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才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这个标题乍听起来是颇为可笑的。按照传统的观点，清代经济上闭关锁国，文化上八股取士，政治上文字狱盛行，最终导致了万马齐喑思想僵化，以及，很让人痛心的，走向了落后和腐朽。
可是细一琢磨，闭关锁国之说似乎不值得推敲。醉心西学的康熙不仅热衷于几何和解剖，同时也是计算器和望远镜的爱好者。他的儿子雍正更是我行我素，穿西服，戴假发，手捏胡叉，打虎取乐。贾宝玉的洋玩具也不少，诸如“西洋自行船”，“波斯国玩具”。看来王公贵族并不排斥这些舶来品，弄到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再看出口，瓷器，茶叶这些商品真正走向世界也是在明清时期，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闭关锁国，与其说是几个脑残的皇帝拍脑袋做出的愚蠢决定，不如说是原始的重商主义的经济理念。大量的贸易顺差供帝王将相淫乐，而不从事扩大再生产。不过西方的文艺复兴，恰恰也是在几个重商主义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里出现。
八股取士钳制思想更是值得商榷。可能没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八股文，古文观止里有一篇王禹偁写的《待漏院记》，就很类似八股文。其实论写作难度，它未必比格律诗更难。文艺创作又更需要创造力，但这些修辞音韵的限制并没有扼杀诗人们汪洋恣肆的想象和妙笔生花的才华。八股文严苛呆板的形式，究竟会多大程度僵化人的思想呢？又或者说是朱熹的学说钳制了学子的思想。但是，既然是考试，当然要有统一的标准，不然有何公平可言？就算是在儒家经典里面，《公羊传》和《榖梁传》的解释就经常矛盾，荀况这样的儒家老师都能教出韩非李斯两个法家的学生。要是不采用统一的解释，阅卷的时候能保证客观性吗？
文字狱盛行，这是事实。所以当时的学问家都去研究训诂考据之类的学问，政治风险比较小。这也很好理解，类似钱钟书翻译毛选，沈从文研究服饰史。而且，这种枯坐书斋，在旧纸堆里抠字眼的做法非常无聊，看似格局不高，容易为广大青年学子认为是书呆子做的迂腐学问。而事实上，这些书斋里的迂腐学问，也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翻云覆雨。梁任公把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和胡渭的《易图明辨》比作“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法人雷能之《耶稣基督传》”，而“全欧思想界为之大摇”。何以“于思想界影响之巨，吾于顾（炎武）、戴（震）之外，独推阎、胡”，更何况这两本书都在研究两本老掉牙的古籍？
虽然尚书的古文今文之辨早已存在，但是在儒家学子心目当中，古文尚书也已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学说，还已经得到了帝王家的官方认证，不容怀疑。比如那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被奉为是圣人的“十六字心传”，被多少有志青年当作座右铭。而阎若璩不仅敢于疑古，也敢于战斗，单枪匹马论证古文尚书系伪作，自是掀起轩然大波。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被读书人骂，也有政治风险，这让拿一本假书来考试的帝王家作何感想？以后科举考试还能不能考这些伪作呢？我们也可以引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阎若璩的论述也不见得完美，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疑古精神和学术方法，自此以后，一切经文经义，都不必跪着读，而都是可以拿来研究的内容。而且，吾辈学人可以在共同的基础上形成学术共同体，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文化昌盛，思想繁荣。至于皇权专制的环境下可不可能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那就是尽可能做到“相对的绝对”，“为学问而学问”，“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辅证”。
足未越乎闾门，而妄计九州之盈诎；身未试乎壁垒，而辄争一线之安危。
现在不出家门便可知晓国际局势，读过几篇政治评论便自封卧龙再世，悲悯众生，心忧天下，文不加点笔走龙蛇，或是口若悬河唾沫横飞，抒发理想宣泄激情，这样的学风不是很值得警醒的吗。
在这个意义上，梁任公认为：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
以复古为解放，这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既然提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那就不妨多提几句。翻开这本传世之作，其实这本书的名字(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就表明了全书讲的是物种，而所有的物种都来自同样的祖先，这才叫“物种起源”。在书里面出现了各种啄木鸟，树懒，最有名的是地雀，偏偏就是没有说人是猴子变的。事实上，一个物种不可能是现存的另一个物种变的，而是来自于同一个祖先。这才是达尔文理论的精义。换一种更容易让人接受的例子，其实元谋人，北京周口店猿人，虽然和我们住的很近，其实不是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属于现代直立人(Homo erectus)。远隔十万八千里的欧洲人，非洲人，倒和我们同根同源，都是源自非洲大峡谷的现代智人(Homo Sapiens)。所谓人是从类似人的猿猴进化而来，这句话也只是相对的，再往前追溯，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从鱼类进化来的，例证之一是人在胚胎时期会形成鳃裂(gill slit)。而我们很熟悉的进化论思想，长颈鹿为什么脖子这么长？因为它们伸长脖子去吃树叶，所以越来越长。这种拉马克式的进化论，早就被魏斯曼证伪了。他连续割了22代老鼠的尾巴，可是第23代老鼠依然长出了尾巴，这表明后天获得的性状不能遗传。达尔文式的解释应该是有些长颈鹿基因突变(mutation)长出了长脖子，适应环境生存了下来。至于为什么会有突变，这又是如何遗传下来的，这就超出了达尔文的时代，要等到他的一百年之后由基因科学来回答。
达尔文不是第一个提出进化论的人，但他的贡献不是他提出了什么，而是他论证的方法和提供的证据，而这，就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类似的精神，我们可以在清代学人繁琐的考据，精细的求证，旁征博引的札记，要言不烦的论证，疑古意识，治学理念当中见得。而这些看似书呆子的迂腐学问，恰恰蕴含着中国科学精神的真正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