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走出中世纪”

本来写了三天，大约七八千字的书评，因为一个误操作没有了。没有就没有吧，也不想再正儿八经写一篇书评了。就想叨叨几句。老爷子7月7日去世，11日追悼会，原本想写了给他送行，这种莫名其妙全都消失的事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就当是老爷子显灵收了吧。

在我看来，这本书就在追究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何以“走出中世纪”。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就必须想清楚为啥从秦开始到清两千年的大一统帝国是一个漫长的“中世纪”，是应该被好好清理，应该竭力摆脱的黑暗时期。这本书就是做了这个工作。具体老爷子怎么说的，大家自己去看书吧。我原本写了几千字综述，现在想想也没意思，不如他讲得好。一言以蔽之，问题就在于政治统摄一切，国家权力牢牢地遏制了社会的发展，一切都在政府直接或间接的管控下。所以我们何以走出中世纪呢？我们真的走出中世纪了吗？大家自己边读边思考吧。

这本书有着鲜明的现代化叙事的色彩。有人会觉得这书过时了吧，如今不是流行“在中国发现历史”，甚至连那个都流行过了，要研究全球史了。我倒不觉得有啥过时的。老爷子说：“任何理论比较起实际生活，都要显出它的贫乏和单调。”（15）所以他总让我们回到生活去，回到常识去，回到过程去，别揪着那些理论概念做空疏的辩论。他又说“任何一种理论都只是一种假设工具，必须拿它来与实际的生活情状相对质，清醒地意识到两者之间必存在一定的误差。”（15）所以不同的历史叙事也跟理论一样，都有其先设的前提，有被遮蔽的盲区，而学者对叙事的选择，只要是真诚和严肃的，都表达了其自身的心性和价值观。有自觉的选择，难道不比跟风追求最时髦的范式叙事更值得尊重，更有价值吗？

家范先生作为史家的心性和价值观，我觉得最集中地体现在这本书初版的最后一章“ “对社会历史认识的若干问题”。这一章最初发表于1998年《史林》，题记说是作为即将出版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运行》一书的导言，这本书并未问世，恐怕便是后来修改出版的《中国历史通论》的前编，这篇导言也就成了此书后编的最后一章。 这篇文章并不好懂，我怀疑我当年研究生二年级第一次读的时候根本没看懂。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我觉得我多少能理解他的关怀何在了。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他读到洪峰小说《极地之侧》中一段话，其中有一句让他受大震撼：“天大极了，人小极了。” 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面对历史的洪流，个人的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老爷子会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它绝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324）就算是王侯将相、学者名流，都不能以一己之力强行改变历史的方向。第二层意思则更为隐晦，他说：

唯有真切地承认历史“自然逻辑”是一种“恒转”的“浑沌”，才不至困于有限的历史“人为逻辑”之中，成为“井底之蛙”；才有足够的勇气沿着“自然逻辑”的“神引”，去探寻历史留下的踪迹，尽其可能地去亲近不可预测的未来。

这段话说出了历史研究者的局限性，任何人为的逻辑——理论也好，范式也好，都是有限的，无法像科学定理解释自然一样去解释人类本身，并进而指导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又不可陷于不可知论而放弃对历史“自然逻辑”（此处自然并不是“自然界”意义上的自然，而是本来、本真的意思，应立即为authentic，甚至有点自为的意思，autonomous）的追寻，失掉对人类命运的感知和探究。所以他会说：“史家假若没有了对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关注，没有了对人性的深刻反省，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历史的沉重拖到海底，再浮不到海面上，向世人说清楚：大海的故事究竟精彩在哪里？”（382）

只有知道了大海的故事究竟精彩在哪里，我们才不会被海水淹没、窒息在黑暗中，才会心里有希望，眼睛看得到光。“历史学永远是现在（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373）作为历史学家，他对未来有追求，他的追求就是中国人能真正“走出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