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

蒂利将抗争的性质进行简单的类型划分：民主的抗争与非民主的抗争。在他的论述中，非民主抗争在性质上就是劣于民主抗争的。那么在一个威权国家中，如果不存在所谓民主的抗争渠道，并且制度化的抗争路径被各种方式堵死，公民如何参与抗争政治？在一个非民主国家追求一种民主的抗争显然是不现实的，除非恳求威权领袖大发慈悲，非民主国家似乎唯有通过非民主的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这是当然一种很悲观的看法。但是这种观点显然简约化并粗暴理解了“非民主”，“非民主”不一定是“反民主”，“非民主”也一定不是直接导致“暴力”。那些参与群众运动的个体显然不希望与国家机器进行正面冲突，但是在威权领袖看来则另当别论。群众对于民主政治的要求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无法通过威权领袖的一次次妥协得以满足。政治体制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无法改变，问题就永远无法真正解决。威权领袖可以一次次拖延解决问题的时刻的来临，却永远无法逃避这一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