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走出中世纪”
本来写了三天,大约七八千字的书评,因为一个误操作没有了。没有就没有吧,也不想再正儿八经写一篇书评了。就想叨叨几句。老爷子7月7日去世,11日追悼会,原本想写了给他送行,这种莫名其妙全都消失的事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就当是老爷子显灵收了吧。
在我看来,这本书就在追究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何以“走出中世纪”。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就必须想清楚为啥从秦开始到清两千年的大一统帝国是一个漫长的“中世纪”,是应该被好好清理,应该竭力摆脱的黑暗时期。这本书就是做了这个工作。具体老爷子怎么说的,大家自己去看书吧。我原本写了几千字综述,现在想想也没意思,不如他讲得好。一言以蔽之,问题就在于政治统摄一切,国家权力牢牢地遏制了社会的发展,一切都在政府直接或间接的管控下。所以我们何以走出中世纪呢?我们真的走出中世纪了吗?大家自己边读边思考吧。
这本书有着鲜明的现代化叙事的色彩。有人会觉得这书过时了吧,如今不是流行“在中国发现历史”,甚至连那个都流行过了,要研究全球史了。我倒不觉得有啥过时的。老爷子说:“任何理论比较起实际生活,都要显出它的贫乏和单调。”(15)所以他总让我们回到生活去,回到常识去,回到过程去,别揪着那些理论概念做空疏的辩论。他又说“任何一种理论都只是一种假设工具,必须拿它来与实际的生活情状相对质,清醒地意识到两者之间必存在一定的误差。”(15)所以不同的历史叙事也跟理论一样,都有其先设的前提,有被遮蔽的盲区,而学者对叙事的选择,只要是真诚和严肃的,都表达了其自身的心性和价值观。有自觉的选择,难道不比跟风追求最时髦的范式叙事更值得尊重,更有价值吗?
家范先生作为史家的心性和价值观,我觉得最集中地体现在这本书初版的最后一章“ “对社会历史认识的若干问题”。这一章最初发表于1998年《史林》,题记说是作为即将出版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运行》一书的导言,这本书并未问世,恐怕便是后来修改出版的《中国历史通论》的前编,这篇导言也就成了此书后编的最后一章。 这篇文章并不好懂,我怀疑我当年研究生二年级第一次读的时候根本没看懂。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我觉得我多少能理解他的关怀何在了。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他读到洪峰小说《极地之侧》中一段话,其中有一句让他受大震撼:“天大极了,人小极了。” 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面对历史的洪流,个人的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老爷子会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它绝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324)就算是王侯将相、学者名流,都不能以一己之力强行改变历史的方向。第二层意思则更为隐晦,他说:
唯有真切地承认历史“自然逻辑”是一种“恒转”的“浑沌”,才不至困于有限的历史“人为逻辑”之中,成为“井底之蛙”;才有足够的勇气沿着“自然逻辑”的“神引”,去探寻历史留下的踪迹,尽其可能地去亲近不可预测的未来。
这段话说出了历史研究者的局限性,任何人为的逻辑——理论也好,范式也好,都是有限的,无法像科学定理解释自然一样去解释人类本身,并进而指导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又不可陷于不可知论而放弃对历史“自然逻辑”(此处自然并不是“自然界”意义上的自然,而是本来、本真的意思,应立即为authentic,甚至有点自为的意思,autonomous)的追寻,失掉对人类命运的感知和探究。所以他会说:“史家假若没有了对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关注,没有了对人性的深刻反省,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历史的沉重拖到海底,再浮不到海面上,向世人说清楚:大海的故事究竟精彩在哪里?”(382)
只有知道了大海的故事究竟精彩在哪里,我们才不会被海水淹没、窒息在黑暗中,才会心里有希望,眼睛看得到光。“历史学永远是现在(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373)作为历史学家,他对未来有追求,他的追求就是中国人能真正“走出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