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社会如何重建

在其名著《追寻现代中国》中，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感叹：“了解中国没有终南捷径……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切入历史记载，带着萦绕心际的问题，找寻到那些看似能折射现状的事件、人物和历史氛围。” 异曲同工的是，在新书《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中，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则试图以社会学家的视角，从那些“能折射现状的事件、人物” 中，为我们勾勒出中国转型社会的轮廓与模样。

事实上，我们不难从孙立平教授的作品系列中探勘出他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其背后所折射的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断裂》《失衡》与《博弈》所构成的“社会断裂三部曲”，谈论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断裂化、定型化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的基本表征、运作逻辑、利益冲突与和谐之法；“社会转型三部曲” 中已出的两本《守卫底线》与《重建社会》，则强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坚守社会生活底线、再造基础秩序。如果说之前作者更注重分析“中国社会是怎么样” 以及“制度是如何失败的”，那么在《重建社会》一书中，作者则更侧重讨论“中国社会应该怎么样” 以及“制度怎样才能成功”。

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

在代作序言的《超越稳定，重建秩序》一文中，孙教授开门见山地表示，“目前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存在着一个较大反差”，而这种反差与我们对社会矛盾的评估、对社会危机可能性的判断、已经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有直接关系，稳定思维已经彻底代替了本来内涵更为广博深邃的和谐概念。联系到多年来孙教授一直强调的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 这一社会背景，即“贫富差距开始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那么如果片面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就很有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危险的停滞：触动基本利益格局的体制变革无法实施，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改革举步维艰，社会中现有的基本利益格局愈发稳固。

孙教授认为，其实在看待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冲突与矛盾时，应当对这个社会的稳定有足够的信心：绝大多数问题不是威胁全局性稳定的问题，我们社会中应对这些问题的条件也相当不错；更重要的是，基于利益的冲突终究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和平地、非暴力地解决的。因此，我们最应当考虑的，不是消灭这些冲突与矛盾，而是要为它们设立规则、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法；我们最应当直面的，是 “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即用主动的、动态的、与活力兼容的秩序思维重建社会秩序，让事情进入“可治理状态”。在此，孙教授提出了贯穿全书的主题：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

孙教授这一语重心长的建议与告诫，在谈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 时得到了呼应。他在分析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后提出，好的制度能让我们以重建社会为契机再造经济、以社会变革为手段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要知道，中国在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所面临的挑战，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面对的问题非常相似。“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危机。” 而在危机中消失的除了经济层面上有形的财富外，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人们退减、破灭、消逝的意志、信念与坚持“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当你读到这样似曾相识的句子时，是否相信它指的仅仅是八十年前大洋彼岸的那场风暴呢？

孙教授从《光荣与梦想》中读出了罗斯福新政的潜在意义：一方面，允许合法的、适度的工会运作和工人斗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劳资关系，不但不会破坏社会秩序，还有利于形成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也就是造就一个耐用消费品的广阔市场；另一方面，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调整社会利益格局，能逐步而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政权基础，使得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极端思想的市场大为缩小，使美国人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都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的恶果的警惕”。因此，重读《光荣与梦想》，看似散笔闲投，实则以史察今、以美鉴中；“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订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演讲中流露出的这种勇气与承担，更是向我们展示了有魄力、有远见的执政者主动进行变革改造和进步所能带来的走出萧条、重造社会的神奇力量。

重建规则、结构与制度

在接下来若干更为贴近今日中国的述评与讨论中，孙教授一再强调：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利益关系相对均衡、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基本能够得到维护的社会；而建构和谐社会，则代表了重建政府自主性和超越性的努力。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一般会涉及体制的变革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两个相关的过程。因此，如果要让公共权力非规则化使用的暗箱操作得以制止，让瓦解基础秩序的腐败现象得以清除，让损害政府公正性的势利行为得以根绝，让赢者通吃的不平等沟壑得以消失，我们需要重建的不仅仅是底线、秩序、习俗所构成的“规则”，还应当包括利益格局、力量对比等所形成的 “结构”，以及涵盖权力授受代表体制、公民参与机制、意见表达渠道、利益协商程序、团体博弈过程等的细节化、基础化、根本化的“制度”。

客观地说，孙教授目前的这一主张与见解，较之《失衡》中将合作主义宪政体制视为有助于利益均衡与权利均衡实现的宏观制度安排，或者《博弈》中将自上而下的、单向的政治智慧和治理技术视为改善治理结构、解决利益的必要条件，或者《守卫底线》中过于强调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无疑更为成熟、完善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丧失了更为深刻的敏感、警惕与批判。《断裂》曾精准地观察到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从20世纪80年代的扩散趋势转变为90年代的重新积聚趋势并逐渐定型化；如今新的十年又已过去，这一势头是渐趋稳定还是愈演愈烈？《守卫底线》曾慨叹“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 现象，即强者越来越蛮横和霸道，甚至以强凌弱；而如今我们不难发现，在底层生存生态严重恶化、资源极其有限的背景下，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 已经蔓延到了弱者对弱者、强者对强者甚至弱者对强者，这种最惨烈的抗争与对抗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

更为令人不安的是，孙教授曾引用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对法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来指涉中国现实，即社会已经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任何落后者、失败者、掉队者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却被抛在社会结构之外；而在今日之中国，是否还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赛跑？在孙教授学术思想的变化、理论系统的充实背后，有心的读者也不难看出现实的缝合与撕裂、崛起与坍塌。

转型社会的无奈与痛苦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本来就是为了直面、分析和解决旧制度在工业文明与民主政治冲击下崩溃解体所产生的秩序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学的传统注定离不开断裂、失衡、转型、重建这些不安分的字眼和概念。在由诸多原子化的个人与碎片化的群体构成的大型的、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并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而是为了各自不同的欲求与目标而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在孙立平教授的笔下，精英与民众、寡头与平民、市民社会与底层社会的分野，勾画出转型社会的多元与复杂；是非、伦理、价值以及它们背后作为支撑的尊严种种触目惊心的挣扎，则映射出转型社会的无奈与痛苦。

幸好在不断追寻社会转型足迹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团结与冲突这两大促进社会整合因素的平衡，守望群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并“将迄今为止我们赋予神的巨大感激之情赋予社会”。史景迁曾意味深长地说：“一个现代国家应是整合而且兼容，既保有自己的特性，又能平等地参与探寻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理念。……然而，不论是那时（指1600年），还是二十世纪末，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实的现代国家。” 希望未来能为我们在社会转型中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背书；希望历史能证明，这一回，史景迁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