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如果我的生命止于童年，我可能会认为生命就是那间小厨房。在冬季最冷的日子里，我总是拼尽全力回到那间厨房，感受生命的温暖。谁能带我重返旧日时光。
下楼的时候我还在回忆着扣响扳机那一刻的甜蜜。用春田步枪对着这座城市射击如今已被我珍惜地收纳在记忆宝库中了。 我当时没对准任何东西，如果我曾有目标，现在是真不记得了。反正我是神枪手，如果我对准的是虚无，那么我打中的是虚无。 子弹是一种标志，是我从男孩长成男人的标志，任何人都不会为标志所伤的。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呢？因为失去“神枪手迪克”这一身份让我倍感惊慌。突然间没人知道我曾因射杀一名孕妇而备受瞩目，我觉得自己就像一缕青烟，被困在一个带标签的瓶子里很多年，突然被释放到空气中了。
母亲说他临终前提到了枪，但他并未就此发表任何言论，他只是说了一个词：“枪”。 那些被砸坏的枪，包括那把带来灾难春田步枪，连同风向标一起，在战时被捐到废弃厂。它们可能被丢进熔炉里，重新锻造成炮弹、炸弹、手榴弹等武器，然后去杀了更多的人。
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够安然活到六十岁甚至更久，那么他或她的故事可能已经到了最终话，只剩一段收场。生命没有结束，但故事主线已经结束了。当然，有些人可能并不喜欢他们的故事这样收场，便选择自杀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欧内斯特·海明威是这样的，原姓希尔德雷思的西莉亚·胡佛，也是这样的。
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国家会把自己的发展历程看作故事；故事主线会有终结，但生命永远存在。我母国的故事线可能在二战后，当她成为了全球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时，当她准备用她手中的原子弹去“维护”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时，就戛然而止了。 我觉得这就是许多美国女人如今所抱怨的生活：他们发现人生的主线短得可怜，但收场又长得过分。
于是我飞奔进男厕，发现有人在用机器为地板打蜡。我根本顾不得他，直奔马桶而去，最终得以“一泻千里”。起身后浑身舒爽，恢复成其他正常人镇定体面的模样（甚至更矫揉造作一点）。那一刻，开心和健康都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状态。接着，我便在盥洗盆的瓷砖上看到下面这段龙飞凤舞的字：
“存在即是实干。”——苏格拉底[3]
“行动即是意义。”——让·保罗·萨特
“嘟比嘟比嘟。”——弗兰克·辛纳屈[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