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做的，只是借别人的青春装点一下自己的青春而已
当我回忆打口磁带和碟片，回忆高中时代听摇滚的隐秘激情，我总觉得羞耻，羞耻，我几乎难以相信，会有这样的感觉。和很多青年一样，我接触摇滚，是靠打口启蒙的。99年，已经是世纪末了，那个时候打口已经式微，对于内陆小城益阳来说，仍然是区域性领先的。
我的朋友，一位重点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每个周日，不远百里，跑到我们学校门口，和许多卖盗版书的一起，摆上他从广东买回来的打口，特供我和三位同学挑选。而这三位同学，竟也和我同班。两千多人的高中学校，听摇滚的就集中在我们这一届的这一个文科班。如今那三位同学，已经在职场上呼风唤雨了。独独我和我们的启蒙老师还在浪迹江湖，卖打口那会，他已是留职停薪，后来干脆辞了，靠着在网上卖碟糊口，只是卖的，不是打口了。和所有接触打口的那些人一样，犯上恋物癖，珍藏起来了。
崔健说：“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猛兽，那么中国的摇滚乐就像一把刀子”前者确实如此，中国的摇滚，靠着洪水猛兽般的打口磁带碟片滋养长大，这些北美的唱片公司和大型销售企业为解决库存问题而针对中国进行的销毁式处理品，以吨位计算的，传闻有500到1000吨。这些成堆成堆的艺术垃圾，到了中国，一下子变成了黄金搭档之类的补品，囫囵吞枣地喂给了匍匐在地下的艺术青年。另一方面，也算是西方对红色中国的“思想渗透”的一部分吧，如果真是，那确实是“洪水猛兽”了。有人说，美国总统的号召力，还比不上一个摇滚歌手在舞台上的煽动，这股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在西方社会造成了重大深远的影响，甚至唱跨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恐怕是“洪水猛兽”的真正所指。
在崔健眼里，中国的摇滚只是“刀子”，狠准快，但并没有形成气候。没有形成气候，说白了，就是卖不了几个钱，开不了大型巡回演唱会。文艺之比喻成刀子，追古溯源，只有鲁迅的杂文了。既然卖不了钱，没有大多商业价值，那就玩“文化”。中国摇滚，到目前为止，都只能以“文化现象”来看待。我记得，我的启蒙老师曾经送我一盒自己刻录的磁带，磁带的脊背上写着“益阳摇普办”字样，什么是“摇普办”？摇滚普及办公室之谓也。是不是有点像上个世纪初的进步人士办的社团？一种舶来艺术形式被大众接受，到了中国，要以这种畸形的方式去推广，现在想来，并不可笑。那盒磁带的歌曲，后来被禁，乐队成员也跑到国外去了，成了“卖国贼”。一些昙花一现的地下摇滚刊物，很多口号式的句子，都用大号字体标出，读来热血沸腾。如果八十年结束以后，还算青年们有激情的话，那都挥洒到摇滚乐和这些杂志上了。看看现在的《我爱摇滚乐》，一群犬儒和嬉皮在上面自娱自乐，你就知道，其实，所谓“刀子”，只不过一个笑话，它并没有刺中谁；所谓“摇普办”，一个尴尬的虚拟之物而已，他们面临的压力，最终都自我解除掉了。套用民谣歌手万晓利的歌名，那就是：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马世芳也有类似的经历。《地下乡愁蓝调》最有价值的追忆，并不是西方摇滚史上那些大事、趣事、逸事，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了（感谢那些昙花一现的地下刊物），而是他与摇滚乐结下一生不解之缘的那段青春历程。那些不去上课，窝在校刊社编杂志听摇滚的经历，在AC/DC酒吧喝酒、寻找灵感的经历，在“强人时代”被父亲害怕胸无大志的经历，把一本被老师涂改得庸俗的杂志换上《白碟》封面，最后还是失败的经历，等等，这些可归纳为对抗“大人世界”的历程，算是那代人的精神之路。“地下”是地下的，“乡愁”却换成了怀旧叛逆青春的情绪，“蓝调”替代成更为激烈的摇滚，而《地下乡愁蓝调》，这本名字取自鲍勃·迪伦1965年一首单曲的曲名的书，和被珍藏起来的打口磁带和碟片，有多大区别呢？
当摇滚不再与“文化”、“精神”、“启蒙”这类词语发生关系，当“摇滚”与“青春”都成为追忆的资源，甚至炫耀的资本，我们就都成了叛徒，都成了“琼斯先生”。那些原教旨主义者，早已死在了他们短暂的摇滚生涯里。那么，青春究竟是谁的青春，摇滚又是何人的摇滚？最后提一下，我那位启蒙老师，正向不惑之年奔去，叫陈灿云，还有人记得他么？
2008-1-6 长沙马栏山
我的朋友，一位重点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每个周日，不远百里，跑到我们学校门口，和许多卖盗版书的一起，摆上他从广东买回来的打口，特供我和三位同学挑选。而这三位同学，竟也和我同班。两千多人的高中学校，听摇滚的就集中在我们这一届的这一个文科班。如今那三位同学，已经在职场上呼风唤雨了。独独我和我们的启蒙老师还在浪迹江湖，卖打口那会，他已是留职停薪，后来干脆辞了，靠着在网上卖碟糊口，只是卖的，不是打口了。和所有接触打口的那些人一样，犯上恋物癖，珍藏起来了。
崔健说：“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猛兽，那么中国的摇滚乐就像一把刀子”前者确实如此，中国的摇滚，靠着洪水猛兽般的打口磁带碟片滋养长大，这些北美的唱片公司和大型销售企业为解决库存问题而针对中国进行的销毁式处理品，以吨位计算的，传闻有500到1000吨。这些成堆成堆的艺术垃圾，到了中国，一下子变成了黄金搭档之类的补品，囫囵吞枣地喂给了匍匐在地下的艺术青年。另一方面，也算是西方对红色中国的“思想渗透”的一部分吧，如果真是，那确实是“洪水猛兽”了。有人说，美国总统的号召力，还比不上一个摇滚歌手在舞台上的煽动，这股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在西方社会造成了重大深远的影响，甚至唱跨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恐怕是“洪水猛兽”的真正所指。
在崔健眼里，中国的摇滚只是“刀子”，狠准快，但并没有形成气候。没有形成气候，说白了，就是卖不了几个钱，开不了大型巡回演唱会。文艺之比喻成刀子，追古溯源，只有鲁迅的杂文了。既然卖不了钱，没有大多商业价值，那就玩“文化”。中国摇滚，到目前为止，都只能以“文化现象”来看待。我记得，我的启蒙老师曾经送我一盒自己刻录的磁带，磁带的脊背上写着“益阳摇普办”字样，什么是“摇普办”？摇滚普及办公室之谓也。是不是有点像上个世纪初的进步人士办的社团？一种舶来艺术形式被大众接受，到了中国，要以这种畸形的方式去推广，现在想来，并不可笑。那盒磁带的歌曲，后来被禁，乐队成员也跑到国外去了，成了“卖国贼”。一些昙花一现的地下摇滚刊物，很多口号式的句子，都用大号字体标出，读来热血沸腾。如果八十年结束以后，还算青年们有激情的话，那都挥洒到摇滚乐和这些杂志上了。看看现在的《我爱摇滚乐》，一群犬儒和嬉皮在上面自娱自乐，你就知道，其实，所谓“刀子”，只不过一个笑话，它并没有刺中谁；所谓“摇普办”，一个尴尬的虚拟之物而已，他们面临的压力，最终都自我解除掉了。套用民谣歌手万晓利的歌名，那就是：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马世芳也有类似的经历。《地下乡愁蓝调》最有价值的追忆，并不是西方摇滚史上那些大事、趣事、逸事，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了（感谢那些昙花一现的地下刊物），而是他与摇滚乐结下一生不解之缘的那段青春历程。那些不去上课，窝在校刊社编杂志听摇滚的经历，在AC/DC酒吧喝酒、寻找灵感的经历，在“强人时代”被父亲害怕胸无大志的经历，把一本被老师涂改得庸俗的杂志换上《白碟》封面，最后还是失败的经历，等等，这些可归纳为对抗“大人世界”的历程，算是那代人的精神之路。“地下”是地下的，“乡愁”却换成了怀旧叛逆青春的情绪，“蓝调”替代成更为激烈的摇滚，而《地下乡愁蓝调》，这本名字取自鲍勃·迪伦1965年一首单曲的曲名的书，和被珍藏起来的打口磁带和碟片，有多大区别呢？
当摇滚不再与“文化”、“精神”、“启蒙”这类词语发生关系，当“摇滚”与“青春”都成为追忆的资源，甚至炫耀的资本，我们就都成了叛徒，都成了“琼斯先生”。那些原教旨主义者，早已死在了他们短暂的摇滚生涯里。那么，青春究竟是谁的青春，摇滚又是何人的摇滚？最后提一下，我那位启蒙老师，正向不惑之年奔去，叫陈灿云，还有人记得他么？
2008-1-6 长沙马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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