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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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说明中国为什么一定坚持多民族国家的构造形式,反言之,就是想要探讨多民族国家构造为什么对于中国具有如此大的魅力。【1】在他看来, “中国传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最高目标,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政权之下的‘多民族性’,而领土并不能代表第一义的价值。”【2】仅从民族问题的现状中无论如何都无法看清民族问题的实质,不能囿于近代国家框架思考。【2-3】因此,应当回溯历史把握。【3】王柯把历史上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概括为:近代以前的中国王朝追求天下国家,进入近代以后的中国政权追求民族国家,近代以后的国内社会现实和国际政治又迫使中国各个政权在建设民族国家与天下国家的理念之间摇摆,他探讨的主要是前两点。【318】
(一)三重的天下
王柯认为,因为中国早期的国家思想是“天下思想”,所以中国从初期国家时代就开始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319】从“天”的思想出发,产生“天下”的思想,最后再衍生出“天子”的想,是先秦时代“天下思想”形成的三部曲。【12】他提出三重天下并视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其中关涉的文明论的华夷观则构成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
(1)地理上分为“九州”与“九州之外、四海之内”,主要涉及“天下”的外延。二者虽然都被称为天下,但内容上不同。“四海之内”是按照正统王朝的政治思想理解出来的,或者说理想化、理论化的“天下”,“九州”则是王超的政治权力实际达到(如西周初)或应该达到而事实上没有达到(如春秋战国时代)的领域,即现实中的天下。
(2)方位上分为“中国”与“四夷”,民族层次上分为“华夏”与“蛮夷狄戎”,这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起源。四夷被看作天下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且多重型天下体系为蛮夷狄戎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中原化、华夏化),这是因为天下思想以天为依据,天之德亦适用于四夷;[1]民族集团以政治和文化为标准而非血缘作为标准,这与内外服区分有关。华夷并非民族歧视,是文明共同体,中国与四夷的关系属于礼的范畴,强调德治。
(3)内服和外服。五服制(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并未真正成为一种正式的政治制度或者说是一种从未被实现过的政治制度,被王朝清楚意识到并制度化的是内服与外服的区分,其诞生说明区分标准由血缘亲疏蜕变为政治关系的象征。从形式上说,它结合方位要素同时成为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天下秩序是一种阶级秩序;实际上说,促使了王朝直辖地域和诸侯国地域之间文化的统一,由此推动了王朝统治领域内统一民族的形成。【7-68】
(二)历史中国的天下实践
1. 秦汉。秦汉开始建立中华帝国的天下体制,具有三重构造,即“汉人”的地域、中国领域内位于周边地域的由异民族集团实行自治的“内属国”、位于中国之外的“外臣国”。而在北方起到内化区分作用的则是万里长城。尽管对夷狄的歧视意识不断加深,但它们也是组成中华帝国天下秩序一部分的意识也越来越明确,这与制度化后的儒家有关。【97-98】这种多重型结构的采用,以及周边各民族集团权利和义务的被赋予,使得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能够吸收诸多民族集团并保持社会稳定。【323】
2. 五胡十六国。胡人政权都认为并强调自己是正统的中华王朝,接受了中华王朝的政治制度,并积极起用汉人士族建设政权。尽管各政权一定程度上都有过民族意识,一部分还实行过胡汉分治,但薄弱的民族意识并未引起隔阂,胡汉分治也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民族压迫制度,而是为了适应各种社会现状采取的不同统治方式。【108-9】他们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民族集团主动汉化的政策。【118】在胡人政权的统治下,以“德”统一天下的中华文化精髓得到全面阐释和广泛实践,中华在地理上也得到了扩大,乱华说不过是偏见。【124】
3. 唐辽元。唐施行羁縻府州制度,又采取和亲政策,中国本位处理归顺夷狄的方式,或以夷制夷的策略,唐王朝从未将异民族集团看成中国的一部分;【135,137-8】辽代建立南北面官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施行四季捺铎与五京并存的二元政治。【140-1】儒学化,淡化了异民族意识而促进了契丹民族集团的汉化。【146】元代,坚持独立民族意识,政治文化制度的民族二元性。【156】区分多重型帝国构造/天下体制和多元型帝国构造/天下体制,汉人统治者将统治地域分为多重进行统治,非汉民族统治者则分为多元统治。【159】
4. 元明清。土司制度,连续性在于传统“以夷制夷”思想之上,又受唐宋羁縻府州制度影响;非连续性在于在尚未渗透中华文化的地区确立起国家主权,相较于羁縻州府制度也体现出一种“以夷变夷”的趋势。【171】又考察了对维吾尔社会的统治体系,严格禁止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进行交流,防止维吾尔人接受中华文化影响,制度上施行藩部体制(而非谋求全国的同一化),采取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以牵制内地的汉人社会,但又无法完全信任。【198,201-3,216】比较重要的措施有驻在大臣监视伯克和彻底的政教分离。【204】但伯克制带来阶级对立并引发“圣战”,【207】也妨碍了维吾尔人形成中国国家意识和中国人意识。【214】
(三)从天下到民族国家
1. 新疆建省。王柯把新疆建省看作中国建设近代国家进程的第一步,在中国近代国家建设进程上具有开启性意义。这是清王朝开始放弃藩部制度因此也是放弃自身民族政权性质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开始放弃间接统治而对周边民族所在地区实行直接统治的开始,这意味着放弃追求天下国家形式和传统帝国思想,致力于确立主权领域范围——确定领土和确认国民——建设国族的问题。新疆建省与革命运动完全对立,因为孙的民族革命在于推翻中国内部的清王朝政权,新疆建省的动力来自保卫边疆以对抗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对主权领土的侵略,因此出现在新疆建省视野中的近代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形式。【250-1】
2. 构筑中华民族国家。考察孙为首的革命家们的民族主义意识,认为孙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肩负恢复汉民族统治民族地位的民族革命和埋葬封建王朝体制的社会革命的两重使命,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始终集中于“国家”:无论是辛亥革命前的小中华民族思想抑或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大中华民族思想,都是在致力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国家”。近代西方的民族感作为中国国家的组织原理被引进并得到实践,传统“天下思想”不分夷狄华夏转变为近代民族主义以民族划分你我(一开放一收敛)。但孙等人自始至终并未放弃对一个血同源、人同种、文化同质的“中华民族”的追求。这种将民族、国家与血缘、种族、文化等列的“国族”思想,明显受到天下思想影响,王道与民族形成关系的解释肯定了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大中华民族设想也借此明确了民族同化的方向。但由更模糊了汉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性质,建设中华民族国家之“国族”的口号,在周边民族集团并未产生太大反响。【287-9】
3. 中共民族政策。先主张实行“民族自决”,然后转为提倡实行“民族自治”,并在取得政权后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象基本政治制度。【290】1922-1937年,民族自决。《二大宣言》和《二大决议案》虽提“自治”实质是“自决”,【292-3】允许少数民族独立,希望少数民族和汉族建立中华联邦制国家。这主要与共产国际影响有关,再有就是它是无产阶级政党认为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和国家利益。【294-5】1937-1945年,民族自决论质变。帝国主义侵略背景下,民族自决有被利用进行分裂和侵略的危险;中共也意识到想要发展,必须明确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性质。因此,实质上完全否定了少数民族集团脱离中国的民族独立,注意维护领土完整和反对民族分裂,【303-4,316】不过一直没有正式否定民族自决权,以期获得少数民族支持。【307-8】1946-1949年,否定联邦制,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执政党,要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同时担负起制度上保障国家不被分裂的责任。【316-7】
[1] 王柯补充道: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与其说是“中国人”的努力,不如说是“多民族”,甚至是“异民族”集团的创造。【320】儒学思想中的“天子唯德”思想,使异民族集团可以认同汉民族集团出身的统治者,又使韩民族集团可以认同异民族集团出身的统治者,从而保障了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的连续性。【321】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式之所以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不断发展,就是因为它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文化主义的倾向。【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