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琼颖评《征服自然》︱“浮士德的交易”与理想家园

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是英语世界闻名遐迩的德国史学者，生于英国，在剑桥大学接受专业训练。1992年，布莱克本迁居美国，先后在哈佛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担任教职。布莱克本的著作包括《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阶级、宗教和地方政策》（Class, Relig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1980）、《马尔平根：19世纪德国的圣母玛丽亚显灵》（Marpingen: Apparitions of the Virgin Mary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1994）、《漫长的十九世纪：1780-1918年德意志史》（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of Germany, 1780-1918，1997）等。 作为一名正统的德国史学者，布莱克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萌生对十九世纪德国景观的研究兴趣。据其自述，这一兴趣源于1990年他在斯坦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经历。加州的山川地貌不仅让他震撼不已，更直接促成他对环境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和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等人作品的阅读热情。怀特和克罗农对生态保护只专注人类未曾触及的原始荒野的不赞同态度，深刻影响了布莱克本。他因此坚持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工作关系”，尤其在人类工作和活动的区域内，妥善处理这一关系更为重要。布莱克本于是将研究视线重新转向欧洲，在他看来，早在十八世纪时欧洲就几乎不存在人类未曾踏足的土地，之后便有了这本以另类视角展开的德国现代史著作。

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

一部关于进步与家园的德国现代史 按照布莱克本的叙述，德意志人开启“征服自然”的行动远早于德意志帝国的诞生。1747年1月21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书中沿用旧译“腓特烈”）下令治理奥德布鲁赫（Oderbruch）。奥德布鲁赫是奥德河上介于今天德国东部奥德贝格与波兰莱布斯之间的内河三角洲，它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还是一片荒凉的水乡泽国——“Bruch”一词本意就是“沼泽”。奥德布鲁赫之所以人迹罕至，原因在于这里水系密布，每年春夏季会各爆发一次洪水，洪水退去则新河流岔道生成，周而复始。受此水文条件的限制，尽管霍亨索伦家族在1500年就取得了对这片土地的统治权，却始终无法以筑坝围垦的方式形成稳定新居民定居点，直到十八世纪，一些地区才修建起河坝，部分实现开垦。 1730年，十八岁的弗里德里希（当时还是普鲁士的王储）因为忤逆父王，被押往靠近奥德布鲁赫南部的要塞屈斯特林“悔过自新”。这期间，他逐渐熟悉了奥德布鲁赫的王家领地，在那里“考察建筑、动物、田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并“发现仍有改进的余地，尤其是排干荒无人烟的沼泽”。这段实地考察的经历使弗里德里希在即位后不久便正式启动奥德河治理工程：方案除了继续修筑防护堤，还要以人工开凿运河的方式缩短奥德河，提高流速，并解决过去河水肆意流淌的问题。1751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军管方式强制推进这一过去屡屡受制于自然条件（如洪水泛滥）和劳动力缺乏的河道治理工程，最终新运河于1753年竣工。 提高奥德河的通航能力，降低围河造堤的成本是运河修建方案的主要目标，而其中的根本目的是借治理水患围垦更多的土地。虽然某种程度上奥德布鲁赫的开发达成了弗里德里希的父亲“士兵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的愿望，但与吝啬、尚武的父亲不同，儿子弗里德里希似乎更推崇的是土地改良与合理化农业生产，以此吸引移民人口定居。垦荒也因此成为普鲁士利用战争手段扩张边界同时进行或紧随其后推进的另一条“和平”征服之路。 单就自然条件而言，莱茵河和亚德湾有着和奥德布鲁赫类似的地方：恶劣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使这些地方时时面临洪水及伴随而来的传染病侵袭。但迟至十九世纪，人类都未能对这两个地方加以全面改造。对莱茵河进行大规模裁弯取直、缩短河道的工作直到1825年后才实现，其中政治推动力远大于技术进步：德意志政治版图在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后出现大幅变动，大量西南德意志中小邦国和城市被大邦如巴登、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吞并，小政权间的争吵不休被大国（邦）间虽然缓慢但具成效的外交斡旋所取代，对莱茵河的改造共识就此达成。而亚德湾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建造港口的设想早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就已出现，但它真正实现从遭人厌弃的泥沼地向军港的转变，却始于1853年。正是在普鲁士官方近乎不惜一切代价贯彻政治意志的推动下，1873年一座名为“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现代城镇出现在亚德湾。随后威廉港不仅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之一，更与象征威廉帝国时代精神的“海军热”紧密联系在一起。 《征服自然》首先是一部围绕进步展开的德国现代史，从奥德布鲁赫到上莱茵河，从威廉港的诞生到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地区水坝的出现，无不验证着人类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后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但在布莱克本看来，这一系列人为制造或改造的现代景观产生的时机，也是德国逐步从政治四分五裂迈向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凭借科学和技术发明取得的成功改造自然的经验，进一步强化了德国人藉由政治崛起而大幅提升的民族自信心。 与此同时，对征服荒野、开垦更多定居土地的强调，也使得一种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德意志家园叙事得以生根发芽，“德意志家园”构成《征服自然》的第二个主题。布莱克本选择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具体文本出发，梳理出关于景观与家园创建的历史及文学叙事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还以民族地理学家马丁·比格纳（Martin Bürgener）的观点为切入点，将纳粹政权的“血统-土地-生存空间”话语与十九世纪的景观与家园创建逻辑联系在一起：只有德国人才能改造所谓“暗黑荒野”，使之成为本民族的新家园。比格纳所谓的“暗黑荒野”，具体而言是波兰沼泽地区“混乱的水道，昆虫害兽猖獗，以狩猎、捕鱼或原始农业为基础的脆弱经济”以及生活其中的“不可救药地冷漠、浑浑噩噩的居民”。而在这套说辞的背后，还包含了两层引申含义：一是将持之以恒开创家园的德国移民与庸碌乃至被认为是“累赘”的原住民（如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对立起来；一是要求进一步阻挡这些“劣等人”对德国人所开创的家园和景观的侵害。但这背后更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种族理论不仅仅是纳粹政权的政治宣传工具，它也普遍见诸于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著作和各色面向普通人的小册子中，且最终构成了第三帝国向东部拓荒移民夺取“生存空间”的基本准则和大众舆论基础。 具体到东部的“家园”建造，则不仅局限于所谓安置新移民的村庄（包括农舍、田野、牧场）的选址和布局，它还包含了公路、铁路和航道体系的设计——简言之，东部的新家园将是以现代规划知识和科学技术打造的人工景观。但这样一来，似乎就与纳粹意识形态中“尊重”自然与乡土、反现代传统构成了矛盾。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文化历史学家兼自然保护主义者的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在他的作品中就明确提出，德国的典型景观是“德意志的林海荒野”（“Wildnis des deutschen Waldes”），而象征工业化、资本和技术之上的大城市则代表着“退化”；里尔的观点显然很合纳粹主义者脾胃，后者“强调‘接近自然’和‘传统’的美德，谴责威胁到自然之美的不受约束的自由资本主义”。

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

布莱克本为此考察了1939-1941年位于波兰的普里皮亚特沼泽排干计划以及这背后更为宽泛的纳粹德国征服东部构想为例，通过对纳粹话语体系下的“景观塑造”概念——尤其是“塑造”（Gestaltung）——的解读，为读者呈现出进步观与自然保护意识看似悖论背后的内在联系。改造普里皮亚特的基本构想是排干沼泽、开垦土地，从而满足迁居于此的德国移民生活需求，这是1942年签署的《景观塑造诸原则》中所明确的，“如果移民要把新的生存空间变成新家园，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对景观进行贴近自然的精心规划。这是确保大日耳曼民族繁盛的基础之一”。字里行间对改造景观充满着人定胜天的乐观。但同时也明确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景观塑造”的核心要素是依据“优秀种族的意志”。对普里皮亚特沼泽的现代改造最终被放弃，并非出于纳粹首脑对现代性的厌弃和对自然保护的追求——事实上，纳粹分子是对一切都抱持怀疑论的，对他们而言，现代技术归根结底是纳粹主义的工具。问题的关键在于，普里皮亚特已经被纳入更为宽泛、乌托邦式的东部景观想象之中。东部不再是出于缓解德国国内土地压力的实际考虑加以改造，更要成为投射纳粹各种理论和设想的样板景观（即布莱克本区分的“自然”和“自在自然”的总和），由此形成的原则还可以在“老帝国”内部应用。东部是“渺无人烟”的，而“复兴”东部的重任则由德意志人承担；同时为了鼓舞移民前往开垦，东部景观还被进一步上升为一种边疆神话。但无论是出于现实需要，还是受意识形态的推动，原本生活在东欧的波兰人、犹太人首先成为了牺牲者。 正因为东部“乌托邦”的存在，布莱克本的德意志家园故事，不再仅仅是一部创造和改善家园的历史，它还包括了一段绵延至今的后史：1945年之后的“失地”及由此产生的德国人对家园故土的怀念和想象。故事的起点是二战后因德国东部国界改划而出现的德意志人回迁浪潮。苦难的回迁，艰辛的重新融入，又因交织于德国战败国的特殊身份而长期成为禁忌话题。布莱克本指出，至少在一部分强调苦难的非官方记忆中，东部景观被理想化为丰饶且由德国人辛勤开创的“故乡”——其中甚至仍包含着对德国人种族优越感的怀恋。但无论是不均衡的东部家园记忆，抑或是记忆文化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变化，都是对这部围绕进步和家园展开的德国现代史的直接反应。 浮士德的交易：征服自然还是遭遇反噬？ 如果《征服自然》中的德国现代景观形成只是围绕进步和家园展开，这似乎已经构成了布莱克本在导言中言明的“两种反差很大的叙述结构”：人类不断进取和追求的乐观叙事（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和因战争丧失家园造就的创伤记忆所带来的悲伤论调——即使只是存在于一部分德国人之中。但倘使作者笔触仅止于此，那么本书可能只是一部传统德国史叙事，虽包裹着时髦的“生态”“景观”外衣，但探究的依旧是现代德国形成之谜。布莱克本的用意显然不在于此，他试图从近代以来德国的生存与发展切入，思考更为宏大的主题，即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若要谈及这一关系，最经典的寓言莫过于歌德的鸿篇巨制《浮士德》。在第五幕“事业悲剧”中，歌德描绘了浮士德博士为围海造田，一面驱使大量人力劳作，一面让魔鬼逼死定居在飞地上的老夫妇，烧毁他们的茅屋、古老的菩提树和象征神圣的小教堂。“浮士德的交易”意味着人类达成改造和征服自然的目标是以牺牲无辜者为代价，而在这个过程中又面临新的困境——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本身可能会在改变自然界的秩序后会遭遇反噬。这也是《征服自然》一书在进步和家园主题之外所要呈现的另一面。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水坝。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名叫奥托·因策（Otto Inze）的土木工程师开启德国水坝建设的现代时期。现代水坝除解决工业化以来日益严峻的缺水问题外，还具备了防洪、辅助通航、水利发电等功能，可谓人类驯服水的制胜法宝。除此之外，水坝建筑和它开辟出的开阔水面也成为不断吸引游客前往游览的新兴景点。但与此同时，作为现代技术奇景的水坝，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互动关系也并非全然乐观向上。布莱克本列举了水坝对环境和景观的不利影响：如水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因“河流形态和生态结构的大规模改变”而变化，又如水体的严重富营养化。而除了“古老的菩提树”正在被摧毁之外，修建规模庞大的水利工程还在民众中引发不满和冲突，一面是周围居民被迫迁移和放弃家园，另一面是公众因技术缺陷导致的溃坝事件而出现的紧张和焦虑情绪。最后，水坝还成为从物质和精神上摧毁一个民族的理想目标。例如1943年5月被英国空军击中了位于鲁尔的埃德尔和默讷水库引发大洪水，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还包括七百名“作为奴隶劳工在内海姆-许斯特军工厂工作的俄国妇女”。 建设水坝的得失（也包括其他关于驯服水的篇章）所折射出的人与自然的负面关系，毫无疑问是象征人类进取心、认知力和创造力的浮士德精神中反生态的一面的重要体现，这也构成了一部分环境史学家批评自文艺复兴以来立足人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出于自身需求（乃至欲望）“毫无节制”“永不停息”改造自然的出发点，它甚至呈现为一种对人类意图突破造物局限，将人的理性和意志等同于神的理性和意志，从而招来报应的宗教式谴责。 但布莱克本作为长期专注德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职业历史学家，并不认同这种完全脱离历史语境质疑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他不仅不打算将人类置于自然的对立面；恰恰相反，正如其本人在面向挪威奥斯陆读者的讲座中所说，“自然（也包括人类对自然的建构）是使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扭结在一起的结合点。通过理解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我们将进一步了解人类统治的本质”。他毫不避讳地以“人类视角，而且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切入——“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像一条河流一样思考’”，撰写德国人在过去两百多年间在征服水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呈现出的思想和价值观。因此在整部《征服自然》中，读者看到并非全然是与人类历史的进步叙事背道而驰的“衰败论”，而是以德国向现代化转型的例子中人类社会作为生态系统的一分子与自然发生交互关系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活动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矛盾并引发不同的后果，人类的观念也随着时代发生改变——并且仍处于变化中；而在后一个问题中，观念的变化又被纳入到德国从绝对君主制时代到民族国家建立，从两次大战到纳粹主义诞生，从分裂到重新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这样一来，一面是人与自然的宏大叙事，一面是现代德国的形成，布莱克本谦称可望而不可即的“整体史”大视野也随之产生。 结语 当我写下这篇书评时，时间正从2019年划入2020年。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整个世界突然陷入一场空前的灾难：人类似乎已不可能再以“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自居，而是被迫采取严格防御的姿态来抵御自然界（通过病毒发起）的进攻。正是这一猝不及防的变化，让我重新审视《征服自然》作为一部德国现代史背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过去人类因无知或欲望而造成后果业已存在，呼吁回归自然除了求得道德上的救赎感并无他用，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必须直面自然界抛出的问题，也勇于承担因错误选择而造成的后果并加以不断弥补。《征服自然》恰恰就给了我们重要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