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为东坡居士做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早从语文课本上了解到“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苏轼，从历史课本上知道了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我们吃着东坡肉，吟着“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笑千年前的大文豪是这样的吃货。苏东坡在普通人眼里不是一个一千年前的陌生人，人们的心中眼中已经有了他大概的轮廓。

另一难题则是史料的选择。北宋虽然迄今已经千年，但苏东坡毕竟一时豪杰，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中，都留下了关于他的史料。如何梳理这浩瀚的史料，将其称为自己的写作工具？如何在这些史料中筛选出“正确”的内容？这些史料是否为真？还只是后人牵强附会，用名人效应来讲的小故事？

再者，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珠玉在前，影响范围直达海内外。如何不重复林氏之路，写出更精彩的东坡传记？

这三个难题，在李一冰先生笔下似乎完全不是问题。

在这部《苏东坡新传》1983年付梓之前，李一冰先生早已读过林氏文章，觉得林著不够严谨，并发现了其中的若干错误。林氏的原著用英文写就，目标读者群是外国人，本意是宣扬中国的文化。林语堂的这本《苏东坡传》文学性远大于史学性，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林氏特有的小品文特色，轻松而幽默，阅读时令人心情舒畅，但距离苏轼本人则有些遥远。

李一冰先生的这部煌煌七十万的传记，更加深沉厚重，让读者更加贴近大苏的心境。这种颇有代入感的写作方式，大约和李一冰先生的个人经历无法分开——他曾经因为政治原因入狱数年，在狱中只能以阅读书籍的方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如果没有这数年的囹圄之日，我们或者也不会见到这部佳作。

写作本书所选择的史料，最重要的一项莫过于苏东坡的诗文。苏轼二十二岁进士及第，二十六岁参加制科考试，得三等，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但苏轼接下来的路一直不顺畅，先是去任地方官，后几次被调入中枢，几次又被贬谪出京。出岭南已经算是严酷的惩罚，最终以老病之身竟然被赶到了南海。这样人生的变故，苏轼的心情在他的诗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此，李一冰先生先从苏诗研究入手，仔细挑选苏诗版本，反复推敲每一首诗的背景和语境，辅以正史和宋人笔记、墓志铭等，从碎片中还原成东坡居士坎坷一生的连续影像，让读者随着东坡的遭遇和心境浮沉。

东坡在中国的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苏东坡新传》几乎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将东坡的一生展开长卷：家世、父子、兄弟、夫妻、朋友、政敌、政治主张、为官政绩，苏氏的诗、画、字，以及生活的种种细节，无一不为苏轼丰满的形象添加光彩——这是一个满怀豪情，充满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人。

苏东坡对于陶潜情有独钟，书中也不只一次地将两人进行了比较：虽然都有豪侠之气，但两人是不同的。陶渊明是出世者，是中国文化中推崇的一种文人身份——隐士，追求平淡安适；而东坡则更像儒家的完美形象，是入世者。李一冰先生写苏轼，并非仅写苏轼，他所追求和倾慕的，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勇气为天下先，担起这份艰危的职责。”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诸多知识分子的美好想象，以国家安危为己任，“薄富贵，藐生死”。苏轼所处的时代，朝堂的风气不复仁宗朝之自由，他的文人气息注定在此种环境下无法实现他年轻时的梦想。“一生襟抱未曾开”，大约苏轼也会经常有这样的想法。但借用陶渊明咏荆轲的一句诗：“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前年来的“余情”，成就了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