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是一种功夫，要一起修炼，不可区别对待
克明俊德，格物致知。此为至善。
至善之人，也是至情至性之人，看透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面对挑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淡定自若。烟火岁月，乐在其中，受人敬仰。当然，有些至善之人，泥潭里滚过烫过，难免会沾染嫉恶如仇的性格，但只要德行端正，不做伤天害理之事，就瑕不掩瑜。
人间世事难料，磨难重重，但追求自在快乐，又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愿望。但多少人，迷失在岁月的樊笼里，将自己变成一个畏手畏脚、消极颓丧又或左右逢源、愤世嫉俗的人，放弃挣扎，得过且过。
由此，要想获得人间的自在快乐，王阳明让我们不要放弃精神追求，让自己的心有法可依，完成自己的哲学建构，才不至做一只迷途的候鸟，背负精神的枷锁，逃不出来。
为什么王阳明如此执着地追求心灵的修炼？因为心外无理，心有定盘针，就不必枝枝叶叶外头寻，寻也寻不到，最后兜兜转转，发现一事无成，就是杂念太多，心不够静。想要振翅高飞，就要不畏高寒，哪怕要经历折翼之痛。吸收的噪音太多，又没有强大的心理建构，就容易不得章法，汲汲营营，攀炎附势，惶惶不可终日，反而耽误了美好的时光，让自己不痛快。因此，古来圣贤都以修心养性为己任，到最后他们都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有极强的定力，不畏一时之得失浮沉，这些都是极高的思想境界。
如何修炼呢？圣人只有一个功夫，就是知行合一。古人所以分开说“知”和“行”，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王阳明则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和行要一起修炼，不能只练其一，忽视其二。因此，王阳明强调的修心并不是关起门来，不问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也不是像佛道高人那般，吃斋念佛，超然物外。修心要不假外求，与其笃信圣人，不如反求诸己，在这里圣人之学只是自学自证的敲门砖。
修行是日课，因为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修行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
因此，在知行合一的道路上讲求慎终如始、惟精惟一。这是一种从始至终一心一意的心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就事情。怎样才算一心一意呢？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是一心一意吗？并不是。因为它和“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没什么区别，都是逐物的心态。一心一意，首先要求的是追求天理。存天理，就是立志，做人先要立志，再依规实践，否则就容易在逐物的途中迷失心智。所谓知和行是一种功夫，要一起修炼，就是这个道理。追求天理的过程就是对症下药、种树养根的过程，“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如果只是专心做事，则过于偏重执行，没有从战略和天道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只能算是摹仿誊写之功，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久而久之其失真愈远矣。
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道无方体，不可执著。却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恃剑而生者，最终死于剑锋。恰恰是那些认定的道理又或成功的经验，在超越特定的时间之后，成为了致命的毒药。对人类来说，成功源于知识的力量，它让我们得以改造环境。问题是要让这种力量可控，就像乔纳森·海特的《象与骑象人》里说的那样，人的“心”是一头大象，而“智”则成了骑象人。象与骑象人不再是简单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更多应该体现为协调和合作。在海特的观念里，幸福的获得不是任“情”驰骋，也不是以“情”“理”相争，而是“心”与“智”相协调，“情”与“理”相合作，最后以“理”驭“情”，骑象人驾象而去，终达幸福彼岸。因此，王阳明说，心外无道，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
如何可控呢？要深刻理解一个道理的实际意义，理解它的威力大小，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就要总是从整体上看，并将它作为更大整体，即活生生的文化的一部分。这要求我们，不要过分着眼于细小部件，它会让我们丧失真正需要关注的点。通过“忽略小物质”，去掉细枝末节，我们极有可能得出一般规律。即使规律仍然不能求解，但至少能写出所有方程，提高成功概率。通过研究事物的普遍规律，我们获得了真知。
很多时候，带来麻烦的不是未知的东西，而是我们以为知道，实际却并非如此的东西。过分关注细节，就会陷入这种管中窥豹的陷阱。因此，理解就是改变自己，超越自己。在我们知道它是讲什么的时候，就不会感到痛苦了。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修心，是入世之道，强调认知与实践的结合，认知指导实践，一片至知至诚至信之心，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从而最终能惠及百姓，救民水火。知行合一也是为了取法明道，这与王阳明一直在朝廷做官的背景不无关系，心里始终想着“为民请命”的事情，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修心必须全心全意，因为不诚无物，“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诚意之功，才能明明德、穷天理，才能格物致知。
例如他在江西平乱缉盗，所采取的治理策略就看成教课书级的管理手段：
① 在当地厉行“十家牌法”，建立户籍与查验制度，每户一牌，让民众互相举报，不让盗贼有藏你之处
② 加强部队训练，选能任贤，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
③ 当断则断，果断地对盗贼发动战役
④ 设立行政管理单位，强化政治控制，并兴商贸，恢复生产生活
⑤ 建学社和书院，推行敦厚民德、移风易俗的文化举措
由此就能看出王阳明在为官上颇有建树，手腕和执行力了得。
修心到一定程度，就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因为心志已然成熟，能做到收放自如。
同时，在朝廷为官，与民谋利，难免会触碰到钱和权的问题。王阳明也强调，要超然于得失荣辱，世俗人情之外，否则会被物欲腐蚀，沦为金钱的走狗，甚至做出伤天害理之事。道理都懂，但知易行难。王阳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经常教诲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因此，王阳明让我们牢记他的致良知之学，紧要有四句话，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四句话是理解致良知学说的解说思想，理解了这四句话，并在实践过程中活学活用，就容易去人欲，存天理。最终达到此心光明的境地。
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思想的碰撞和意识的冲突，这时候王阳明认为“和而不同”才是正确的交流思路，这个社会本就是多元和谐的，容得下孔孟之道，自然也该容得下说学逗唱。他自己在理论建构上，也遵从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思想来提高自己的认知，和苏轼讲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学习态度异曲同工。代表个人情绪的喜怒哀乐也应该是中和的，过犹不及，过分的放逐情绪，不懂收敛和场合，也是自私的表现。
平日里如何用功修心？王阳明教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就好比为官讼狱，同样需要不断主持断案，才能求得实学：
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文治武功，无一不精，是大学问家，也是事必躬亲、为民做主的好官，同时还是桃李满天下、流芳百世的好老师，这样一个人，比孔子和朱熹只讲学的单一贡献，来得更彻底，也更不易，更伟大。
正如温总理所说，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
至此，此心光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