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灵知基因

“正典秩序”是欧洲文明的大统，它以希腊的理性传统、希伯来的律法传统以及基督教的福音传统为骨干，并通过颇具矛盾感的彼此交融导向最高的共识：此世代表着对美和理性的契合；宇宙按照自然法则恒定运转，经久不息，它“不存在偶然的异质元素……作为秩序的模范向人类开放，供人类探究、效仿”。

如果说“正典传统”是站在二元论张力的微妙平衡中追求一元论的努力，那么“负典秩序”则表现为此种紧张感的断裂：它以极端二元论的面貌来呈现自身，放弃了对此世生存的诉求，转而猛烈地抨击和贬低普遍法则并重估一切价值。“负典秩序”将自身与最神圣之物的相交视为唯一的秩序，作为对正典的激烈反题，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者不乏诺斯替（gnosis）、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和摩尼教（Manichaeism）等，它们被统称为“灵知主义”（Gnosticism）。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为灵知主义做出简单平实的界定：“你若是可以接受同一个死亡集中营共存的上帝，一个同精神分裂症共存的上帝，一个同艾滋病共存的上帝，一个仍然强大万能且不无善意的上帝，那么你就是信仰之士……相反，你若明知自己同一个超绝尘寰、独处异乡而陌生的上帝具有亲近感，那么，你就一定是一个灵知主义者。”（《西方正典》）

按照以赛亚·柏林的说法，浪漫主义运动最先于18世纪末的德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它看起来还很年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欧洲大陆正被启蒙思想笼罩。提起启蒙，我们会想到精密如丝织的知识网络，想到想到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崇拜，想到对集邮式认识的狂热。启蒙运动及其发生的时代总给我们带来强烈的理性意味和观感，但在机械化图景的秩序井然之下，炼金术、灵媒、骨相学等神秘之物暗流涌动，来势汹汹，颇有喷薄而出之势。若一个命题的诞生总要伴随着其激烈反题的出现，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8世纪欧陆的诡异断裂背后，蕴藏着灵知主义的负典密码。

“灵知主义是理解浪漫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视角，而浪漫主义又是把握灵知主义的一个独特的现代参照”。在托勒密天文学的人神共生体系之中，人们不能为“神正论”问题进行辩护，于是灵知主义与正典秩序分道扬镳：它不否认人在此世的生存，却不能忽视创世之神的劣等，并且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点“神圣之火”，只有在与真正的善（救赎之神）相交之时才会被点燃。自此，人失去了本质，对自我进行设定和创造；一切价值都不能转化成有效的命题形式；一切差异和矛盾的碎片都不能被容纳进圆满完整的拼图游戏中。

反观浪漫主义，它不相信有什么完满知识和普遍价值等待人们探寻，它以绝对的自我地位达成了与理性启蒙秩序的全然决裂。正如诺瓦利斯所说：“哲学本是乡愁，处处为家的欲求”，浪漫主义对世外故土的怀恋令人寝食难安，寻找拯救之神的还乡渴念从未停止，浪漫主义者只能以灵知姿态向救赎者祈求遭遇，向鬼魅横生的现世注入诗意的魂魄。在此意义上，浪漫主义具有浓烈的负典意味和灵知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