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否定性”的“人”、“现代”、“潜能”和“国家”

——对蒋晖《〈沉沦〉里的四次“偷听”与五四主体性问题》的一种释读

一、 如何理解“偷听”？“偷听”与“否定”的现代自我学

蒋晖老师对《沉沦》中的孤独者“偷听”动作的关注，是从一个疑问开始的。“偷听”在小说中，虽然出现了四次，但它似乎仍然显得不真实，好像并不是一个真正发生过的叙事动作，仿佛出现在小说文本的另一个时空里，又不断向小说的字面文本伸出一只无形的、干扰的手来。“小说中的孤独者是否真的在偷听？偷听的是真实的声音，还是被动地在偷听，得到的不过是自我的幻觉？是自我打在墙壁上的回音还是外界的穿墙而过的真实？”这样的疑问建立在对现代自我某种困境的识别和确认上：“是什么无形的东西在剥夺这个孤独者的‘自由’，使他只能生存于绝地？”“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无法享受他的自由权利的人，一个在始源处就被逼得离群索居的人，一个只能放弃外在生活而专注于内心生活的人。因为有‘一道屏障’把他和社会分开，也使他自己不能成为完整的人。”小说似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判断，即“偷听”是一种绝对的现代行为，它因失去其作为一个“事件”的具体时空性，而对敞开着的现实和历史不造成任何影响，它在一种“游戏”的机制上“制造出关于主体在场的幻觉”，而结果却是，“主体永远不能真正进入（现实的、历史的）现场”。作为小说最核心的叙事动作，“偷听”似乎并没有对现代的孤独者构成真正的拯救，因为“偷听不但不产生事件性，反而取消已有的事件性，它总是使行动越发困难。”小说中的孤独者不断地在“偷听—自责—逃遁—健忘—继续偷听”的循环往复中重构着徒劳的努力，试图在“偷听”所建构的“超越”真实性状况的短暂时空里，以一种主体幻觉的方式将“真实的矛盾处理掉”，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一个没有出路的闭环。在小说的运行机理上，“偷听”牵连着一种五四时期正在形成的主体的“深度模式”，形成了一股不断将在内外边界上挣扎、游离、左右瞻顾和晃荡不定的现代主体，拉入某种绝望和深渊的力量，因为“只有通过偷听，表面的现实才能被避开，去遭遇更深层的现实”，而这“更深层的现实”，乃是“成熟的现代主体”才能发现的“内面的风景”，在“偷听”的层面上，“看向（或听向）深渊而不是现实才体现了看（或听）的一切深意”。

在蒋晖老师看来，“偷听”不仅是现代主体的一个特殊姿态，一个排除集体经验以获取自我绝对性的行为，一个无事件性的事件，更是小说文本的深层意识形态，是小说形式的内在模式，牵连着一类现代主体的政治无意识（自我的不断否定机制）。此种政治无意识所牵连的政治性，并非是一个向外、向集体和他人敞开的或诉诸公民政治（自由主义），或诉诸主权国家（可能通向革命）治理的制度性的政治性，而是一种将民族国家话语或近代主权国家话语可能出现和向外部历史延展的潜能向内回溯到“内面的人”之自我绝对性的无意识状态，从而勾连起五四时期“个人的兴起”之新哲学得以生成的那种主体生发机制：经过曲折的叙事环绕和叙事动作的反复，“偷听”最终抵达了那个完全剔除掉外部内容和历史剩余物的空空的自我结构，而回溯到一种封闭的、独在的、纯形式的主体状态，在这种现代的内在结构和状态里，没有具体的生活、他人、世界和彼此关联的历史内容物，外部的声音（具体的日本人的日常动作、神态和对话，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我”对一个抽象而强大的近代主权国家的询唤）最终被敏感的现代主体（孤独者）全身加以吸纳并全部加以内化为需要反抗和否定的对象，在此时，作为一种外部话语的日本人对支那人可能存在的歧视，和对作为“中国人”一个结构性的情感指涉（或作为某种具有历史潜能的、尚未到来的政治有机体）的“祖国”的呼唤，都被这个一直在否定着的主体加以否定（文本上看上去是在询唤一个强大的情感性的“祖国”，但实际上是孤独者一直在否定这个“祖国”）。通过剔除掉孤独者身上全部的具体的历史重负和责任承担，孤独者最终以一种绝对否定性的方式，顽强地在“虚无”的层面上重新接纳了可能的历史重负和责任，这种历史加诸于现代主体的“确认责任”的方式是一个不断通过否定真实的境况和历史内容物的绝对运动向内挖掘和完成的，“虚无”恰恰是在“现代”的意义上对一个现代自我提出的最终的历史责任，“否定”是现代自我得以进入历史的绝对方式，“否定”的姿态本身即是“现代”，是“现代”本身的自反结构，是“现代”的一张脸（或许是“现代”的诸种面孔中最重要的一张面孔、根本性的面孔），它抽离了作为“事件”的时空具体性，而把“否定”的动作本身确立为一个非时空的绝对事件，因而《沉沦》中的孤独者通过“否定”一切（既否定日本也否定中国，既否定他人也否定自己）来确认了那个现代的绝对自我，并且最终在一个“现代”的极期上，通过将自我推向绝境，通过自我的绝对行为“自杀”和“死”，来确认这个现代自我的绝对意志和绝对自由。在蒋晖老师看来，绝对的自由是通过绝对的否定性来实现的，在否定性的极期，只有历史的毁灭，而毁灭，或许是“现代”的极境和某种诉诸“内面”的“现代”最终遭遇的历史结果，毁灭本身即是最大和最深刻的现代的政治性。

二、 “自然”的功能和意味：作为“过渡”的“自然”话语

郁达夫的《沉沦》在五四新文学的肇发期即贡献出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早的风景描写，可以说具有某种中国现代文学“风景的发生学”意义。在《沉沦》中，对“自然”的书写和指涉主要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自然”作为一个与生活世界相对立的、似乎可以超越于苦闷的日常生活状态的一个提引性精神空间，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提供忧郁的抒情主人公从具体的现实矛盾中“逃离”的可能性；一种是诉诸某种“借来的深度和意义”，风景成为现代主体内心意识的客观对应物，从“风景”的徐徐展开中可以一窥现代主体幽微的、有纵深感的心灵深度，通联于那个内面的、绝对的、独在的现代之“我”的生成。

对于前一种功能，小说并未真正将“自然”置于可以给在某种内心深度模式中行动的主人公提供救拔的位置，而是在那个犹豫和延宕的现代主体每当希图通过移情“自然”而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把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处理掉时，便在自然中引入具体的肉身形象和爱欲动作，来把抒情主人公的某种超越性的“逃离”和遐想拉回到具体的现实时空中，这个现实时空由具体的人的身体、人事关系、性别、国族和阶级的潜文本共同构成，往往使小说中的孤独者再次陷入内心多重的扰乱状态。蒋晖老师非常具有洞见地识别出“自然”在《沉沦》里只是一个替代性的幻象，看上去主人公通过“自然”而达致了某种心灵汇合和容纳于外物的“和平之境”，而实际上自然只能在抽象的层面上暂时地带给现代的抒情主体某种“不真实的矛盾的消解”，“当把具体的事物置换为抽象的观念的时候，具体事物的矛盾性就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存在了。孤独者就是沿着这条逻辑在处理他和生活的矛盾的。”蒋晖老师看到孤独者行动的逻辑在于其“生命的轨迹是沿着一条抽象的路线在行动”，“而抽象化才是‘逃离’的真正的含义：他不是逃离了生活，而是学习在抽象的层面上把真实的矛盾处理掉”。一旦“超越”和“抽象”遭遇混乱的“现实”，孤独者便只能从“自然”中后撤，而卷入“偷听”这一将“抽象现实化”的动作和机制，以在具体的现实时空中替代“自然”可能的功能。但事实上，“偷听”既可能成为一个在具体的社会现实和抽象的自然的夹缝之间给孤独者提供某种暂时性安抚（灵肉合一）的“瞬间”，也可能是毁灭这一超越性时刻的“瞬间”，在“偷听”中，多种话语交织、冲突在一起，能够通向灵肉和谐的“自然”话语与身体躁动的欲望话语、种族话语、性别话语、阶级话语、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话语，共同对这个在行动上滞缓下来的现代主体进行撕扯和争夺，构成一个充满张力和辩难性的、复调的话语空间。

对于“自然”的第二种文本功能，已经是现代文学风景理论的老生常谈。郁达夫通过小说中的孤独者之眼描绘和展布的自然风光，是非常西化的、诉诸“内面”之发现的、现代的忧郁风景，导源于小说主人公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思想资源以及自然派作品的吸收：华兹华斯、海涅、爱默生、梭罗、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米勒。超越性的风景乃具有深度的、孤独的现代主体内心意识的向外投射，那种试图通过将自我抛掷于辽阔大自然的深层动机，是希望与具体的社会现实、人事纠葛和诸种现实话语中交缠的权力关系拉开界线，以回溯到一个孤独自我的内闭结构。在行为动机的根源，孤独者向外的观看恰恰是为了向内的回收，其通过风景的观看而真正“发现”的，亦恰恰是那个现代的绝对个人概念，通联于一个孤绝的现代主体的生成。

也恰恰是在“自然”最终通联于一个孤绝的现代主体之生成的功能和意义上，“自然”的话语与“现代”的“我”的话语，以及与小说结尾那个呼之欲出的情感性乃至肉身性的“祖国”之间，在话语的内在逻辑上形成了一条层递的通道：“现代”的“我”的话语所仰赖的那种内收和回溯的机制，与“现代”的“我”在“自然”可能提供的某种积极的提引性和超越性层面上的失败，与由“我”的诸种失败交织积累而最终发出的、对一个否定性国家形态的询唤，在“我—自然—国家”的结构性转喻的逻辑链条上，共享了那个作为根源的否定性动机。也就是说，在小说中，“自然”是作为“现代”的绝对自我与某种否定性国家形态生成的潜在模式之间的过渡场域而出场的，而“否定性”的文本运动本身，乃《沉沦》的小说叙事机理中潜藏最深的意识形态。

三、“民族国家”与“主权国家”与“现代”的“我”：是“祖国”，还是“祖国”的毁灭？

蒋晖老师这篇论文最深刻的洞见之处，是识别出了《沉沦》中那个汇集和杂糅了“民族主义、（尼采式）超人和感伤者话语”，以及作为个人生命的极端动势的“死亡”的“混乱”的结尾。事实上，整篇小说里作为孤独者和“零余者”的主人公，他的个人性的感伤话语，他的欲望话语的深度模式和潜意识层面，总是与基于“种族差异”的“国族话语”牵连在一起的。“种族差异一直是作为隐藏在欲望背后的一个深层政治密码而始终被主人公意识着的”，而这种“种族话语”，在小说的结尾，以一种急速推进的方式直白地袒露了出来，让读者觉得直呼“祖国”的引出，似乎仍然缺少叙事链条上更多逻辑上生动有机细节的补充，并且国族话语与欲望的话语与死亡的话语之间的诸种交缠，它们之间的关联似乎仍旧漫漶不清，而是一股脑儿随着叙事速度的加快而全部塞给读者，多少让人感到突兀和缺少防备（茅盾评论《沉沦》结尾有“江湖气”）。蒋晖老师识别出《沉沦》结尾的这种“混乱”的原因，在于“孤独者进行自我理解时使用的话语的驳杂和多元”，“好多话语纠结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话语积层，层层叠叠，无法简单切割。而这些话语是从不同的历史语境、话语实践、政治斗争、文化想象中产生的，现在硬是被捏合到了一起，混乱便是必然的。没有疑问的是，这些话语本身是各种历史意识的载体，正是这些历史意识的冲撞，造成了意识层面的混乱，这就是读者一瞥之下就能看到的杂乱无章之处的原因。”但是蒋晖老师更意在追问的，倒不是这“混乱”的多方原因，而是这“混乱”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整体性”，某种隐而不彰的“秩序”，这种超越了文本层面诸多话语交缠争夺状态的潜文本语言，是否可以统摄文本层面的驳杂和混乱，而最终给出《沉沦》这个文本最深层、最核心的话语秘密。蒋晖老师的答案是孤独者本人的“政治无意识”，而这种“政治无意识”基于某种“否定性”的“反抗”，它在文本的层面是曲折的、找不到具体的“否定”和“反抗”的对象的，在小说的文本层面更多以一种“潜能”的状态蕴蓄着，似乎所有小说里的事件都可能触击这种潜能的爆发，但直到最后这种潜能仍然没能通向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以孤独者“我”的口吻申说出同属于“我”之结构的情感对应物的“祖国”，这个“祖国”仍然只是一个空无的结构，没有具体的指涉对象，但包含指向某种具体现实性的潜能：“政治无意识在五四那代人身上表现为一种快意反抗的‘意识’。反抗，但是找不到反抗的主体，甚至也不清楚谁是真正要反抗的敌人，于是，反抗便无法直接转化为政治纲领，但它却存在于潜意识当中。”而此处的“潜意识”，便是以潜能的方式蕴蓄在孤独者的行为逻辑乃至小说的叙事逻辑中呼之欲出，却“尚不能化为清晰的行动方案的政治觉悟”。

小说文本终极的秘密或许就在我们如何去理解这种“政治潜能”上。或许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像我们追问《骆驼祥子》一样，是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那个始终遭遇着挫败和不满的抒情主体，他的疾病、受折磨和死亡的悲剧结局，其政治哲学上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从小说字面上的话语来看，孤独者在死亡前所急速询唤的，是一个其内容和边界尚不明确的、情感性的、抽象的“祖国”，但是这个“祖国”的定义是由“我”以及更多的“祖国的我”的否定性生存经验规定起来的，它的“富”和“强”，是由“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还有许多儿女在受苦”这样的否定性情绪和主体状态赋予内容的，也就是说，“祖国”得以“富强”起来的潜能，是一种否定性的潜能，与小说中身心均受到强制压力的孤独者一样，都共享一种“复仇”的身体性逻辑。小说中的孤独者是通过“偷听”来实现一种“复仇”，“偷听”中的超越性瞬间和欲望的暂时性满足背后，潜藏着国际政治秩序不平等、帝国主义压迫等政治内容，孤独者的敏感和欲望的诸种惶惑和不安，导源于其作为弱国子民的创伤体验（“弱小民族体验”），乃“感时忧国”的国族情感，在身体这一历史（暴力）加诸于其上的第一现场曲折转义的诸种结果之一。而“偷听”最终的结果，是既否定了全体日本人，也否定了全体中国人，终于在一个绝对自我的意义上，剔除了附着在自我身上全部的历史内容物（包括国族认同和国族仇恨），而成为一个徒留的、真空的形式。在“现代”的极境上，孤独者遭逢一个没有内容物的绝对自我，而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的是，这样的自我具有真实性吗，这样的自我是否还是自我？在一种反思性的视角来看，这样的自我大概只意味着自我的毁灭，它本身即是对自身的否定。在此逻辑上推衍，通由孤独者“我”的否定性经验加以询唤和赋形的那个“祖国”，其逻辑也是一种“复仇”，这个“祖国”似乎是为了“复仇”日本而特别建立起来的，它以一种排他性的暴力主权方式否定另一个国族的生存，也就是说，郁达夫在《沉沦》中询唤出的那个在结构和内容上均模糊不清的“祖国”，并非是在礼貌的国际秩序中安全生存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诉诸对其对立物的否定和“复仇”的、基于某种否定性权力意志的利维坦式主权国家。往更远一点来看，郁达夫小说中的这个“祖国”，有可能在始源处就是一个法西斯式的主权实体，它的主权乃是全部共同体里的公民，因某种压迫性的政治时感而在个我身体上感受到无以承受的痛苦，从而让渡他们的权利而被赋予的。这些被让渡出来的个人权利最终集约为国家的公权力，又在《沉沦》中被呼唤为一种排他性、毁灭性、作为总体形式和一种历史前景的隐形暴力，甚至披戴有政治伦理上的弱小民族“崇高”感，被置于一个方生方死的历史时刻和政治时刻。《沉沦》主人公所苦苦询唤的这个“祖国”，通过种族清理和种族灭绝来实现国族的“复仇”，但在把自身的对立物全部毁灭了之后，也会遭遇自身的毁灭：没有建设性的内容无以建立一个能动的、可以持续运作的具体的国家，毁灭只是一时的政治激情，在暴力的利维坦国家实现了它的种族复仇之后，徒留下来的世界将会是一片空无。也就是说，与其承认郁达夫在小说的结尾询唤出一个看似实体的民族国家形态来，还不如说郁达夫呼唤了一种终极的否定性潜能，在这种以毁灭为旨归的政治激情中，“祖国”乃绝对无条件的对那种历史的、身体的和物质的情境的承当的绝对否定，一个“否定性”的祖国因其清空了一切自我的内容和他者的内容而不成其为一个实体意义上的国家，也就是没有国家，郁达夫最终询唤出的这个“祖国”，只能是“祖国”的离去和毁灭。

在小说最深层的政治密码上，我们窥探出郁达夫的历史哲学，建基于一种深刻的否定性上。在这个否定性的界面上，我们遭遇了“现代”最深刻的悖论。一方面“现代”以文明、理性、器物、技术、制度、国际协定等多重建设性保障来确保一个民族和主权实体稳定、安全地发展和生存，在其内部又会遭逢不断对这些层面加以否定和抵抗的激情和力量。而吊诡的是，正是依赖于外部和内部此消彼长又相互牵连的这种复杂、曲折、螺旋式扭缠的张力运动，“现代”才得以运行下去，“现代”的主体才得以生发。郁达夫小说最深刻的政治无意识，乃是在“短二十世纪”的始源之处，在五四新文学所形塑的新感性刚刚生发之处，便预言了某种政治毁灭（政治的毁灭亦是“人”的毁灭）的隐微历史图景，这幅图景以现代的个人主义话语的文学形式，假借正在生成的民族国家概念，并诉诸某种内核上乃是无政府主义式的否定性激情，在小说文本中展现为一种作为潜能运动着的、进行时的叙事样态。一个无内容的，诉诸将自身之外的对立性他者经验全部向内塌缩并一笔清空（也同时自我清空）的，集纳了全部无声的、尚未发生的暴力的质量和潜能的“祖国”，在五四新文学及其勾连的“现代”主体生成的第一现场，便如地雷般隐隐地埋藏在“现代”的运行逻辑之中。“现代”的“我”不仅是一个“内面”的孤独的“我”，也是一个不断吸收和集合来自他人和外部的历史暴力并将其通通内卷于“我”之结构的“复仇”的“我”，终于成为那个绝对说“不”的、否定性的、毁灭的“我”。这个“我”始终盘桓、逡巡、幽灵般内嵌于“短二十世纪”的文学感觉和情感结构之中，而某种时间意义上真正的“现代”的毁灭，或许仍然在“短二十世纪”逻辑的时间线上绵延下去，成为一个似乎注定要到来，但依旧尚未到来的否定性的弥赛亚。 2019-9 初稿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