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录了四代女性的命运：首先把她们当人，然后再当女人

阎连科，被视作莫言之后离诺奖最近的中国作家，2014年获卡夫卡文学奖，有人说他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后的脊梁骨”。 他的小说充满争论，不断被禁，许多情节虐心甚至反伦理：一村之长带领全村女子卖淫，急于求子的高管夫人勾引勤务兵，侏儒姐妹被一群“圆全人”轮奸…… 今年，61岁的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她们》，记录身边四代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的命运：“写她们哭，写她们笑，写她们的沉默和疯狂，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 书中，阎连科把尖锐的笔锋对准了自己：年少时下决心从二姐手里夺走上高中的机会，在部队期间为了提干，和文化水平低的相亲对象分手，“恶从我的内心升将起来了”，给对方造成一生的伤害。

一个出身乡村、年过六十的男作家，为什么会突然开始采用女性视角来认识世界？他有了哪些新的发现和反思？一条专访了阎连科，谈论了一个61岁的男作家在女性主义里的新发现和新感受。自述 阎连科 编辑 闫坤沐

一个61岁男作家的女性主义觉醒之路

今年61岁的作家阎连科至今仍然保持着非常规律的写作习惯，每天上午起来，先花两个多小时用纸笔手写2000字文稿，下午读书或者和朋友见面谈事，晚上十点左右就上床休息。出身河南农村的他，现在定居北京，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她们》从去年七八月开始动笔，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这本书目前豆瓣评分8.5，作家张悦然评价，写出了“对女性的爱与尊敬，困惑与惊奇，谦卑与愧疚”。

和他往常小说中辛辣、沉重、充满郁结和爆炸感的文风不同，《她们》的笔触很温情，写了身边四代、三十多个不同的女性，从他的母亲、姑姑们，到他的姐姐们，再到他的小孙女。除了身边的人之外，他还采访了河南当地法制频道的记者，增补了更广泛的女性故事。

很多评论家把阎连科视作莫言之后距离诺奖最近的中国作家。2014年，他获得卡夫卡文学奖。这个奖有着诺贝尔风向标的称号，而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获过这个奖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总是会编织一些夸张到荒诞的设定。《受活》里出现了一个“受活村”，村子位于一个三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带，村里所有人都是残疾，连猫和狗都缺胳膊少腿。《日光流年》里的“三姓村”更甚，所有人世世代代被一种叫做“喉堵症”的病折磨，没有人能够活过四十岁。他的写作速度很快，下笔剖析这些最底层人的生活处境时，可谓“稳、准、狠”，冷静而不留情面。比如《日光流年》里他写妓女蓝四十之死：

她身上的寒气如风口一样吹着他。再低头望她的两腿间，把头凑到几寸近，他听见了她腿间的黑臭和赤红的中药气息经渭分明地汩汩响。他看见她腿间碎烂的血肉中，有星星点点动着的白粒儿和六弟媳妇在六弟身上用草棒拨的米粒一模样。他闻到那怪异的臭味就是来自于那些白粒儿……长满的白粒如同一盘开盛又揉碎的白色的花，他盯着那一盆白花朵，终于便明了── 她这次卖肉的营生，得了不可治的妇女病。 她是每天都用半盆中药水在洗她的下身哩。

一条和阎连科联络是通过出版社的编辑，对于聊天的内容，他没有任何干预，只是询问是否要拍照，听说不用，他松一口气：那就可以随意地聊。见面约在人民大学附近的一个咖啡厅，他自己开车来，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分钟，一坐下就聊起疫情期间的日常，原来他已经又写完一部小说：“我今年不出版了，否则会显得我写得太糙太快了”，他笑言。

十年前，阎连科写过一本长篇散文《我与父辈》，记录了他家族里的父辈和他自己的故事。那本书极其受欢迎，以至于做出版的朋友提议如法炮制，再趁势出一本写家族中女性的书。 他没有马上动笔，但是一直惦记着这个题目。去年，在香港科技大学讲学期间，他经常和刘剑梅教授一起散步。她是个典型的女性主义者，聊文学时，总离不开性别话题。这给了阎连科启发——为什么不用女性视角去写家里的女性呢？他已经60岁了，开始潜心阅读波伏娃、福克的相关著作：“这对欧美人来说是常识，但对我就是一个空白、是完全的新知。”

在《她们》这本书里，阎连科写了许多对女性命运犀利的洞察：“在我们的世情环境里，男人的善良常常是无能，而女性的善良又最常招来恶或悲剧。”“‘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这是中国最残酷、绝情，对女性犹如柔刀钝杀的文化和秩序。”整个谈话过程中，让一条编辑印象最深刻的是阎连科的自省。他特别强调《她们》不是一本女性主义作品，他说自己周身都是“直男”气，谈论女性有些贼喊捉贼之嫌了。他犀利地指出中国男作家写女性，总是逃不开英雄、贤妻良母和贱女人这三种单薄的设定，然后又补充：最典型的就是我自己。

以下是他的自述：跨越三十年的偿还十年前，我出版了那本散文《我与父辈》，它写我的父亲、伯伯、叔叔再到我自己，最后不可避免地谈到死亡。那本书卖得很好，快要卖到十万册的时候，和出版的朋友见面，他就说你能不能趁热，把你们家族中的女性再写一本书。在他说这个话之前，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与父辈》是着眼于我家族男性的一本书。《我与父辈》的写作对我来说是相对容易的，因为父辈的人生很熟悉，自己的经历更熟悉，断断续续半年写下来，是一种人生日历的自然流淌，没有想到读者会那么喜欢，卖得那么好。如果再按照一样的写法去写家族里的女性，一定是和那本书一个味道，这是我不愿意的，我说没有必要，但是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忘记过。

然而这一搁，就搁置了整十年。去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每天都会和刘剑梅教授去散步。她是个明确的女性主义者，我们聊天时她每天都在念叨女性、女性、女性。忽然有一天我在想，诶，我完全可以从女性这个角度去认识我家族、家乡的女人。也就从那时开始，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慢慢写完了我新的长篇小说《心经》，接着就写了《她们》这本书。

我找了能找到的女性主义的著作来认真地读，像波伏娃的传记和她的《第二性》，朱迪斯·巴特勒的《消解性别》和《性别麻烦》，以及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等，这些书或理论概念在欧美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对于我来说就完全是新知、是空白。写《我与父辈》的时候，你有的只是情感上的痛苦，会写着写着眼泪横流要去洗把脸，然后平静下来接着写。而这次写《她们》，我不希望有这种情况，我希望理性和轻松，在写作结构上我也希望一定要讲究，每一章中间都插入了“聊言”，相当于我的议论，我希望写作不仅是冷静地表达对女性的尊重，而且就文本也有一种形式的庄重感，决然不能自然流。

《她们》中出现的女性共计30多个，面对她们，写什么和不写什么，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比如我写到我的嫂子，她会说话、能办事，又是家族杂务的主心骨。她用过人的智慧，四两拨千斤地解决了我们家和三叔家的建房纠纷。在我看来，她是维系我们家族血缘和情感的重要角色，但大侄女提及她的妈妈时，却对我说：“我妈妈哪儿都好，就是话太多，一天到晚吵得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都装不下她的声音和道理。”我还写了我表姐，她因为嗜睡被丈夫离婚，后来远嫁到大山里，第二任丈夫是比她大许多的一个人。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家族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到底嫁到哪儿去了，十几年没有和她来往过。这让我反思，男权社会通过婚嫁左右家族记忆的交换和断续，“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女性总是被很快遗忘和抹去。我表姐就是这样残酷地被我们忘记，这是最绝情、对女性犹如柔刀钝杀的文化和秩序。这些都被我写进了书里的“聊言”中。不过我必须强调，《她们》不是一本女性主义的书，它只是一本散文。只不过我把它当做一次男性对女性的偿还来写作。一个男人去讨论女性问题，多少有如盗贼参与讨论一个社区的安全法。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一个“直男癌”写作者，我对性别问题的理解还很粗浅，只是看到了一些皮毛，只是希望通过写作来试图推开一扇被人们普遍遗忘的窗。

一个男作家的自省很久以前，我的一个战友在饭桌上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的母亲六十多岁，第一次来北京，在饭店吃完饭后，用轻松的语调感慨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完饭不用洗碗。听到这个故事的当时，我只是体会到农村人的辛酸，很多年以后才意识到，这不仅是辛酸，更是女性命运最具体的写照。她的遭遇不光因为她是农村人、家里穷，更因为她是女人。我还有一个日本的女性朋友，是我的译者，翻译《日熄》的中途，有次她和我说电脑坏了，翻译的作品全都不在了。我回她话说别着急，慢慢来。结果过了半年她又说电脑坏了，我说怎么会修不好？为什么不换个电脑呢？但后来才知道，种种原因，他们家日子在东京是不错的，但就她来说——就一个家庭女性来说，她没有钱可以轻易来换电脑。这就是东方女性——无论乡村女性还是大都市女性，最典型的因为是女人而有些“必然”的命运。

有许多故事，受限于篇幅，没有被我写进书里。比如1979年打仗时，我的大姑跪在菩萨像前替我烧香，每天跪几个小时，祈祷我不要被派往前线去打仗，足足跪了两个月。我大姐爱读书，她床头的革命小说，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她剪掉黑亮、粗壮的长辫子，卖掉的钱让全家人第一次喝上了汽水。

二姐是个实干家。初中毕业后，父亲宣布，她和我只能有一个人去上高中，另外一个要留在家里种地挣工分。二姐的学习成绩高于我，但她还是把这个机会给了我。为什么？因为如她说的那样：“姐是女的，本该在家种地的。”书里的第一章写的是我相亲的故事。提干之前，我相过一个姑娘，她善良勤劳，第一次到我家与我见面时，就自然而然地主动去干活。她去灶房帮母亲洗菜烧饭，随手拿起扫帚扫地，完全如我的家人一样。

那次我离家返回军营后，我因为热爱文学被安排到某编辑部里去帮助工作，她给我写的信寄到编辑部后，大家以为是来稿，也就顺手拆开了。那封信里她不会写的字都是用拼音——因为把她小学没毕业的事实暴露在编辑部人的面前，导致我主动写信和她退了婚。她在回信里写：“我不怪你，只怪我没有好好读过书，只怪我命不好，只怪我们都是农民谁都想过上好日子。”而那封回信里，几乎没有错字和白字，也没有一个拼音——是她特地找人给我写的。

几年后我结婚生子，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家过年，在大街迎面和她遇上。她左边有个三四岁的姑娘，右边有个两三岁的姑娘，肚子里还怀着孕。她慢慢地拖着脚步往前走，背负着我留给她的黑暗人生和命运，像驮着世界上所有乡村女性的苦难朝我走过来。而我窘迫不堪，只好拉着儿子慌忙拐进厕所。这些女性的人生片段，经常在我头脑中出现。读书、看电影、看电视，或者做别的什么，这些画面会不期而至，常常使我深感内疚。这个内疚，它不是三年五年的问题，是十年、几十年的事情。经历这些的当下，我并没有这么深的感触。当时也没有从家乡走出来，现在走远了，年龄也大了，经历也多了，当然看书也多了一点，你再去认识这件事情也就完全和当初不一样了。

英雄、贤妻良母和婊子说起来，我对女性认知、反省——如果可以说反省的话，应该是从国外的读者对我作品的反馈开始的。应该是2007年，我的小说《受活》在法国出版，里面有一个女性形象是茅枝婆，她是一个红军女战士，女英雄，被强奸后未婚先孕，最后独自带大了自己的孩子。我去法国宣传时，记者不断问我这个人物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一次个案。之后每本书出来到欧美宣传的时，只要谈到人物记者就会问，你的书为什么要这样写女性角色，这样处理好不好？这样的问题在国内从来没有人问，但到国外就不断被提问到。最开始你会非常清楚地说，我的小说虽然是一种虚构，但它来自于生活经验。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的人物写出来也只能是这样。这样回答，记者、读者也无话可讲，因为我们的生活和欧洲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他们也没办法指出你的写作逻辑有哪里不对。但是被问得多了，你的脑子会开始有不一样的思考，你会慢慢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男作家，其实有巨大的局限性。你会意识到这是不对的，应该老实承认自己对女性认识的狭隘和偏颇，没有塑造好丰富的女性，除了自己的笔力外，还是观念、男权或说是直男。

前段时间和出版社的老板沈浩波吃饭，他自己坐那儿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女性主义，我就问他你是怎么醒过来的，你现在怎么这么懂？他说他有一个俄罗斯的女性朋友，也是他诗歌的翻译。有一天，她和她的男朋友在宾馆，一个在写作，一个在翻译，到了半夜时候，那男的就说突然特别饿，女的说你别动，我去给你烧饭吃，说完就起身到厨房去了。可是就那么一个瞬间，那个女的说，诶，他饿了，为什么我这么主动要给他做饭？他又没提出让我做，我也正在忙。她在这一瞬间开始思考男性女性的问题了。她意识到之后就读了很多书，再去和身边人讲，这就是一个互相影响的链条。对于我个人来说，你的改变就是至少回家不会再有一点不开心就吊着脸，要对老婆态度好，不要觉得让她做家务都是应该的。

后来我又观察，中国的男性作家去写女性，尤其是我，基本上就写三个人物，一个是女英雄，一个就是贤妻良母，第三个就是特别贱的女人。而且女性角色在男作家笔下永远是配角，是辅助的、被动的角色。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国内的男性写作现状还是这样，这不光是一个写作能力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观念上对女性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

写作其实会赤裸裸地暴露写作者对女性的态度。比如说小说《2666》的第一卷，里边写到了三个男性批评家和女批评家彼此那种纠葛和暧昧，这样说可能有点俗，但是为了好理解，也就这样解释吧——这个女批评家，最后没有选择他们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个才华、长相都不如他们的人。但是这个选择，三个男的都默认并尊重，没有一个会说妈的，我的情人怎么去了他那儿？仅就这一点，不得不承认，波拉尼奥比我们写得好。因为他尊重女性，更理解女性。读到这个情节，你就意识到我们写不出这种尊重女性选择的小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多半会让主人公去评判女性，甚至去骂你这个婊子。有了这层思考后，两年前写《心经》的时候，在人物塑造上就有比较多的自觉意识，想要写一个和我之前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不一样的女性。《心经》中写了一个小尼姑，她一开始有很笃定的信仰，后来受到诱惑背叛信仰，但是反而由此理解了人性和宗教，她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对于我这样一个年龄，我经常说，觉醒从文学开始，那就重回到文学。在这个年龄每醒悟一点点，都会使文学发生一点点变化，这是我最终在意的事情。这本《她们》，里面所有的主人公，其实都不在意这本书把她们写成了什么样子。我经常说，你不要回到这片土地上去谈文学，也不要试图改变留在那片土地上的任何人。但读者如果看完这本书，能对自己身边的女性，多了一丁点理解和尊重，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就是这本书的最大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