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暴涨的大理，这些人被赶到山上，居然还是不肯走

2017年前后，大理全城房价暴涨，洱海边和苍山上众多场所被关停，人民路上的老大理人陆续离开，“逃离大理”似乎成了一股新的潮流……今年5月，一本大理新移民访谈录《仿佛若有光》出版，豆瓣评分8.7。书里讲述了14个大理新移民的故事，他们在大理呆的时间短的6年，最长的已经22年。

为什么要去大理？房价暴涨后的大理新移民，生活得怎么样？作者黄菊曾经是《中国国家地理》记者，我们采访了她，并从书中选取了4位大理新移民的境遇，有电影导演、作家、书店老板、幼儿园园长。“他们的回忆将我们带回大理的古典时期，他们的生命实践，引领了大理的先锋时期，那时，我常觉得大理有神光笼罩，而今带着复杂的心情，我们一起目睹它步入时代的洪流。” 编辑 谢祎旻

重新审视大理：全国唯一有社区的地方

“逃离的人很多都是没有长待的人”张杨电影导演定居大理22年 1998年，我和几个编剧的朋友约着一块儿到大理写剧本，那时大理只有三家客栈，最主要的就是MCA。尼玛开的，十块钱一个床铺，男女都可以住在一块儿。有公共卫生间，关键是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又是白房子，有几棵棕榈树，像国外的某个地方，那时候北京来的艺术家差不多都落在MCA。那次待了一两个月，李少红带着郑重、王要两个编剧在这里写《大明宫词》，我和刘奋斗就写《洗澡》。后来尼玛和我说他们后面有个院子，我说挺好的，我们老来大理写剧本，干脆自己弄个地儿，因为位置就在MCA的后面，就叫“后院”。有了这个客栈，在大理就有家的感觉。后来我的好多剧本都是在这里写的，大理变成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地，一写剧本就在这里待着。很多人来大理，他理解不了整个大理的感觉，我就会带他们到双廊，在观景的地方看落日。

真正的海边是一望无际的，没有边际线，远处也是海。但是因为有苍山，山顶上永远停留着很多云，这些云还造成光线的变化，大理常常有大光束、耶稣光，这种光线变化直接投射到洱海里，外边来的人，只要站到这样一个平台上就傻掉了，非常壮观！只有到了这个地方，你才真正到了大理，看到这样一种景致，人马上就不一样了，心里也很安静。那些年不断去，我也想在双廊找个地方盖房子，最后有了“归墅”这个地儿。归墅旁边的邻居有上海来的艺术家，舞蹈家杨丽萍，当地建筑师赵青和八旬。杨丽萍老师每年春节都会回双廊，那几天我们基本在一块儿，每天晚上坐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旁边一帮小孩在那儿，八旬和小四的孩子小彩旗，八旬家的老二八小弟。这两年关于大理的电视剧和电影越来越多，某种意义上都有点误读，一说大理就是风花雪月，我希望拍出真正的大理。《火山》是讲外来人怎么和白族人的生活产生关联。《大理的声音》就只有声音，记录大理一年四季自然的变化、人的变化，记录白族人的生活、新大理人的生活。

《猫猫果儿考试日记》就是在讲新大理人来到这里，教育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大理的好，是它有无数空间给你，不是说古城没了，你就没地儿去了。现在山上这一块儿，“海盗酒堡”在这里，又成了大家每天去的地方。有很多人说逃离大理，实际上都是些没有在这里长待的人，可能来三四年，他的根还没扎在这里，他们离开很正常，大理只是中间的一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大理就是真正的根据地，以后落户在这儿，其他地方都不想去。最早我们给自己定位为“云归派”，在北京，我们说自己是从云南归来的一帮人，后来我们定位自己为“云居派”，居住在云南的一帮人。

“这里住着别处没有的妖魔鬼怪”许崧旅行作家 定居大理10年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第一次来大理是2010年。朋友在大理古城人民路上做餐馆，我要找个房租便宜的地方写字，于是就来了。来了半年，认识了一半城里的人，决定住下来，发现这里的人相处的方式别处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大理是全国唯一有社区的地方。大理的新移民来自五湖四海，以前干什么的都有，它的多样性是传统的“里弄”“胡同”“大院生活”无法相比的。大家的相处和不相处不是因为你的财富头衔和社会关系，只是因为你是你。大家以兴趣为出发点，自发成立了机车小组、登山小组、读书小组、帆船小组、滑翔伞小组、夕阳红篮球小组、烘焙小组，以及生娃小组、打毛线小组、观鸟小组等等。我到大理的前三年，在人民路上人来人往的人群中，到处点头，各种人招呼你喝茶，大家这里坐一坐，那里聊一聊，把整条街都当作一个主场，一个会客厅。大家都知道大理住着很多“妖魔鬼怪”，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音乐人欢庆的演出，大概在2011年。那天真是好开心，离春节也很近了，街上张灯结彩，春联贴好了，新棉袄也做好了。下午2点开唱，唱到中间，大家散伙吃饭，吃完饭再回来接着唱。那种欢乐是城市里不可能有的。而且没有门票，就是在手上盖个戳，回头吃完饭看看戳再进去，就是那种信任体系，一直到晚上10点。

大理房价和房租曾经很便宜。原来一个院子一年一两万租金，像我这样贵一点的，也就三万，当时已经被人骂街，说我破坏行情。最早那批人开个店就是玩票，经常可以看到大家把门一锁，拿个粉笔一写，说什么“西坡的花又开了，出去闲散三天”，“陆地主来了，陪陆地主吃饭去”……门一关就走了。过去几年，古城房价涨得很厉害。城里城外都涨。阿德在人民路的书店，四年里房租从一年1万8涨到16万。我们这种住户，都被赶走了。一拨人去了海边村子继续租房，一拨去了更远的银桥。我和朋友，选择了直接上山买房。刚搬上山那阵子社区感真是岌岌可危，新楼盘没有公共场所，楼盘做的会所总是想要彰显业主的尊贵，弄得高大上，人就拘谨，只能继续回古城，寻找一点跟往昔相比已经稀薄了很多的社区感。但是进一趟古城很不容易，要开车，古城交通又不好。我就跟海盗酒堡的老王讲，你搬上来吧，租金肯定比古城便宜。结果老王这店一开，一下就火了，天天满座，然后原来在城里的其他店也一家家搬上来了，可能就变成我们的新人民路了。所以现在以海盗酒堡为核心，有了新社区。其实人在哪里，社区就在哪里，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移植。

“我也想过逃离大理，但最近几年是没法离开了”阿德 “海豚阿德”书店创始人 定居大理8年 真正决定来大理是2012年5月，那一年我女儿出生，想要有一个干净的环境。一直听朋友们描述大理的生活，大家不是为了做生意挣大钱，而是为了兴趣爱好聚在一起。刚好一直想开一家书店，大理人民路上的店铺房租一年才1万8，这种机会还不来？大理这几年，见识了很多新活法，后来接触到更多的人，因为感情破裂、生意破产等等原因，陆续离开大理。有些人可能再不会回来，有些是想出去挣了钱再回来……我也想过逃离大理，觉得大理不够有趣了，但是因为最近开始做“大理百工”这个民艺调研的项目，要采访一批手艺人，至少这几年是没法离开了。为什么做这个项目？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没有人做这件事。但是到后面真正震撼我的，就是每个手艺人个体的命运，这个手艺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剑川县沙溪镇有一对欧阳兄弟，哥哥做纸花，弟弟做剪纸。他们有一个姑奶，从小就出去了，一直在昆明的国营厂工作姑奶非常有艺术天分，会写毛笔字，会画国画，会做剪纸，会做纸花，会做各种各样的手艺。七十年代左右，不知道是家庭变故还是什么原因，从昆明暂时搬到了沙溪来，借住在他们家。两个小孩那时正好十岁左右，一天到晚在玩，无所事事。姑奶就说：“我教你们每人一样东西，你们自己选。”结果哥哥选了纸花，弟弟选了剪纸。这个东西真的就改变了他们一生，现在周围只要有结婚的，都会用到他们哥俩的东西，剪纸的“喜”字贴在堂屋里，纸花就做婚礼现场装饰……

我们还采访了一个木匠，他生活在鸡足山下的鸡足山镇。这个人不只是一个木匠，用他自己的话说，叫“掌脉师傅”，就是整个木工团队的首领，不仅要动手做建筑，还要设计。他们九十年代就设计了整个鸡足山最大寺庙的大雄宝殿，他带我们去看，说这是我修的，旁边有一个钟楼和鼓楼是他父亲在八十年代初修的，两代人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互相对望着。但他很多年以前就结束了掌脉师傅的生涯，现在在家里帮邻居修个小柜子，做个小板凳。从一个干这么大工程的大师傅，到家长里短的小师傅，他很平静很平静。在大理，大家吹牛的时候，都是宏大叙事，但是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手艺人，而且全都是在地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个大理跟你当时来时看到的那个大理是不一样的。我以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所以会去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伍迪艾伦的电影《无理之人》里，那个哲学教授通过杀人来寻找生活下去的意义，而我，通过“大理百工”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我必须从垃圾里找到意义，找到黄金。”陈钢&三三 猫猫果儿幼儿园创始人定居大理15年 当时来云南就是拍纪录片，到大理后觉得气候比较好，也很喜欢当年嬉皮的味道，就住下来了。我们刚来时只有一家四季国际青年旅舍，外地人以嬉皮士为主，本地人很开放很包容，也玩得很疯。我是一个烟鬼，掏出一包烟，12块钱一包那种，没人理我，全冲我翻白眼，走掉了。怎么回事？怎么交不到朋友？一看，他们掏出来的都是4块钱一盒的小红河，小红河我抽不惯，就拿5块钱一盒的大红河，终于慢慢开始交朋友。这个地方不需要有那么大的责任感，它是一个非常喜庆地生活的地方。我们有两年时间什么事都不做，就是两个人背着包去菜市场买菜。2008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家客栈，当时客栈里一半客人都是朋友，都带着孩子，这帮城市移民大多不考虑本地已有的教育，就组织了各种家庭联盟，进行教育实验。

后来带孩子的越来越多，被各种妈妈洗脑，这个教育流派，那个教育流派，听来听去，都很先进，但不落地，一怒之下我们就打算自己做幼儿园。猫猫果儿现在分成小学和幼儿园。幼儿园60个孩子，混龄不分班，但会分小组，孩子自己选择小组。小学只有六年级是混龄班，每班20人。幼儿园的小组活动以家长的活动为主，爹妈过舒坦了，孩子自然通畅，亲子关系肯定是流动的。家长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开兴趣小组，提前出海报，孩子根据兴趣自由选择。我们一直提倡做一个社区学校，也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因。从校长开始，到老师、家长，基本都很“二”。“二”是情绪通畅，“二傻”的状态其实是探究，如果你一切都先有答案，那一定会出错。我们是生成课程，有时间节奏但没有课程表，比如秋假要带五年级的学生去巴厘岛，前面一个学期的课程，都是为了这次旅行做准备，要学会各种技能，最后到巴厘岛算是一个结果。比如最近大理一直在下雨，天气预报说会下一个月，孩子们担心有一天天漏了，就开始制作诺亚方舟，每个小朋友化身为一种生物，开始讨论哪种生物可以上船，上船以后又如何分配空间，就会有冲突，你怎么去处理物种间的关系？

做幼儿园，只要开心就好，生活中需要的东西，他就去学。做到小学的时候，明显感觉是在跟不同父母的过去抗争。每次一年级的家长在孩子刚入学时都很开心，很激动，一两个月后，就各种焦虑，为什么他的识字量还是那么低？学个字就这么难吗？老娘当年如何如何……但字是从生活中提取出来的，这是未来的一种学习方式。大多数家长是要看现实，他确认现在最主要的经验来自过去，而我们判断现在的重要导向是未来，我们也尝试预判孩子的未来。每年幼儿园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会躲在一个角落，看着一个个小孩上台去领毕业证，我就会脑补：他会跟谁结婚？他的家庭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真正能够评价幼儿园好坏的，是他的婚姻状态。幼教是一个特别阴谋论的事情，你真正地干预和介入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浑然不觉。我这几年“胸围”变大了，哈哈。猫猫果儿是社区教育，而我天然是“社区垃圾桶”，每天涌到我这儿来的能量，负的多正的少，有垃圾大多往我这儿倒，我必须从垃圾里找到意义，找到黄金。 黄菊自述：大理持续滋养着来来往往的人 我最早是一名记者，在北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后来我离开了杂志社，开始每天在家带小孩，一边买菜做饭拖地，一边工作。我第一个采访的人是野夫，在大理生活的一名作家。后来就按图索骥，有了这本大理新移民的访谈录。书中这十四个人物是很难归类的，所以书里没有章节，一人自成一章。但我知道最后一篇一定是写叶永青老师的，他讲到大理的那些光影那些风，可以说是一万年不变的，而一拨又一拨的新移民无非是10年的现象而已。大理的风光会持续去滋养来来往往的人。

我也知道哪些人的访谈不能选进书里。我采访过珊瑚，“粗腿越野女神”，她是看上去比较偏男性化的那种女性，这种个性很容易被人误解。我觉得她的内心还有很深的一部分，没有聊出来，只能呈现一个片面的她，所以我宁可等日后采访透了再写。剩下的就包罗万象了，有做猫猫果儿幼儿园的陈钢和三三，在大理种田的日本人，造房子的建筑师，还有诗人、导演和画家。

如果问我这十四个人里最喜欢谁的话，我会说是刷牙。他是真正把自己融进苍山的花草树木里去的人。一个高中都没有念完的男孩子，写起植物来，文字却如此地古典，其实就是自然界所赋予给他的。他带我去爬了苍山，现在想起那几天都有点心动的感觉，他是一个人非常纯真的样子，而不是某种知识的样子，因为他的植物学知识和他的人是融为一体的。

这本书里除了刷牙，很多都已经是名人了，有自己的传播平台，被无数人采访过。这本书叫《仿佛若有光》，其实是来自叶永青老师的采访，他说有那么几年大理真的是有神光笼罩的，里边本来是一片沙漠，不适合生活的，但是有这些特别好玩的人，他们去了，就把这里变成乐土了。这几年商业侵占，大理涌入了一批特别无趣的机构和个人，乐土就不再是乐土了。但是没关系，这些爱玩的人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开发乐土。我采访了这么多在大理的人，大理在我心中有点像个幼儿园，这些孩子们都很任性，很热情，很天真，所以你会觉得很热闹。他们创造了像转瞬即逝的一道神光一样的桃花源，让我们这些没有逃离大城市的人，还可以通过瞥见他们创造的这道神光，为人生增添一道不一样的色彩。

我觉得逃离大理是个伪命题，大理就像一条河流，它藏龙卧虎，也藏污纳垢。每个人来来走走，对大理没有根本影响。这个人逃离了，还有别人再来，就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才会说大理不是以前那个大理了，要逃离大理。我记得在上海有读者问我，犹豫要不要去大理，我说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的话，你当然可以货比三家，选择一个城市来定居。但如果你是一个创造者的话，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创造属于你的大理，一个桃花源。大理其实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