七贤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时期，军阀统治时期，代表人物杨森、于渊。杨森加强了城市建设，修建公园，建设道路，但处在乱世，一些设想是不能当时社会需要的，反而更加伤害人民。于渊1934年作为成都警察的总负责人，全面整顿成都警察，重新建立警察培训学校，将警察局更名为公安局。在写作风格上，个人认为多以人物作为线索，串联整个历史事件，逐渐推进成都的城市文明的演变。

《新政之后》，以成都区域的变化影射中国社会的动荡，以周善培主角，看到一位既有新思想，又带有儒家思想，敢于奋斗的改革者。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为成都管理改革的决心和希望，他早年与维新运动相接触，赴日本留学，考察军事、警察、教育、实业等。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入川署理总督，周善培协助他开办警察。1905-1912年新政改革令成都发生明显变化，周善培等人推进文明发展，在五个方面做出的成绩：“四昌”“一察”。为“娼妓”们建立了发执照的红灯区；为乞丐们建的乞丐工厂；一所新戏院，供经过“改良”的川剧在那里“唱”戏；以及成都第一处商业场，以鼓励地方企业的发展，叫作“劝业场”。那一“察”就是警察。但这些改革，对于当时的人们并不是完全接受，有些人甚至更加嫉恨，周善培在任一年就被护理总督赵尔丰削去警权。

1904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周善培成为修建川汉铁路的拥护者，这也为后来的保路运动埋下了隐患，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出资最多的四川人很不满，引发了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初期，周善培立场还是在保路同志会一方，但赵尔丰开枪打民众，激起民愤，官民双方再没有退路，周善培被夹在中间，从一个新政功臣的人，转为了民众的仇敌，更是成为晚晴政权的靶子和殉葬品。

书中不能忽略的人物是赵尔巽，在任四川总督期间，为四川近代经济做出了贡献。他建立了矿务总公司，抵抗着外国列强的权力，保卫国家利益；成立成都商务总会，规范了商业的正规公平的发展；开展的禁烟运动，提高了人们的体质；组织川江轮船公司，筹办电话事业，防止了列强的垄断，开创新的通讯事业；修建铁路，为近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末期，乱世的成都，有两股民间力量，一个是袍哥（哥老会），与青帮、洪门并称为当时中国三大民间帮会组织，在四川百年，人数众多，在保路运动中做出重要贡献。另一个是五老七贤，他们与袍哥不同，是一批知识分子，承接着新旧文化的过渡，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他们被人民和后来的民国政府而尊重。

《新政之后》的成都，是近代中国文明进程的一个缩影，经历了清朝的覆灭，动乱时期的过渡，逐渐走向成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