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再问，流泪与愤怒有何意义
梁实秋写徐志摩时，有一段话：“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团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他有说，有笑，有表现，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里藏着一札有趣的信札，传示四座；弄得大家都欢喜不置。”他说：“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欢喜。”
读到这段文字，我有点惊讶，一个以过度的浪漫气息和对美丽女性的迷恋留在历史上的诗人，像夹在电视屏幕里一样的人物，谁能想到居然这么热闹有生气、敏于交际？再想想，当然如此，现代史上才子何其多也，如果不是这种性格魅力，林徽因和陆小曼怎么会喜欢上他？
我立刻想到了许知远。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这样， 往往成为座中焦点，幽默、慷慨，能讲段子，也善于自嘲。他反应奇快，注意力经常转移，因此很难进行持续深入的交谈，但也因此，绝对不会记仇——他早就忘了。
有这样令人羡慕的性格，许知远便不只是作家、媒体人，他擅长联合各种人和资源，一起做事。“单向街”的成立、壮大，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合纵连横的热情与能力。
我们认识，是在 2005 年一起创办《生活月刊》时。同一年冬天，单向街图书馆在圆明园开业。主要发起人许知远、于威，也正是《生活月刊》的负责人。书店距离市区太远，刚开始还冷清，我们一般打车去，到圆明园东门下车，从戴红帽子的旅游团中穿过，右拐进一个角落，经过一排房子——据说以前是陈兵的营房，后来成了各类艺术工作室，最里面那个大院子，就是“单向街”。院子里一地碎石，深一脚浅一脚，四处散落的桌子，是用镜子做的面，反照着白惨惨的天空和几棵枯枝，显得天气格外冷。推开门，屋里是狭长的一条，像街道一样，一边是满墙书架，另一边是空空的白色宜家沙发，我们就是当天仅有的顾客了。等春天一来，一切变了。一桌一桌蓝色的天空，绿色透明的叶子，院子里满是人，半躺在帆布椅子上，大树下两三个人手拿麦克风，谈最近出版的书，谈长久以来的思想变迁。在当时的北京，“单向街”开创出了一片公共文化空间，年轻、开放，充满活力。我和书店并没有物质上的从属关系，但是精神上非常投入，没事就往圆明园跑，有幸亲身参与了这一空间的生长，却全然不用担忧书店的盈亏问题——基本上是亏的。
2009 年，我离开《生活月刊》，似乎想写点东西，又似乎只是在游荡和谈恋爱而已。一次从外地回到北京后，和知远吃饭，他邀我一起做一本 MOOK（杂志书）。我很犹豫，因为实在厌倦了编辑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知远却永远那么兴致勃勃，他说，你不是总嫌《生活月刊》都是图片不重视文字吗？咱们做一本都是文字的！这句话说服了我。的确，我常常抱怨，媒体上图像泛滥，刺激也迎合感官，却削平了读者的思考和感受能力，让人们变得懒惰，成为大脑的享乐主义者，从而也就远离了严肃的智识生活。既然对现实不满，那总该做点什么改变它吧。于是，我们开始筹备第一本《单向街》。
虽然是书，却每辑都要有主题，要针对当下，有批判性。这是我们都认同的。那第一辑做什么？知远拿出了互联网观察家尼古拉斯·卡尔的文章《谷歌把我们变蠢？》，当时，关于互联网，乐观主义是主流，卡尔却提出，信息的碎片化，使得人们失去了深入思考的能力。我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知远写了卷首语，同时，我们约记者采访了一些网络时代的弄潮儿，封面题为《最愚蠢的一代？》。互联网时代中长大的一代，真的是万众期盼的“新人”呢，还是愚蠢的一代？当时很多人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说道，走着瞧吧。瞧到了今天，我真希望他们是对的。
《单向街》的版式很简单，参考英国老牌文学杂志《格兰塔》，一张图，一行字。栏目分类也很简单，专题、报道、随笔、访谈，唯一特殊的是“沙龙”，取自单向街书店举办的演讲。第一期“沙龙”，是戴锦华老师讲墨西哥游击队领袖——蒙面骑士马科斯。
第一辑出版之后，有记者来采访。当时市面上出现了好几本 MOOK 形态的书，有《读库》《鲤》，还有即将出版的《合唱团》（《独唱团》）。记者问，和其他竞品相比，你觉得《单向街》的特点是什么？我想，总不能说文字很重要吧，毕竟，文字是全人类的发明。情急之下，开始思考《单向街》的定位。其中最重要的维度，自然是主创者的气质，《读库》主编老六是六零后，《鲤》的主创是八零后，而《单向街》的几位重要参与者都是七零后。在我看来，六零后生于新中国，怀抱20世纪80年代，就像最早学会的一首歌，此后所有的曲调都从此变换而来；八零后，已经全面拥抱了商业时代；而七零后在这两种价值观之间，无可拥抱，茫然四顾。我说，我们是不彻底的、怀疑的一代，这怀疑，并不是北岛所说的：“我——不——相——信！”那种怀疑，带感叹号的怀疑背后有坚定的相信，我们的怀疑是面对一切话语轻声地说：“真的吗？”是半信半疑，还不能决定自己应该相信什么。
现在想起来，这种表述并不准确。七零后的很多人， 一点儿都不怀疑，他们迅速投入了刚刚卷起的互联网浪潮，并且创造了今天令人耳目一新的世界，腾讯、网易、搜狐、京东……今天这个消费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世界，正是我们这代人毫不犹豫地建立起来的。怀疑的、茫然的，只是少数人而已。但我愿意站在这怀疑、茫然的人群之中，在时代的变迁中，决心创造自己的、另类的答案。
答案从何而来？从我们生活的现实之中，从无数人的心灵中来。在各种文体里，我最看重长篇报道，尽管以文学的名义，报道经常被轻视，很多人认为它低于小说，低于这低于那。我却觉得这是轻浮势利的看法，报道有着坚硬的质地，敲击社会结构，突破生活的次元壁，努力描摹陌生人，它的意义，远胜于大部分小说。
可惜，报道太昂贵了，出版很难支撑。虽然我们坚持从版税中拿出最大一笔，给当辑的原创报道，但仍然无法覆盖记者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幸好，那还是没有微信公众号的时代，很多媒体的报道，都还不为人所知，包括我们自己的文章在内。这些文章，成为前几辑《单向街》的大部分内容。
第二辑的专题，是我和几位同事在《生活月刊》时所做的一组人物报道：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陆续出现的四位先锋话剧导演。封面题为《先锋已死？》，大概意思是，这些导演或是在商业中失去了先锋性，或是已逐渐边缘化， “写下这个耸动的标题，是希望呼唤每一代人当中不甘平凡者内心的冒险精神，来为这个世界添加新的可能，而非加固其庸常之处。”
开第三辑的选题会时，我说，想做一组和性/别有关的文章。“性/别”一词来自台湾学者何春蕤，既指性别，也包含与性相关的各种议题。当时，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性/别相关的活动，但是这些话题始终居于台面之下，主流媒体不屑一顾，很少有认真的报道和讨论。我说，这些话题很重要，也很前沿。知远听了，面露难色，犹豫了片刻说，我觉得这个不好。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个……不重要。
我愣住了，有一会儿没有说话。脑子里闪现的都是曾在历史上读到的句子：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同盟会无视女性革命者的付出，删除了政纲中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一怒之下，冲进会场打了宋教仁两个耳光；20 世纪 80 年代的女作家痛苦地发现，男性只是想把女性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无数女性被同一阵营的男性战友背叛，因为女性的问题，不重要。
我说，属于一半人类的问题，你觉得不重要？急切间，有点哽咽，也许还流了泪。
知远似乎被吓到了，他默默地，没有再说话。 在回家的路上，我接到知远的电话，他说，我想了一下，你说的是对的。他又说，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我说过，他一直是一个善良、慷慨的朋友。
过了若干年，在一次有关性/别的公开活动上，我讲到了和知远的那次对话。它对我影响至深，它让我明白，男性知识分子对于女性问题的漠视，不仅来自长久的经验，而且有知识、话语的装扮，非常强大。更进一步，不只是男女之间，在任何一个共同体中，都有分歧和差异，如何对待这些分歧和差异，才是考验我们的时刻。
一位男性观众举手，他问，你刚才说，许知远他不同意你那个选题，你还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呢？ 我感受到他的轻蔑，一丝愤怒往上升。没有压抑这丝愤怒，我说，我在具体的生活中，为自己的理念抗争了，而且我成功了，我做了自己想做的题目，你呢？如果你的领导、你的同事不同意你，你会去抗争吗？现场一片沉默。
我常常流泪，也常常愤怒，我珍视这些动情的片刻， 那不仅是私人情感而已，更联系着我们的理想，我们关切的人和世界。我称之为“真情政治”，这种“真情政治”使我们免于变成犬儒、冷漠、自私的人，使我们的公共生活鲜活、富于人性，也使我们拥有真正的爱和友谊。
2010 年 12 月，第三辑《复杂·性》出版，封面是一个类似阴核的图案，专题文章有苏丝黄的《性之重量》，李银河的《后村女人的性》，马家辉的《自拍有理，春照无罪》，林奕华、田沁鑫的对谈《都市里的情与欲》，关锦鹏的访谈《拍女人戏的男同志》，也有何春蕤的访谈《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再翻看目录，我真希望自己是更成熟的编辑，但是当时，只能做到如此了。
第四辑《他乡》交付印刷之后，我认真地觉得，自己不是很好的编辑，难以维持一本书的长期出版。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理由，我离开了北京，去台湾读书。我在《单向街》的工作告一段落。
2014 年，再回来的时候，《单向街》变成了《单读》， 重新启动，更好的编辑，更好的设计，更有规律的出版周期。我加入了“正午”，又出版了同名的杂志书，在前言里，我写下一段：“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这段想法，是从当年的《单向街》延伸而来的。貌似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但是我想，我和今天的《单读》仍在同一篇文章之内。
（撰文：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