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等

平等是一种普世价值。所谓普世，意思是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个族群，是一种“客观”的价值，是人人都应该追求的一种价值，就像自由、公正、美这些价值一样。

但是，在平等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些争论。这也不难理解。如波普尔所言，真理难寻。并不是说，当真理出现在一个人的眼前，她就能把真理识别出来；更何况，真理很少出现在面前，我们的认知历史不过是不断发现和摒弃谬误的历史，被托马斯·库恩称之为不断的paradigm的“革命”。

在本能上，我们存在一个对平等的诉求；或换句话说，我们有一种“要求平等”的心理机制或智能模块。那么，这就可以解释，对平等的期望或要求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思想者或哲学家那里，而是出现在几乎所有人的身上。

但是，作为一个心理机制或智能模块，“平等诉求”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表现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对平等的态度或要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心理机制和智能模块，这些机制或模块相互竞争、共同协作，一起决定我们的行为，而不是这个“平等”模块最有发言权或单独决定我们的行为。

如Pinker所说，我们的智力服务的目标是fitness，是进化利益，是成功地生存和繁衍，而不是平等。我们本能上有平等机制，是因为平等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但是平等自身并非终极目标，就像自由不是终极目标一样。

在不同的情况下，平等所带来的利益并不相同。可以料想，对于境遇差的人，对平等诉求强烈，而境遇好的人，则比较能接受不平等。斯坎伦提到一种反对平等诉求的理由是，这种诉求来自于一种“嫉妒”心理。同样也可以料想，通常情况下，同一个人在自己受到劣等待遇的时候对平等诉求最强烈，在别人受到劣待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在自己受到优待的时候比较能接受不平等。本能使然。

在我们身上，还有其他机制在起作用，也可能让我们反对不平等，比如怜悯之心，斯坎伦说，如果看到有些人因为穷困而食不果腹，有些人可能会想把富人的一些资源平均给穷人。或者，就像亚当·斯密和罗尔斯那样，认为应该帮助个体获得生活的“尊严”，去掉羞辱感，所以才从富人那里征税，“均”给穷人，让他们不至于活的没有自尊。

或者出于一种“公正感”或“公平感”，反对没有才能的人，凭借运气、家庭背景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获得更多收入、更高地位。所以斯坎伦反复提及罗尔斯的观点，即在他的设计中，要给每个人以同样的机会。这种本能对应的是在各种比赛中，我们要求所有选手都从同一个起跑线出发，实现一种“程序上的公平”。罗尔斯的justice as fairness理论实际上就引入了公平的要求。或许，这是在鼓励“才能”或“态度”，因为相比其他因素，这二者是最能促进个人或集体的利益。

如前所述，平等不是唯一的价值，所以对平等的追求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价值，比如自由，诺齐克和哈耶克等人就是以妨碍自由为理由来反对平等。实际上，他们反对的是类似税收、给穷人福利、收入再分配这样的“平等”措施。也就是说，自由发展，就会发展出贫富；打劫富人接济穷人，就是妨碍自由。

我还没研究诺齐克，不知道他是不是自由至上；不过哈耶克我了解一些，他不是自由至上，他是进步、繁荣至上。我以前也分析过，进步、繁荣至上是一种自然主义谬误，以为我们存在的目标是进步、繁荣，但进步、繁荣仅仅是我们的生物本能带来的趋势。自由至上也可以理解，因为寻求自由也是我们的本能之一。

但是，自由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说，如果去掉一切外在的规则，强者就会压制和剥削弱者，比如说在经济中强者会搞垄断，吞掉弱小的对手。所以柏林说，狼的自由就是弱者的末日。哈耶克提出一种强自由，即只要个人自己的意愿，就属于自由。比如说，穷人缺吃少穿孩子要饿死，这时候资本家出来，说你给我打工每天12个小时，我给你一家三口的饭时。穷人没有办法答应了。哈耶克也称之为自由。当然，哈耶克自己也感觉到了不妥之处。显然，自由并没有那么美好，带来的是善是恶还不一定。

平等，在广义上和“差异”有关。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差异带来了不平等。如果说，有两堆草，一堆大一堆小，布丹驴就会选择大草堆而放弃小草堆，这就是差异带来了不同的对待。同样，如果所有人都里里外外一个模样，就不会有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有些人，走了极端，从反对不平等，走向了反对有差异，要把一切都给平均了。这种要求，或许是出自一种竞争性的不良动机。

我们进化出了高级的智能，如理性。这使得我们能够意识到某些本能，并把这些本能单独提取出来，从理性上审视这些观念或“价值”。由此，我们意识到类似“平等”、“自由”这些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普世价值，值得始终坚持，而无论是否对我们自身“有利”。这是纯粹理性的产物，纯粹理性不再计算利益，而是超越了利益，寻求真理和价值。

但是，我们智力有限，有限理性常常出错，尤其常常受到本能或直觉的污染。平等和自由之所以出现争论，也是这个原因。有些人把平等和自由当作绝对的价值，这是错的。绝对的价值是个体的存在，是赋予个体存在以价值和意义，而不是平等和自由。这或许就是康德学说中最大的缺陷。以个体的存在为中心，就要求我们关心个体，每一个个体。当然，到了这一步，每一个人就变成了“道德人”，整个社会就是道德人组成的社会，大家相互帮助，构成我的理想国。

就我们现在而言，我们实际上是“经济人”或“利益人”，也就是说，我们在本质上，还是道金斯所说的自私的基因打造的机器，不是说我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准确说是我们为基因服务，或更准确地说是为算法服务。所以我们有时候自私，有时候慷慨，表现得表面上看着有点矛盾。比如说，普遍来说，父母对子女都有一份牺牲和奉献之心，即是是无知的或混蛋的父母；同时，又有大量父母在“祸害”孩子，使得她们痛苦、受折磨。二者并不矛盾，因为父母对孩子的牺牲奉献是用于促进生存繁衍，而父母对孩子的祸害同样是用于促进生存繁衍，就像父母因为孩子成绩而殴打、责骂孩子，逼婚孩子等等。

在我们这种社会氛围下，被进化的自私动力所驱动，打着“平等”或“自由”的旗号进行的行动，可能会做恶。因此，就如我所说的，平等、自由，都是二级价值，是次等价值。这些价值，必须受更高原则的束缚，即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正当利益。自由不是允许狼来吃羊，而是在不侵害他人正当权利或利益之下，你随便自由。平等不是消灭一切差异，而只有侵犯别人利益或权利的差别对待，才造成歧视和不平等。

正如斯坎伦所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不平等会带来对利益的侵犯。其原因正是因为，我们的本能是自私自利，所以大家处在一个追逐利益的竞技场中，在博弈之中强者总是倾向于剥削弱者。比如说，正如斯坎伦引用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的研究所显示，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比起中等收入选民，政治和政策与高收入选民的偏好更密切相关，而与低收入选民的偏好根本无关。

斯坎伦称之为政治不平等，与之类似的还有性别不平等、种族不平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处于优势地位的某个个人、团体或阶层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团体或阶层进行的利益上的侵犯。所以，对不平等的反对，不是反对差异，而是反对这种利益上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