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纸》：重建价值以及与时代的和解

李沧东是著名的韩国导演，曾执导过《密阳》、《诗》、《薄荷糖》等一系列名振影坛的作品，包括那部获得戛纳电影节历史上最高场刊评分（3.8/4）的《燃烧》。而在当电影导演之前，他则是一位作家，《烧纸》收录了包括同名短篇在内的十一篇代表作。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拍电影，李沧东都在用手术刀般精准的角度剖析现实和人性的幽暗。他的作品涉及两类题材。一类是关注朝鲜战争及战后南北分裂的现实，反思由此对民族和个人造成的创伤；另一类则是工业化进程中造成的社会问题。在这十一篇短篇小说中，李沧东以生猛质朴的笔触、心怀悲悯的情感，颇具电影蒙太奇效果的叙事结构，描绘了众多位于社会边缘的、孤立无援的底层人民形象，并尝试为他们在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中找寻出路。 1.荒诞之舞 短篇小说《舞》写就于1985年。在此之前，韩国工业化进程正如火如荼，人均GDP从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时的100美元跃升至1979年的1745美元，在经济上实现了“汉江奇迹”；但高速的发展也使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本篇中的两位主角，尚哲与他的妻子，住着狭小昏暗的出租房，做着薪水低廉的工作，买房的愿望难以实现，俨然就是社会的最底层。尚哲为了使妻子摆脱近乎于疯狂的省钱癖，提出前往大川的海滨浴场避暑；却又因为妻子各种视钱如命、节俭成瘾的行为和心理导致这次旅途又劳累又尴尬。 小说名之为《舞》，总共出现两次跳舞的情节。第一次是尚哲幻想中自己妻子跳的舞蹈。妻子为了省下淋浴冲洗的钱，而执意顶着烈日和被海水和汗水浸湿的躯体步行前往远处民宿；尚哲此时“不知所措地望向海水浴场，人们的欢呼声和炎热正在走向高潮”、“很羡慕他们，他们清楚地知道享受快乐和欲望是这里唯一的美德“。显然，尚哲和他的妻子因为自身经济情况的限制和妻子执着于省钱的癖好而与整个海水浴场的度假者们格格不入。简言之，在一场盛大的群舞中，他们像是断掉绳子的木偶，被残忍无情地排斥在外，与众人的节拍全然相反，”跳着盲目而荒诞的舞蹈“。 省钱癖的产生并非无缘无故，必定是因为没钱。这样的心理其实非常契合他们所处阶级的生存困境。但另一方面，却也与消费社会的某些机制相违背。延迟满足常常被用来形容某人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享受的选择取向；而从广义的视角来看，这一选择取向也是大部分人所信守的：通过辛苦的工作或学习赚取享受生活的“资本“，并在享受的同时消解掉原先积累的肉体疲惫和精神压力，这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举出繁多的例证，恰如中国人对于买房的执着。此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条件之一，即为底层阶级勾勒出某种未来生活的美好图景。但是当贫富差距过大，他们所赚取的财产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自己的设想，晋升的通道就被关闭了。正如尚哲与他的妻子，买房的梦想遥遥无期，而欲望却在漫长时间的协助下愈积愈厚，所以自我对欲望的压抑反而导致了人的异化，使其成为病态的人。 因此，就出现了第二次舞，这是一只看上去关于宣泄和排遣的舞蹈，实则未然。一开始尚哲偶然间目睹妻子跳着“不知是迪斯科还是摇摆，手脚毫无规律“的舞蹈时，尚不能与其感同身受，只认为这是妻子为了消解日复一日的空虚感而在无人之境释放的”真实的自我“。但当最后二人从大川海水浴场返回家中，惊讶于小偷的光顾，转瞬却意识到他们已经一无所有，”穷到连小偷进来都要哭着离去“。在此时，尚哲与他的抠门妻子都大笑了出来，”就像原始人经过漫长艰辛的战斗之后庆祝胜利一样，他和他的妻子，在小偷劫掠过的这片触目惊心的残骸之上兴致勃勃地舞蹈“。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李沧东执导的电影《燃烧》。其中的女主角申惠美有着与他们极为相似的生存困境，但不同的是，她没有省钱癖，相反花钱大手大脚，为了完成心愿中的非洲之行而欠下难以偿还的债务，由此引入了“小饥饿之舞“和”大饥饿之舞“的概念。”小饥饿“指的是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大饥饿则是内心的空虚，是思考活着的目的。难道穷苦之人就只有”小饥饿“而没有”大饥饿“了吗？未必，可能会更加强烈。在物质和精神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人“就被逼入了自我和自为存在意义上的绝境。正如萨特所说,如果确定人在一定的处境下是自由的，并在这种身不由己的处境下自己选择自己，那么在戏剧中就应该表现人类普遍的情境以及在这种情境下自我选择的自由。在《燃烧》中，惠美就这样被放置在了不得不进行选择的境地。她意识到自己对世界是无用的，也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到存在的意义。因此，她选择了用海德格尔所谓的”向死而生“去反抗世界的荒诞并且捍卫自己生而有之的自由。在意识到自己必将死亡的结局时，反过来会为自己的“现在”提供一种“在场”的证明。通过直面死亡，拥抱死亡，以抵消世界对她的消解。惠美在夕阳映衬下，赤身裸体地跳起了“大饥饿”之舞，她的躯体正燃烧着生命之火。 转回到小说《舞》。尚哲与她的妻子在一片狼藉的家中兴致勃勃地跳起了手脚毫无规律的舞蹈，这同样是一支反败为胜、向死而生的舞蹈。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荒诞的重压已是微不足道，他们现在通过跳这支漫无目的的舞蹈宣告自己赢得了对自己的主权。 在李沧东的笔下，几乎所有角色都跳着类似的舞蹈，只有着或隐或显、或表面化或内在化的区别。无论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里的令人烦躁的老太婆，还是《空房子》里善良纯真的尚洙，都呈现出了这样一种面对生活而不妥协的城市贫民形象，以及他们尝试超越小市民性、克服身份认同缺失的努力。 2.工业化下的时代迷思 毋庸置疑，东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前半程就是一部屈辱史，一个接着一个的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但相比于日本明治维新，中国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形态中艰难寻找救国求存之道，朝鲜半岛自“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伊始便主权尽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由于北方资源丰厚，而南方人口稠密，日本在朝鲜半岛实施“北工南农”政策。到了二战结束，南北分裂，这样的格局仍未被打破，韩国工业基础薄弱，远远劣于北方的朝鲜，GDP甚至不如刚刚解放的菲律宾。由此，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后，大力开展新村运动和五年计划，短短几年时间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冉冉升起的发展中国家。 但经济的腾飞也导致了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在《一头有心事的骡子》中，“工厂烟囱喷出的黑烟如墨水一般蔓延，正在使晚霞变得斑斑驳驳”、“工厂的废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河沟里……l两者废水交融汇合，有时呈金黄色，有时如……红艳艳的，此时却流着一股乌黑的淤泥”。而在《火与灰》中，汉江江景不复存在，荒芜的工地取代了茂盛的垂杨柳。工业化进程遗留下了数不尽的环境污染与工业废墟，旧时记忆被毁坏殆尽，导致了人与周围世界的“间离”和“难以融入”，成为站立于自己祖国土地上的异乡人。 正如李沧东与黄晰映等一众作家所描述的，西方的自发的工业化进程往往与其市民生活品质的提升步调一致，而在韩国的被动的工业化进程则更倾向于扼杀这种欲望。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的工业化晚于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没有经历正常和自发的发展，又因为与经济和政治等发展水平的极度不匹配，而产生了各种各样为人诟病的问题；而在另一方面，也是李沧东所注意到的，工业化往往等同于西方化，因其本身就移植于西方。伴随着这一进程而引入的理性主义打破了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一书中，具海根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本土根基的工业化冲击了人与人的关联，消解了沿自儒家文化圈的向心型关系。 因此，《烧纸》收录的十一篇小说中的所有角色几乎都是以“冷漠的人”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的。《为了大家的安全》写就于1987年，正是光州惨案的七年后。其时，韩国爆发了另一场席卷全国的民主化运动，史称“六月抗争”，迫使时任总统全斗焕退居幕后，颁布了6.29特别宣言，韩国要求民主化的热潮逐渐进入尾声。在本篇中，老太太行为怪异、目中无人，扰乱了大巴内的正常秩序。她的举止其实是某种潜意识的外化，即是与工业化带来的生活习惯所不相称的、旧有的、残存的自我意识。小说的主角京哲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的味道，“有点像腌透的虾酱，又腥又骚”，在结尾他又意识到这种味道似曾相识。这种腐臭异味，象征着在工业化社会中每个人暗暗相信要彻底清除的属于过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而车上的其他乘客，包括京哲，则是一群更加适应现代生活的人。他们一开始伪善，以迎合老太太；随着老太太的举止愈发过界，他们开始显得不耐烦和愤怒，剥去了伪善的外衣，使自私的本性暴露了出来，甚至不让老太太下车排泄，只是为了自己能够准时抵达目的地。李沧东借此批判了韩国社会在民主化运动过后愈发冷漠、保守的趋势。 在《一头有心事的骡子》中，大杞“望了一阵烟囱，低头瞥了眼自己的命根子，对比了一番。然而自己那玩意儿几乎看不着……再怎么仔细瞧也瞧不见……活脱脱一个拔了根的辣椒树上的辣椒，从头焉到尾”。这样的情节极容易让人联想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执导的蓝红白三部曲之《白》。《白》中，生殖器勃起与否象征着男性尊严与爱情中的平等关系。在《一头有心事的骡子》则将其普世化了，上升为与世界共处的方式和姿态。在结尾，大杞那件死而复生的武器并不是被性工作者所述说的虚假而美好的幻梦感动，而是明知那梦是假的却依然将抚摸自己肉体的性工作者拥入怀中。正如学者秦烔俊所说，这一拥抱是站在同等立场上的拥抱，是真实具体的拥抱。他们是两位同病相连、心心相惜的人，意识到世界的荒诞后却仍旧选择与之共存，而这一拥抱使他们寻回了活着的尊严。 在《空房子》、《为了超级明星》和《大雪纷飞的日子》三篇小说中，李沧东则打破了人们原有的对于边缘人群的认知。人们常常认为，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人，必定是善良质朴的人，其实未必。《空房子》中龙八比主角尚洙更低一等，属于更容易被剥削的阶级，却与尚洙的老板共谋，将尚洙玩弄于股掌之间；《为了超级明星》中流浪的小孩一下子便制服了老金儿子留下来的恶犬，成为其捉弄老金的工具。那些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群，有可能比任何人都通晓社会形态的运行机制。《大雪纷飞的日子》中的崔上等兵原先是搓澡工，而金一等兵是参加过社会运动的新兵蛋子。前者的凶恶和后者的单纯以及后续一系列冲突起承转合扭转了世人对于他者的成见。上述故事揭示了人类对人类的理解不应该预设任何立场。 对世界的理解其实也该如此。李沧东笔下的韩国城市摆脱了单纯负面化的描述，而是将其放入一片混沌不堪的迷雾中进行审视。这是一块各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糅杂的地域，非此非彼，亦无法轻易定义。李沧东没有停留在第一步，即为那些难以忍受混乱之人构建归宿或“故乡”，使其得以逃离象征着堕落、肮脏的城市，回归到那种熟悉的传统生活中去。相反，他打碎了这不切实际的幻梦，现实其实是无处可逃的。既然工业化已经来到我们身边，而我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排斥它的存在，不如就此接受它，认同它，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一切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为此所做的努力，在《为了大家安全》的结尾，京哲回到车内发现病危的老太太消失不见了（有可能是被人救走了），李沧东在批判工业化时代下人性之冷漠的同时，也为人性之善良开了一道窗户。 3.两代人的和解 朝鲜半岛的近代历史颇为复杂，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半叶又在短暂的解放后成为两大超级大国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战场。韩国自1953年7月27日与朝鲜签订停战协议后，其政权对内施行高压统治，限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成立警察署“对共科”，大肆抓捕左翼人士以及民主人士。韩国“分断文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其概念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分断文学是表现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历史与现状的文学，试图呈现并剖析经历了民族分裂的一代人与出生在工业化之后的一代人之间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差异和隔阂，以及呈现两代人在战争和白色恐怖下的恩恩怨怨。 《烧纸》讲述了由于父亲带有“赤色”背景而未被士官学校录取的基层公务员成国，与其被左翼思想所影响的弟弟成浩，以及活在战争阴影之下的母亲三人之间的矛盾纠葛。成国“没考上士官学校，为了什么晋升考试回回都失败“，究其原因是因为”那位为了信念和思想，连老婆孩子都可以像扔破烂一样扔掉不管的伟大爸爸“的赤色分子身份，在成国的眼里，像弟弟成浩这样的人都是”一边各种唱高调，要为了什么理想去死，其实都是些为了什么目的害死别人“的家伙。而弟弟成浩则果真如此，为了在白色恐怖中宣发思想传单，弃家人安危而不顾。 该篇试图呈现没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和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对战争的感受的对比，李沧东借由这个故事精准剖析了战争亲历者与战后的一代人对于南北分裂、民族分裂之格局的看法。未经历过战争的儿子们在看待战争时往往具有美化和非批判性的倾向；而经历过战争的母亲则时刻活在战争带来的创伤性体验之中，难以摆脱。最后他们透过母亲的记忆意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悲剧性质，同时理解了对方的立场，握手言和。《烧纸》中的”烧纸“这一行为与《祭奠》中的”烧纸钱“都带有旧时传统生活的特性。李沧东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尚未被现代生活模式瓦解的”仪式“去修复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其实也是在修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 《脐带》则在《烧纸》与《祭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它具象化了“和解“这一过程。”父亲“因为从事左翼运动而冤死，守寡的”母亲“后半生只能与遗腹子金大植相依为命。但”母亲“显然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在金大植成家立业之后仍然干涉他们夫妻之间的生活。在得知儿媳的家庭有赤色背景后，唤起了她的悲惨回忆，之后便更加虐待儿媳，甚至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想要赶走儿媳。但是金大植为了留住妻子而斩断了与母亲相连的”脐带“，任凭其离家出走。该篇呈现了接受代表着更先进生活观念的战后一代人试图斩断与残留着老旧观念的上一代人的联系的努力和痛苦。 但当最后，金大植搀扶妻子从”对共科“出来，一边“无声地将妻子抱在怀里”，一边“就算翻遍全国也要找，妈会没事的”，期盼着母亲能够斩断那根“散发着血腥气味的脐带”。这是一种剪断脐带之后，能够重新审视过去的生活，并自主地重新连接脐带的行为，也是两代人之间真正的和解。正如秦烔俊所言，确认并执着于脐带是否连接，仍旧是小孩子的心理，是尚未成熟的态度；而反观曾经厌恶并想要斩断的脐带并且重新寻找的行为，则是更加成熟的态度，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他人。最终重新连接的脐带，消解了原先不合时宜的、违背时代发展的“血腥气味”，而与现代生活方式进行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保留着属于民族和地域的独特性，这便是李沧东对于韩国的期冀。 在《烧纸》、《脐带》以及《祭奠》中，李沧东将视线从人如何与时代共处移回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与和解。他专注于家庭叙事，描写了一大堆剪不断理还乱的旧时恩怨和现时纠纷，也必然连带出必须介入其中的南北分裂事实。通过叙写家庭成员之间由仇恨走向和解的故事，李沧东表达出了自己对于消弭社会隔阂的强烈责任感，也借此影射地缘政治危机，呼吁同一片土地的同一个民族应该抛弃旧有的偏见，重新团结在一起。当然，这需要所有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