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述》笔记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一、国家/地方
（1）土地改革或抗战叙事中，“闯入/破坏”模式：美好的乡土“风景”因“民族/阶级”敌人的“闯入”而“破坏”，从而得到描写的另一层价值。故“地方风景”常可转喻为“本土/人民/乡土理想”；
（2）社会主义合作社运动的叙事中，“动员-改造”模式：
a.“风景”呈现出急需改造的贫瘠愚昧的“荒原”样貌，从而为改造实践提供合法性；
b.合作化建立在土改后“富农化”的贫富差距再度拉大的基础上，故《创业史》等小说中对富裕中农等群体进行了符号化的丑陋描写，以抽空其道德合法性从而为合作社的政治话语提供支持；
c.以合作化为基点展开对未来的乌托邦式想象，体现现代性的思维；
d.由于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中国的现代化在对传统家庭突破的同时具有“在地”特征，以“入社”取代了“出走”
综上，以“动员-改造”将意识形态需求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自发运动结合起来。
（3）现代政治的集体认同离不开对民间传统的借用。以地方秩序、熟人社会、尊重老人等伦理为中国革命和政治实践提供支持。
（4）方言的进入体现现代文学规范化观念对地方性知识的妥协。
（按：这种解读打破了传统的民间/政治、个人记忆/集体理想二分法，将所谓田园诗式的风景描写纳入政治语境；体现出反传统的革命话语面对传统文化伦理所做出的的“妥协”，体现出葛兰西文化霸权式的混融场域状态。这种“国家/地方”妥协直到wg被打破，以取消传统和个人的彻底阶级化接替）
二、群众、干部与知识分子
（1）“动员-改造”模式激发了群众的政治热情、确立了群众的主体地位（这种热情在wg过度后迎来的空虚造成80年代的“去政治化”）；
（2）但，党政干部始终处于引导地位，群众并非全然自发。干部官僚化始终是严重问题，平等主义的诉求贯穿了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文化，如《创业史》郭振山是为一例；同样，在处理好坏干部时亦多借用道德化叙事进行褒贬；
（按：作者认为将以“反智主义”形容zg有失偏颇，但承认因政治宣传、群众教育需要而将知识分子政治化、知识实践化从而狭隘化、打击了书面知识。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联系建国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多次戕害，似乎离“反智”不太远）
三、身体的政治化
（1）“青年/老年”的未来主义式对立自梁启超到毛一直存在，形成“青年-浪漫-未来-乐观-创造-...”的能指链，鼓舞了一种“少年/未来”叙事。
延安文艺的要求使其与“工农兵群众”的抽象集体主体融合，但“少年/未来”话语只是改头换面隐蔽在革命文艺中，借助“革命的浪漫主义”等手法继续发扬未来主义的青春性。
（2）“性”在30年代革命历史中曾作为对传统的反叛和个体的自觉而被肯定，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并未将本能而是压迫/被压迫关系作为革命驱力，其于革命叙事中便逐渐遭压抑，于四五十年代以“压抑的无意识”形态出现，如《林海雪原》少剑波的偷窥；
而“性”也始终被作为道德评判的工具，通常以丑陋的性欲描写丑化反面人物。
（按：从知识谱系角度，以政治经济学和精神分析学概括革命正统叙事和性叙事，指出后者在80年代对前者的颠覆，有一定意思）
四、革命历史的叙述
（1）建国后重述革命历史的潮流起因：
a.通过“起源性叙事”整合人民、民族和国家，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
b.以“现代神话”的形式树立英雄楷模，强调民族精神，构建“想象政治共同体”；
（2）革命通俗文学的两面：
a.以通俗化的表达方式和传奇的故事形式满足群众读者的需求、完成对底层民众的动员；
b.受制于古典侠客形象而易于走向“个人主义”等不利趋势。
五、劳动与乌托邦
（1）赵树理《地板》：
a.革命对下层社会的解放不仅在政治、经济层面，也包括尊严。而这是通过对“劳动”主体性、正当性的确证达成的；
b.革命要深入下层社会则需要包纳民间“情理”以确立新正义观，而非单纯施以“法令”。
（2）为“集体劳动”获取正当性的尝试贯穿了50年代，但其在正确的前提下却催生出无理性，体现出悖论面貌。
六、技术/工人
（1）建国前反抗地主/gmd剥削的偷懒/不配合被称作“弱者的武器”，但建国后此类行为成为改造对象（如“小腿疼”“吃不饱”），且以共时出现的忘我、积极、能干、有主人翁意识的工人形象体现对“工匠精神”的高度肯定（出于大工业现代性道路的需要+工人尊严的赋予）；
（2）“工人/主人”的意识形态要求与实际实施的现代生产管理方式存在冲突，于是出现“识字运动”“反专业主义”“鞍钢宪法”等确立工人领导权的尝试，文学承担了想象性叙述职责，帮助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尊严政治。
七、60年代
（1）60年代，物质的丰裕引起“革命”（对“和平演变”）的焦虑，形成“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争夺战”；另一方面，科层制的现代管理模式也出现官僚化倾向从而拒绝群众。
（按：即物质生产逐渐发达后，社会主义无法提供足够动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只能将趣味冲突转化为阶级斗争冲突，而体现出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