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梳理与摘录

第一章

书籍只有被理解时才算被发现。——歌德致席勒

对文学传统、十九世纪创作现实和托、陀二人的总阐释。

一

古典鉴赏传统及老式批评的必要性以及优越性。

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史诗风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富于戏剧性。

讨论出发点：托与陀的相似之处以及二人本性方面的对抗性。

“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

“如果一种诗意领悟的形式主要涉及历史契机，涉及宗教神话体系，就把它称为史诗吧。如果一种生命感悟的意义原则，源于人的性格的孱弱性，源于亨利·詹姆士所说的‘对灾难的想象’，就把它称为悲剧吧。这两个定义都欠缺详尽性和包容性，但是却足以提醒我们：存在着伟大的传统，存在着精神发展的来龙去脉，它们将荷马、叶芝、埃斯库罗斯和契诃夫联系起来。文学批评必须以谦卑之心，带着经过不断更新的生命感，回归这些传统。”

二

存在（多方面的）“巨大性”。

托：

“托尔斯泰具有非常巨大的生命活力，拥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和令人经久不忘的本领，每一种生命力量在他身上都显得异常旺盛。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与他同时代的人——例如，高尔基——相比，托尔斯泰是一位以古人的庄严威仪在地球上叱咤风云的巨人。他的年迈身躯带着某种非常离奇、隐约侮慢的意味；他活了80多岁，身上依然处处显示出王者风范；他辛勤耕耘，直到生命终点；他英勇斗争，绝不屈服，在自己的天地中自得其乐。托尔斯泰的能量巨大，不可能将想象力局限在狭小的空间之内，不可能写出雕虫小技之作。每当他进入一个房间。每当他采用一种文学形式，他传递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巨人弯腰进入了一道为常人建造的房门。”

“在托尔斯泰生活的各个方面，创作冲动形成的力量随时可见，它体现在偶尔出现的豪赌行为中，体现在他年轻时的猎熊活动中，体现在疾风暴雨般的多产婚姻中，体现在他多达90卷之巨的著作中。”

陀：

“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篇幅较长，主要出于这几个原由：一、他的创作风格具有苦思冥想、层层堆叠的特征；二、他在写作过程中对人物持摇摆不定的态度；三、出版商是按照稿件的页数来支付作家薪酬的。”

“波伊斯经过细致考察之后发现，甚至在极端痛苦的阶段中，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能得到欢乐；那样的欢乐并不带有受虐狂特征（尽管他的气质中存在受虐狂倾向）。更确切的说，它源于原始的本能的愉悦，心智会以自身的韧性，接受这种愉悦。这个人在白热状态下生活。”

三

欧洲小说主要传统产生的环境。拿破仑式主题对十九世纪小说的影响。后拿破仑时代作家所面临的艺术创作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取舍和调和。

“欧洲小说的主要传统产生于曾经让史诗解体，让严肃戏剧衰败的那种环境。从果戈里到高尔基，俄罗斯小说家借助与西欧相距遥远形成的单纯性，借助个人天才的反复偶然行为，给自己的使用媒介注入了巨大能量，注入了非常极端的见解和狂热的信念诗歌。于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广度上逐渐与史诗和戏剧形成竞争局面。……小说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

“小说是历史最重要的远亲。”

“19世纪的小说家们继承了经过升华的观念，以便理解他们自己时代具有的戏剧性。那个时代的人知道攻占巴士底狱监狱的丹东，知道奥斯特里茨战役，觉得没有必要求助于神话或者古代历史来为诗歌想象提供素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责任感的小说家直接反映当时的事件实际情形，与之相反，他们带有非常敏感的本能，能够把握艺术的广度，努力反映在人们——他们与历史名人相去甚远——的个人经历中出现的新节奏。”

“但是随着19世纪头二十年发生的事件在历史进程中销声匿迹，荣耀似乎也从空中坠落到地上。现实变得越来越灰暗，越来越逼窄，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固有的困境逐渐显露出来。”

四

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和美国小说的现实源头以及具体优势。

“与欧洲的正面接触给予俄罗斯和美国小说某种具有特别意义和尊严的东西。那时俄罗斯和美国正在迈入成年的门槛，正在寻找自身的形象。在这两个国度中，小说所起的作用有助于给予人们的精神一种场所感。”

“……俄罗斯和美国还缺乏地域稳定性和连贯性，而这一点是欧洲小说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

“……在俄罗斯和美国，生活本身带有年轻人的狂热。”

“这种‘孤立的道德责任感’，这种对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强制性冲动，让美国小说和俄罗斯小说超越欧洲现实主义日渐萎缩的资源，进入佩阔德号捕鲸船世界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世界。”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这种替代表现在空间和文化两个方面精神——从欧洲转移到新世界。在俄罗斯，这种替代表现在历史和革命两个方面。两个国家都存在着痛苦和无理性，但是也存在着进行实验的可能性，存在着这一令人振奋的概念：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对现存社会的描写，不仅仅是提供浪漫主义的娱乐。”

五

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的创作现实。托与陀和西欧作家相比的独特性。

“俄罗斯小说的奇迹迭出之年，从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开始，一直延续到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在创造力量和持续天才的推动下，那44年时间中成果斐然，完全可以与历史上的创作黄金时期——伯利克里统治下的古雅典、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英格兰——相提并论。他们都是人类精神取得辉煌成就的岁月，此外，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小说诞生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当时已经出现了社会动荡的迹象。”

“摆在19世纪俄罗斯作家面前的现实的确充满挑战：专制制度惶惶不可终日；教会受到大灾难预期的困扰；知识阶层才华横溢，但是失去了根基，要么从国外寻求救赎，要么寄希望于愚昧的农民大众……。”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19世纪西欧小说与俄罗斯小说之间的巨大差异，巴尔扎克、狄更斯以及福楼拜的传统是世俗化的。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是宗教的，源于渗透着宗教体验的氛围，源于这一信仰：俄罗斯命中注定要在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这么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精神小说和精神诗歌，他们的核心目的是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对人类救赎的追求’。”

第二章

诗人颇有伪善之嫌，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进行辩护，然而内心深处却因此难得安宁。——拉辛致勒瓦瑟

托尔斯泰其人与作品。史诗性。

一

《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史诗要素的界定。

“在托尔斯泰那个时代的人眼里，史诗这个理念所强调的感觉是：广袤、严肃、时间的大跨度、英雄主义、淡定平静、叙事的直接性。”

二

需要老式批评对托、陀作品的文学技巧进行解读。

三

《安娜·卡列尼娜》细读。

四

托氏作品与荷马史诗的精神联系。

“托尔斯泰像阿伽门农一样，高高的坐在山丘上；大草原上到处都搭着帐篷，点燃了篝火；与希腊人一样，巴什基尔和吉尔吉斯人在4英里的赛道上奔驰，从那位长着络腮胡须的国王手中接过奖品。但是，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见不到卖弄考古知识的痕迹，见不到刻意重构的痕迹。荷马史诗的元素融合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之中，植根于他的创作天才之内。如果阅读托尔斯泰针对莎士比亚的攻击，读者就会发现，他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者的亲密关系是明显的、直接的。托尔斯泰把荷马视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两人之间相隔的漫长岁月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不可能将荷马与托尔斯泰两人之间观点的相似之处，集中在单一的表述或者演示之中。相关之点很多：古老的牧歌式场景、战争和农事诗歌、五官感觉和肢体动作的重要性、四季循环构成的融合一切的清晰背景。除此之外，两人都意识到，能力和活力本身是神圣的；……在最深刻的层面上，两人都拥有一种具有本质性的理智，一种追求柯勒律治所称的‘高尚生活道路’的决心，而不是追求陀斯妥耶夫斯基式天才心目中的那种精神变态的黑暗状态。”

“……此外，他们的本能是要弥合精神与行为之间的差距。将人手与利剑联系起来，将舟楫与海水联系起来，将马车的轮箍与地上吟唱的卵石联系起来，荷马和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将行为视为整体；他们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能够让没有生气的环境大放异彩。”

“在荷马和托尔斯泰创造的世界中，战争与死亡带来浩劫，然而不变的是这一核心意义：它们确认，生命本身是美丽的，人们的活动和岁月值得记录下来；没有什么灾难具有终结性；甚至焚毁特洛伊或者莫斯科的大火也无法毁灭一切。这是因为在烧焦的高塔之外，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之外，碧蓝的海水依然起伏不息；当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被人遗忘之后，丰收的季节将会再次给山坡涂上一抹金黄。”

“生命和星光天长日久，超越人世间的短暂混乱。”

“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在真正意义上是一部英雄史诗，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与《伊利亚特》类似，既描写了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又描写了战争的辉煌和令人欢快的猛烈行为。托尔斯泰小说表现的和平主义根本无法抵消年轻的罗斯托夫 冲向法军掉队士兵时体验到的那份狂喜。”

五

《战争与和平》。《复活》。

“托尔斯泰曾经跪倒在妓女面前痛哭，并且在日记中写道，世事之道就是毁灭之道。这一信念总是在他内心燃烧，他的文学作品具有的持续力量反映了这个事实：每部作品都是他的创作天赋战胜这个令人痛苦的信念的胜利——如果一个人失去灵魂，获得高度艺术名望不会带来什么益处。”

“如果要对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研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两极对立是主要问题之一。为了追求就是外出走这一主题是两位大师共有的生活经历和想象活动；从许多方面看，《复活》就是《罪与罚》的后记。但是，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到作者所说的乐土，陀斯妥耶夫斯基眼中的地狱是出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大都市，现代大城市，更具体地说是‘白夜’状态下的彼得堡。作品中描写了起到炼狱作用的出走。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主人公在乡村中找到了和谐和优雅；对比之下，这样的东西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罪人’只能在天国中找到。与托尔斯泰的观点恰恰相反，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样的王国不属于——而且不可能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在这个语境中认真考虑这个常常被人特别提到的事实：陀斯妥耶夫斯基擅长描述城市生活，几乎从未尝试描写农村风景或广袤乡村。”

六

《安娜·卡列尼娜》的多重情节或分离中心。

《战争与和平》。托的消弱语言世界的现实性与事实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障碍。

“他笔下的人物会变老，变得忧郁，随后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他心里显然清楚，即使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有最后一章；不过，他在必然性中看到了一种扭曲，于是试图淡化这一点，采用的方式是在结尾中引出下一步作品的序曲。在每一幅图画的画面之内，在每一尊塑像的静态之中，在每一本书的封面里，都存在着某种挫败，体现了对这一观念的承认态度：在模仿生活的过程中，我们破碎了生活。但是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我们对这一事实的意识并不那么强烈，也许，其他任何小说家都不能给读者这样的感觉。”

七

托尔斯泰与荷马。托尔斯泰对戏剧的看法及创作。

“（梅列日科夫斯基语）托尔斯泰具有‘天生的非基督徒的灵魂’。”

第三章

它应该到达剧场……——巴尔扎克致汉斯卡夫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与作品。戏剧性。

一

戏剧传统与戏剧元素对陀氏作品的影响。

二

题材的选择体现对戏剧的偏好。陀氏戏剧作者的气质。

“陀斯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欢阅读报纸，他在通信中常常提到，他侨居国外时难以看到俄罗斯报纸。历史学家的手法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起到重要作用；与之类似，新闻技巧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活动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简而言之，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这些实际情况起到重大作用。他们表明一个显而易见的寓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想象力围绕着一种暴力行为发挥出来，这些行为在性质和风格潜力两个方面非常类似，借助具有干预和探索性质的侦探语言，从犯罪到惩罚的主题运动以内在方式，包含了戏剧形式——这一点见于《俄狄浦斯》、《哈姆雷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

三

时间上的戏剧性。《白痴》细读。戏剧张力。

“因此，与戏剧作者的情况类似，对小说作者而言，一直都得面对如何处理真实时间和想象时间之间关系这个问题。”

“托尔斯泰小说中的叙事如同渐渐涨起的潮水；陀斯妥耶夫斯基让时间变形，以狭小的扭曲形式表现出来，使它失去可能表现品质或进行协调的闲暇时段。他刻意让黑夜中出现频繁活动，如同白昼一半，以免睡眠减弱惹人恼怒的事情，以免睡眠化解角色冲突形成的仇恨。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时间经过浓缩，带有幻觉特征，是圣彼得堡的白夜，而不是托尔斯泰笔下安德鲁公爵在奥斯特里茨安睡的中午，不是列文找到平静的遥远星空。”

“梅斯金是一个包含多重意义的角色，我们在他身上看到耶稣、唐吉诃德、匹克威克以及东正教传统中圣徒式愚人的影子。但是梅斯金与罗果金的关系是明确的。罗果金就是梅斯金的原罪。…… 他们一起进入小说，后来一起离开，走向共同的陌路。罗果金谋杀梅斯金的行为，带有强烈的自杀性痛苦。他们之间具有无法言说的近似性，它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试图表达的一种寓言：暗示在知识之门中必然存在着邪恶。当罗果金离开他时，公爵再度陷入白痴状态。假如没有黑暗，我们如何理解光明的性质呢？”

“……这种表达复杂‘背景知识’的做法给戏剧方式带来了很大困难。……其原因恰恰在于，‘情节发展几乎完全属于场景式的’。”

“言行之间的张力非常巨大，总是存在这样的危险： 语言将会超越自身，进入行为，变为击打、亲吻或者诱发癫痫病发作。对话赋予场景能量和潜在暴力，这些肢体动作使人惊讶。它们在语言中回响，使人觉得，它们不是从一定距离之外讲出来的现实情形，而是由句法力量释放出来的爆炸性意向或者隐喻。因此，陀斯妥耶夫斯基对肢体动作的处理方式带有模棱两可的幻觉氛围。读者见到的究竟是讲述出来的东西，还是表演出来的动作？对这一问题，我们难以立刻做出回答，它证实了一点：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戏剧方式处理对话，使对话变得具体可感。对话应该推动情节，动作应该表达意义，这正是戏剧的本质。”

“对这两位作家（使用诗体语言的莎士比亚与使用小说语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对话是实现艺术效果的基本媒介。”

四

《白痴》的结构与戏剧性效果。

五

在对情节进行戏剧化处理的同时保持对细节刻画的说服力。

《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所继承的文学传统：哥特元素、德昆西、欧仁苏、乔治桑、巴尔扎克和狄更斯。

“《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以及他创作的主要短篇小说都继承了哥特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该传统中派生出自己特有的场景，派生出自己世界的面貌和特色。发生在阁楼中和街道上的谋杀、贫苦大众的单纯质朴、贪得无厌的淫乱行为、充满神秘的犯罪行为、有吸引力的影响，这样的东西腐蚀了飘荡在城市黑夜之中的灵魂。”、

“他熟知并且直接继承了欧洲文学，在这方面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一位主要的俄罗斯作家。”

六

对儿童的暴力行为。悲剧式幻想。

“陀斯妥耶夫斯基将虐待儿童——特别是诱使儿童堕落——行为视为一种象征，它所影射的是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邪恶行为。在这样的行径中，他看到了不可宽恕的罪孽的化身。……折磨或者强暴儿童的行为是在人身上亵渎上帝的形象。 但是更为令人感到恐惧的是，这种行径让人怀疑上帝的可能性，或者严格地说，怀疑上帝保留与其创造物之间的某种相似性的可能性。”

“……其次，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针对儿童的犯罪实际上是弑父行为的象征性相似物。”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悲剧式幻想’现实主义以及他所用的哥特式手法，将他的小说艺术观与托尔斯泰的区分开来。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尤其是在他晚年创作的故事中，存在着魔鬼信仰和挥之不去的心理困扰的因素，他们把叙事拖到情节剧的边缘。”

七

“地下人”形象。托与陀部分精神对比。

陀：

“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居住在‘砖块和石灰构成的隐修院’里，其中最著名的是‘地下人’。 地下人是外来者、叛乱者、无家可归者，是被遗弃的人，是局外人。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地下人是最令人痛苦的形象。”

“如果说现代文学给我们的世界观贡献了一个主要元素的话，这一元素就是去人性化观念。是什么原因形成这一点的呢？也许是生活的工业化过程，也许是工业化过程中难以名状、乏味的单一性对人的贬低。…… 但是，无论‘对身为人类感到羞耻’这一观念源于何处，它在20世纪中造成的影响非常严重，大大超过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当初的预测。…… 自从《地下室手记》问世以来，我们了解到，昆虫这一意象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古代神话描写了半人半神的角色；后陀斯妥耶夫斯基神话描写了半人半虫的角色。”

托：

“托尔斯泰作品中的角色即使蒙受羞辱也保持了人的特征，在耻辱中使自己的人性得以深化，发出耀眼光芒。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托尔斯泰‘在不变的自然日光下’观察人。在他看来，在幻觉中将人变为动物这一做法与自己的信念格格不入。即使在表现非常残酷的场景的过程中，托尔斯泰式悲观主义也得到这一核心信念的修正：人们不应仅仅‘忍受’，用福克纳的名言来说，而且还应‘战而胜之’。”

“尽管托尔斯泰的哲学排斥繁琐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它在深层次上依然是理性主义的。他毕生努力寻找一种能够统一一切的原则，希望借助这样的原则，使观察到的经验的多维特殊性与自己对次序的认识结合起来。陀斯妥耶夫斯基对荒诞的事物表示敬意，攻击日常生活中的重复方式；在托尔斯泰看来，这是乖戾、疯狂的做法。用维亚泽姆斯基的话来说，托尔斯泰是否定论者……但是他的否定是大刀阔斧的行为，旨在为光明开辟一片空地。他对生活的描写是为了表现人文主义……”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托尔斯泰是老派人物，这标志着对我们自己地位的亵渎。”

第四章

有的人用艺术标准或者宗教标准来评价艺术品，有的人用宗教标准或者艺术标准来评价宗教。这两种做法最终会得到相同的东西，然而它是任何个人都无法实现的目的。——T.S.艾略特

托与陀的神话传统、宗教信仰和二人作品所展现的宗教观的对比。

一

宗教、艺术、现代小说之间的关系。托、陀作品所展现的宇宙观要求读者用阅读但丁的方式来解读他们的作品。

“小说的世界观主要是世俗的。欧洲小说在18世纪崛起，与当时出现的宗教感觉的衰落密不可分。从那时开始，两样东西同时流行，一样是小说，另一样是用理性主义方式对现实进行的本质上属于社会性质的阐述。……西方小说关注的是社会，描写的是社会之中的人际关系，从不——或者说几乎从不——描写个人与自我、与上帝的关系。”

“（托与陀）他们两位对上帝的理念非常着迷，把自己的生活视为通往圣城大马士革之路。上帝的思想以及上帝存在的神秘拥有令人炫目的约束力量，控制了他们的灵魂。他们表现出狂热、自豪的谦卑，觉得自己不是小说的创作者，而是先知，是预言家，是夜里的守望者。‘他们两位寻求救赎，’别尔嘉耶夫写道，‘这一点正是俄罗斯文学家的典型特征，他们寻求救赎……他们替世人受难。’”

二

托尔斯泰的精神历程。托尔斯泰式基督教的发展过程。

托尔斯泰的神学观、道德观与艺术观的碰撞。

“值得注意的事实不是早年托尔斯泰与万年托尔斯泰之间看似存在的差异，而是托尔斯泰思想具有的统一性和因果联系性。”

“我们不能将托尔斯泰身上的这两种力量分离出来；道德家气质和诗人气质共生共存，痛苦感受和创造活力水乳交融。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宗教冲动与艺术冲动相互竞争，以便获得至上地位。……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只有通过身体活动，只有在大量使用体力时，托尔斯泰才能找到平静和平衡；只有在精疲力竭的情况下，托尔斯泰才能暂时平息在他头脑中进行的激烈辩论。”

“（以赛亚·柏林语）他渴望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原则，这就是感知相似之处活着共同起源；或者说，在构成世界的结构的那些看似相互排斥的碎片中，他渴望感知单一的目的或统一性。”

“……托尔斯泰小说建筑在道德力量和宗教力量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力量至少有一部分是与文学相互对立的。……随着对人生的真正意义的深入探索，这些怀疑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一观念别人无法理解，常常以隐秘的方式噬咬着他的心灵，’高尔基说，‘这就是上帝观。’正在《复活》中，这一观念熊熊燃烧，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烈焰，几乎吞没小说的叙事结构。”

“托尔斯泰的悲剧在于，他将自己的文学天才视为堕落，视为背叛的动因；他原本决心在现实中发现单一的意义和完美的融贯性，但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具有全面性和生命力，把这一现实形象打得粉碎。这两部作品将无序之美与作者对哲学根基的追求对立起来。”

“托尔斯泰的作品带有某些突出的问题成分和说教成分，任何了解托尔斯泰的个人生活和心路历程的人，都会对这些东西持宽容的态度（也许过于宽容）。……如果我们暂不考虑《复活》，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宗教主题和宗教角色的行为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仅仅占据次要地位，《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是经验世界的形象，是关于人们的世俗生活的编年史。”

三

托尔斯泰的神学观及他基于宗教信条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创作。

“因此，如果我们惊叹，他创造的角色具有很大的生命力量，他的小说具有形式方面的‘非终结性’，我们应该记住，托尔斯泰意在征服死亡。”

“他有力地排斥天国位于‘别处’这一理念，排斥超越生命本身才能到达天国这一理念。在西方思想中，许多理念都建筑在这种柏拉图式划分的基础之上：一边是五官感知的生命有限的影子世界，另一边是理念和绝对光明构成的‘真实’和一成不变的王国。在西方诗学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是：艺术通过与寓言和隐喻向人们揭示‘真实’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仅仅是一种堕落的或者支离破碎的形象。但丁升向天堂，见到光明的玫瑰，借助哲学、科学、诗歌和天恩形成的顿悟，从转瞬即逝的状态上升到真实状态。”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存在着一种‘双重意识’；然而，这两种基本隐喻的两项都属于今生今世。托尔斯泰并置的并不是世俗生活与死后出现的某种更真实的超验体验，而是出现在现实时间流动之中的今生今世的美好生活与悲惨生活。托尔斯泰的小说艺术是反柏拉图主义的，它崇尚这个世界拥有的‘真实性’。它反复告诉我们，现在就必须在地球上建立天国；在这个王国中，唯一的真实生活是现实赋予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信念后面，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改良者推出的旨在建造新的耶路撒冷的计划，是在现实和文学想象创造活动之中的文学家心中隐藏的备受折磨的信仰。作为《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托尔斯泰不愿将自己的作品‘仅仅当作漂浮在幽灵般事物范例之上的泡沫’。”

“宣扬补偿的神义论要人们相信在另一个王国中，遭受痛苦的人和生活贫穷的人将会坐在上帝的右侧。在托尔斯泰看来，这一教义是具有欺骗性的残酷说法，有人刻意用它来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服务。必须在此时此刻实现正义。托尔斯泰版的基督复临是人世之间出现的黄金时代，人们届时将会彻底觉悟，服从理性道德观的约束。”

“托尔斯泰在捕狼或者砍伐白桦的过程中进行写作，对事物的‘物质性’有具体实在的把握，这使其他小说作者的作品显得像幽灵一样缺乏实感。”

把他弄出来！他身上的十字架太大了，我们的教堂装不下。

“爱与恨交替出现，顿悟与怀疑交替出现，这使我们难以用任何严格的方式界定托尔斯泰的神学。”

四

托尔斯泰所信奉的形而上学理念对其创作的限制。

“托尔斯泰的全知全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它无法掌控无理性与最终紧张状态和混乱的自发性。”

“当叙事在力量或者抒情热情的推动下，本身有可能成为目的时，托尔斯泰对艺术所持的不信任态度便清楚地凸显出来。因此，托尔斯泰的小说常常出现的情形包括，基调突然中断，语气以失败告终，情感呈现下降趋势。托尔斯泰信奉的形而上学理念不是通过审美形式来实现的，而是对作品提出了自身的修辞要求。”

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学观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陀创作人物形象的偏好。

“陀斯妥耶夫斯基提到了写作《大罪人传》的计划，言简意赅地坦承：‘贯穿小说每个部分的基本理念是以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方式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东西：这就是上帝存在的问题。’这种折磨出现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具有的天才的核心部分；他的世俗本能——故事讲述者的力量、天生的戏剧感、对政治的极大兴趣——全都深受头脑中的宗教特质的影响，深受他的想象力具有的基本宗教特性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具有其特殊结构：人经历的层面处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狭仄的空间中，在耶稣与反基督徒之间的狭仄空间中。天罚和天恩的动因攻击人的精神，对爱情的攻击最具消耗力。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人的救赎依赖人易受攻击的特点，依赖人所遭受的苦难和良知的呼喊，这样的东西驱使人以明确态度，面对上帝形成的两难困境。为了使自己笔下的角色更容易遭受埋伏，小说家剥去了他们身上的障碍物。当上帝的影子落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时，社会生活的常规或者世俗事物减弱这一挑战具有的可怕强度。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只能在最大程度上扮演自己的角色。”

“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例如，拉斯克尼科夫、梅斯金、基里洛夫、维尔希洛夫、伊万·卡拉马佐夫等依赖思想为生，其他人依赖爱情或者仇恨。如果说其他人燃烧的是氧气，他们燃烧的是理念。幻觉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叙事中所起作用巨大，其原因正在于此；在幻觉状态下，思维快速的穿过人的机体，将自我与灵魂之间的对话具体化。”

“与托尔斯泰的做法不同，陀斯妥耶夫斯基对耶稣的神性深信不疑，那种神性通过展示出来的人性特征，以非常有力的方式打动他的灵魂，引起他的思考。”

“陀斯妥耶夫斯基带着不乏阴郁的洞见，看到了这一点：物质需求与宗教信仰具有相似性。”

“人的自由，是人面对上帝时表现出来的脆弱性。……这一思辨带有心理层面的准确性，带有强烈的想象力，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恶论的发端。假如没有罪恶，就没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就没有可以促使人认识上帝的那种痛苦。”

“人的精神带有肉体的外壳，完全沉浸在暂时的世俗生活之中，然而却保留了脆弱性，容易受到天恩的影响，容易受到死后打入地狱之害。赤贫者、孱弱者和癫痫症患者拥有某些重要优势：他们有的在物质上一无所有，有的备受疾病发作的折磨，有的失去感知的整体性，这些状态将感觉的具有掩盖作用的保护层与正常的健康状态分割开来。梅斯金和基里诺夫都是癫痫症患者，他们面对的上帝的问题，具有特殊的直接性。……与癫痫症患者类似，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神智学中，罪犯和无神论者也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站在自由限度的边缘上，迈出的下一步肯定只有两个方向：上帝或者地狱。……甚至在拉丁传统中，小偷和妓女也占有被奉为神圣的地位。根据东正教的观点，他们的地位也非常接近核心位置。斯拉夫神学家们乐于看到关于耶稣的爱人之心的这一悖论：他并不嫌弃那些险遭天罚的可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一教义上增添了自己的劳役和救赎的经历。……”

六

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和宗教体验的显性（如对《圣经》的援引）和隐性（带有异端邪说的特点）呈现方式。

人物名字的寓意。《卡》。《群魔》，斯塔夫罗金。

托、陀作品就神话体系的全面性而言具有不可比拟性和不可复制性。

“此外，与反基督者类似，斯塔夫罗金以危险方式，与真正的救世主相像：在他身上，黑暗的东西燃烧起来，发出耀眼的光亮。‘你像他，非常像，也许你和他有亲缘关系。’跛子说。她虽是愚人，却独具慧眼，看到了斯塔夫罗金的本来面目：他带着光鲜的假面具，他是黑夜之鸟，假装能像猎鹰那样翱翔云天。斯塔夫罗金最后以自杀告终。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是熟知陀斯妥耶夫斯基思想的人之一，认为斯塔夫罗金采取的这一最后行动最终证明了他的本性。他是犹大，他是反基督者，掌控的魔鬼不计其数。他体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不成熟的基督复临的看法：在那样的情况下，假救世主将在东方出现，欺骗善良之心，让世界堕入混乱之中。”

“在文学领域中，很少有人像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让我们看到了理解力的局限性。没有谁像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善与恶之间、神与鬼之间，令人感到安慰的区分完全是人为的，应用范围非常有限。”

“陀斯妥耶夫斯基植根于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的信念，托尔斯泰的异教信仰独树一帜，自我陶醉，然而却不乏理性；就此而言，20世纪的欧洲小说和美国小说无法借鉴这样的信念和信仰。在19世纪的俄罗斯，宗教热情和文学想象同时迸发出来，祈祷和文学呈互相影响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特殊的历史环境。机遇和天才结合，造就了希腊悲剧和伊丽莎白时代戏剧；与之类似，俄罗斯小说的传统也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契机之中。”

七

托、陀二人的相似性与思想上的对立性。

将宗教大法官传奇视为一种寓言，认为它揭示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碰面时出现的情形的这种阐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适当性。

“两人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谨慎地——有时带着压抑心态——承认对方具有的天才。两人的伟大性具有不同的一般倾向，其存在形式也各不相同，这以无法挽回的方式，是他们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超越了托尔斯泰宣称的普世之爱，以预言家的洞见，看到了这三者的结合：其一，鼓吹社会完美性的信条；其二，建筑在理性或者个人感觉首要性的基础之上的神学；其三，将悖论感和悲剧感从人们生活中排除出去的欲求。早在托尔斯泰的其他同代人之前，也许早在托尔斯泰本人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以朦胧方式，提出了托尔斯泰思想可能形成的东西：一种没有耶稣的基督教。在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看到居于核心地位的卢梭式自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东正教的信条，被信仰的神秘性和悲剧性吸引，在托尔斯泰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主要反对者。”

“伊万内心深处笃信耶稣，然而却无法让自己思路明晰的灵魂相信上帝。我们难以想象，还有谁能够以更精妙的方式，表达更令人感到痛苦的非基督教言论。”

“如果低估托尔斯泰骨子里固有的贵族血统，就误读了他的天才，误读了他具有的气质。托尔斯泰是带着高高在上的目光施爱于人的。一方面，他大谈人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大谈常识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是导师，是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和责任的人。他与大法官类似，在家长式统治中看到了一种理想的关系模式。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根本看不到可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谦卑’概念加以解释的东西。”

八

托、陀之间对立因素、在俄罗斯与其它地方为读者和政府所接受的不同历史及总述。

“两人生活的时代似乎特别有利于伟大艺术的创作：在这样的时代中，文明或者传统文化已处于衰落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具有的活力与这样的历史条件发生碰撞——它们已经不再适合文明的发展，但是在一个阶段中在精神创造领域中却依然完整无缺，结出了最后的果实，而文学具有的自由性利用了社会约束和精神特质的衰败过程。’”

“托尔斯泰的地位非常稳固，在革命圣殿中被人朝拜，类似于卢梭在罗伯斯庇尔的理性殿堂中享有的神圣地位。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笔下，这位桀骜不驯的贵族，这位被高尔基曾经以充满感情的敬畏之心描写过其傲慢态度的人物摇身一变，成为无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宣传者。……对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受到伤害和贬低的文学家，这位被人谴责的激进派，这位西伯利亚流放生涯的幸存者，这位在经济和社会中遭到贬黜的人，死后却被逐出了‘无产阶级的祖国’。托尔斯泰以贵族方式，记录了上流社会和乡村富人的生活，提倡前工业化社会的家长式统治，却在新时代城市中被人给予了自由。”

“在苏联之外，情况从整体上看正好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犀利目光，剖析了当代思想的结构，这是托尔斯泰没有达到的境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运用现代感悟能力的主要大师之一。在现代小说的心理中，在二战以来出现的关于荒诞性和悲剧性自由的形而上学思考中，在思辨神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品质。车轮转了一整圈，重新回到起点。当年，沃居埃把‘塞西亚人’作为住在遥远地方的野蛮人，介绍给了欧洲读者；现在，这一形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预言家和历史学家。也许，其原因在于，野蛮行径已经在人们身边出现了。”

“即使在他们逝世之后，这两位小说家也以对立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托尔斯泰是史诗传统的最佳继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莎士比亚之后最具有戏剧大师气质的艺术家。托尔斯泰醉心于理性和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主义持蔑视态度，对悖论情有独钟。托尔斯泰是眷念土地的作家，反映乡村场景和田园氛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典型的公民，是在语言领域中建筑现代大都市的大师。托尔斯泰渴求真理，这样的过度追求甚至不惜毁灭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真理的敌视甚至超过了对基督的敌视，怀疑实现绝对理解的可能性，宁愿让自己站在神秘一边。托尔斯泰“一直行走”——用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在上层生活的道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非自然的迷宫之中，进入灵魂的地窖和泥潭之中。托尔斯泰就像一位巨人，矗立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球上，唤起真实的东西、有形的东西，表现可以感知的具体经验的整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处在幽灵之物形成的幻觉边缘，总是容易受魔力入侵的攻击，所探索的东西最终可能证明仅仅是由梦魇支撑起来的薄纱而已。托尔斯泰体现了健康和奥斯匹斯上神灵具有的生命活力，陀思妥耶夫斯基集中了疾病和着魔状态形成的能量。托尔斯泰从历史的角度，从时间的长河的角度，观察人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时代人的角度，从戏剧瞬间的充满活力的静止状态，审视人的命运。托尔斯泰死后享受了俄罗斯历史上的首例公民葬礼，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东正教的肃穆仪式，安息在声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墓地之中。托尔斯泰跻身质疑上帝的人士的行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帝的杰出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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