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史证文”到“以文证史”——近年来国内引进出版的成都研究论著简述

在国内的城市史研究领域，上海研究作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显学”，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头把交椅”。而在上海研究之后，谁将占据国内城市史研究第二名的位置，一直是一个热议不休的话题。近年来，伴随着王笛、司昆仑等学者的论著陆续被引入国内出版，成都研究便成为国内城市史研究当中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值得引起重视。2019年6月和2020年4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先后引进出版了司昆仑的两部成都研究论著——《巴金<家>中的历史》和《新政之后》，加之《袍哥》《茶馆》《消失的古城》等王笛的成都研究论著早已在国内学术界和读书界引发热议，探究成都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内容取向上的诸多特点，对于关注城市史研究的读者和学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司昆仑的两部作品，均聚焦于近代成都的社会生活状况，其中《巴金<家>中的历史》关注的是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而《新政之后》考察的时段范围则更长一些，从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这两部作品刚好形成相互对照的关系，前者堪称是“以史证文”，而后者则可视为“以文证史”，这两部作品的具体研究实践，给如何利用文学作品开展历史研究，提供了足够多的参考。

先说《巴金<家>中的历史》。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本书的研究，基于巴金先生的名著《家》来展开。具体而言，就是以巴金名著“激流三部曲”（特别是第一部《家》）里描述的20世纪早期的成都城市面貌为线索，在大量史料考据的基础上，还原巴金的文学描述背后，当时的成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真实生态与发展变迁，并在与巴金的作品内容对比的基础上，指出巴金名著当中对于成都社会的艺术化加工和阐释存在的不足。换言之，巴金的小说《家》，为司昆仑这本书提供的，是一个“议程设置”的功能；本书正是以《家》当中展现的成都城市风貌为框架，对照档案、回忆录、文史资料等一手史料，为读者展现《家》当中文学化的成都，与1920年代现实意义上的成都的异同；即书中的史料组织与考证，正是以映证文学作品《家》当中的记述作为线索和宗旨，这也就是所谓“以史证文”。

而相较之下，《新政之后》里的研究和记述，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尽管是一部城市社会史研究论著，作者非常重视表达的叙事化和可读性，因而也赋予了本书的学术论述以显著意义上的文学性。在具体内容组织上，本书注重以人物为中心，以核心人物的言行还原，串接起城市社会的生态变化；晚清新政时期倡导成都城市改革的儒家治国论者——周善培，和1920年代在成都大肆推行市政改革的军阀杨森，在本书当中，都列有专门的章节，予以详细论述。而在史料运用上，在档案、日记、回忆录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史史料之外，本书大量运用纪实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作为史料，这其中就以四川作家李劼人先生的小说和随笔作为代表。无论是写法中对于叙事化的文学性的强调，还是大量征引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论述的做法，或许都可以用“以文证史”来概括。

无论是《巴金<家>中的历史》里的“以史证文”，还是《新政之后》里的“以文证史”，牵涉到的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文学作品为何能够作为史料，以及文学作品如何作为史料。以在上述两部论著中，都有广泛征引的李劼人先生的作品为例，李劼人关于成都历史文化的随笔曾多次结集出版（笔者手头拥有的，是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李劼人说成都》一书），其关于成都的文字，虽然定位于文学类的作品，但无论是选题，还是论述和观察视角，都极具城市史而非简单的传统地方志层面的意义。在《李劼人说成都》一书中，李劼人对于成都城市演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社会生活与城市规划等，都有详细而生动的考证与记录。正基于此，包括司昆仑、王笛在内的当代成都研究的学者，，都会将本书里的相关文字，作为重要史料参考征引。

当然，既然是文学作品，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虚构、夸大和艺术化加工的痕迹，要想真正成为信史记述的一部分，就必须跟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其他史料（这些史料其实同样可能存在因虚构、记忆模糊等带来的失真，因此同样需要进行多种史料的对照分析），进行进一步的相互对比和考证，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以王笛先生的成都研究名著《袍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为例，王笛总结了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五种关于袍哥的史料文献，即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王笛在书中所做的，就是拿民国时期燕京大学女学生沈宝媛的社会学调查报告，跟档案、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这其他四种文献进行对比考证，在结合作者个人成都生活经历和想象力的基础上，给出最接近于历史真相的论述与解释。后四种文献里的代表包括著名小说《死水微澜》，袍哥的经典手册《海底》，关于民国时期成都社会生态的相关散文、档案和文史资料等等。在对待每一种材料时，王笛都秉承其“既是历史记录，也是需要分析的文本”的态度，不轻信材料，通过材料之间的对比、材料与个人生活经验的对比，以及材料基础之上的合理想象等方法，深入考证分析。这样的史料运用方法与研究路径，非常值得相关学人借鉴和参考。

正如司昆仑在《新政之后》一书末尾所总结的那样，跟上海研究相比，成都研究在选题和论述内容上呈现出来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这两座城市的特点和气质决定的。作为一座内陆城市，成都在三个方面跟上海气质迥异：一是没有大规模外国人管理和居住区的存在（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连玲玲的《打造消费天堂》等论著，很大程度上，都因租界带来的现代性而生）；二是没有因工业化和与之相对应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城市人群的多元化与城市生活空间的极度逼仄（裴宜理的《上海罢工》，对应上海的工业化；卢汉超的《霓虹灯外》，对应上海人口极度增长带来的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质量底下）；三是跟中心文化的距离较远（上海文学、出版、电影研究方面的大量论著，都跟这种文化中心城市地位带来的文化原创性与辐射力直接相关）。这也就是现今面世的成都研究佳作，基本上都以城市社会生活题材居多的原因所在。

而改革开放以来，作为西南区域中心城市，成都在城市文化的原创性与辐射力方面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星星》诗刊、诗人翟永明和她的白夜酒吧，还是知名原创音乐演出基地——小酒馆，以及声音玩具、阿修罗等具备全国范围影响力的独立音乐乐队，都是当代成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期待成都研究在保持城市社会生活研究的水准与产出的同时，也尽早诞生关于当代成都城市文化研究的佳作。

就此搁笔。

2020年5月5日下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20年6月28日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公号刊发，经版权方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