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读书记》内容框架与提要

全书共收录了叶纯芳和乔秀岩两人十七篇文章，前六篇是版本目录学的一般性讨论，后十一篇是具体文献的讨论。文章不是按写作发表的时间排序，而是用新的逻辑串联起来。前六篇文章可分为两组，第一到第四篇谈版本目录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五六篇是介绍两本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入门书。后十一篇依次讨论了《周易》、《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和《三礼图》的版本个案情况，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揭示经书版本的源流和刊印过程的编后记，二是指示读经参考书籍和版本的介绍性文字，三是单独研究某一个版本的专题论文。

第一篇《理解版本的方法与效用》提出评断古籍整理优劣的最重要标准其实不是标点的正确率，而是是否选择了一个好的版本。若想要选到好的版本，需要同时调查古籍横向不同时代的版本和纵向某一个版本的流传历史，然后留意其原刻、覆刻和补版情况，并以合适的他校本进行校勘。校勘并非枯燥的对校文字异同，而是要从书本差异中体会作者的学术走向。文献学研究的魅力不在于辨伪勘误等工具性功能，而在于还原“书的历史”。

第一篇很适合与本书的《编后记》对读。《编后记》中说“文献学如果只能挑毛病，告诫别人不要犯错，而做不出创造性发明的话，实在太无聊，不如不做了。”整理古籍的过程需要耗费的智力和精力一点也不比研究文献内容少，其间的快乐也不会比研究文献内容少。文章以中华书局本《周易集解纂疏》和三联点校本《新学伪经考》等古籍的整理情况为例，指出他们或由于不了解版本的流传过程，或由于过信工作本而不去校勘底本，导致犯下了看起来有些荒唐可笑的错误。读者看到叶、乔二人对此“痛心疾首”的文字，大概都会感同身受的莞尔一笑吧。

第二篇《版本的缺环或历史概念的形成》完整展示了调查中国书店影印本《四书五经》版本情况的方法和过程，中国书店自称底本使用的是世界书局影印本，但实际上世界书局《五经》部分底本采纳的是嘉庆年间扬州鲍氏编刊本，而中国书店《四书》部分的底本是璜川吴氏父子校勘本。文章又指出殿本《通典》的底本是李元阳本而不是王吴本。不过，文章最后落脚点是，不同时期人们选取不同的版本，反映的是时人思想观念和认识。

有人曾经评价乔秀岩的经学史研究是“知人不论世”，过去笔者也是如此认为的。但看到这篇文章谈到明代的《四书五经》使用《四书大全》系统的文本，《春秋》用《胡传》；但到了清朝改用杜注本，是因当时《春秋》学已经发生了变化。扬州鲍氏本为适应科考需要，利用《钦定汇纂》又参考《四库提要》新编而成；而科考停废后，学术性更强的吴氏勘本便受到世人重视。乔氏在版本和历史之间自由地穿梭。过去经学史前人多用史传等外缘性材料来开展叙述，乔秀岩便从经疏文义内部来重新建立解释框架；版本目录学前人研究多只关注版本本身、不见版本的时代背景，乔秀岩便通过不同版本的取用来反映时人观念与认识的思想偏好。立论皆是为矫前人之弊而有的放矢。

第三篇《古籍整理中的存真标准问题》提到古籍整理向来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影印本应该保存底本的原貌，无论是文字错讹还是漫漶不清处都应保留；二是认为明显的错讹和影响阅读的漫漶应该予以修正，以便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好的读本。文章认为两个目的可以分别用珂罗版和精校覆刻本来实现。但在校订古籍的过程中，不应再学清儒去考虑所谓经书原义原貌，而应致力于还原文本系统的历史变化。换言之，一本书有产生、传抄、校定、翻刻、重编加注、修补的过程，书版由完整到磨损、由原版到补版、字体版式由清晰到漫漶，文献学研究应该利用版本、目录、校勘和训诂等方法把这种书的“生命过程”描绘出来，获得历史、动态的认识。

第四篇《古籍整理的理论与实践》内容极为精彩，可以说是乔氏学术方法的根本性说明。文章认为：古籍整理的出发点是版本学，即调查现存版本，分析其间关系。在版本学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使用目录学方法，整理出古籍撰作及流传的来龙去脉。在版本、目录明晰之后要利用校勘学方法，深入研究不同版本的文字，分析整理各种异文的不同意义。校勘完成后，再借助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相关知识，精确理解文本所表达的内容。有了这样的文献学基础，我们才能读懂一部书每一句甚至每一笔画的所以然，才能更好讨论历史现象和古人思想。

书和版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书是由卷次篇目内容组成的有机整体，而版本是书不同历史阶段的物质存在形式。古人引书，所引都不是某个版本，而是一种书的概念，如“史记五帝夏周纪”。书与版本之间的区别，就好像贝多芬亲自创作的交响曲和后来不同指挥家演奏的唱片。因此古籍整理的目标是体会书的内涵、恢复书的原貌，既不能用一个版本来否定所有异文，也不能凭自己的现代标准校改古书。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与书交朋友，把它当成有生命的个体，虚心了解作者的思路，探求作者所参考的资料，知道作者“写了什么”又“没写什么”，想象作者如何运用逻辑来创作，背后依靠何种思想。核查作者参考的书，就是读书的基本方法，所谓“不校不读”是也。

第五篇《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和第六篇《学〈中国版刻图录〉记》介绍了两部版本目录学的重要入门书。桥川时雄、仓石武四郎编拍的《旧京书影》收录了1929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的大量照片，并附有提要。照片的精细度很高，甚至能透过纸张看到公文纸背后的文字。《中国版刻图录》是乔秀岩在北大开设版本学课程所使用的重要教学参考书，这本书以“解题+图录”的形式，按照时代和地区次序排列，基本建立了中国历代版本比较特点的认识框架。曾经版本学家鉴定版本往往依靠自己长久经眼的经验，有如“观风望气”，而赵万里先生通过记录每部书的版式、行款和刻工姓名，形成了一套较为客观地区别不同版本的标准。但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版刻图录》中也有很多赵万里先生未拿捏准的推测和疏忽，后代学者一概奉为权威论述，不算真正读懂了是书。例如赵万里通过《汉书注》补版刻工为南宋初人推测原版应在北宋，但实则对勘官刘希亮的散官“左通直郎”是南宋初才有的官衔，其实只要看到校刊官员散官带左右，就能知道这是绍兴年间的刻本。今人应该审视作者探索的过程中“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忽略了什么、误会了什么。”

《影印南宋官版〈周易正义〉编后记》、《〈毛诗正义〉的历程》、《影印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编后记》、《师顾堂影印〈仪礼正义〉识语》、《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编后记》五篇文章是五部经书的出版说明，分别介绍了影印底本的版本现况及其与相关古籍的文本关系。其中《〈毛诗正义〉的历程》特别贯注了乔秀岩汉唐经学史研究的心得，他认为汉代经学的章句学说发展到顶点后，何休、郑玄等打破家法不为章句，至魏晋王肃、杜预等彻底摆脱汉代经学传统的束缚，从更自由的立场解释经文；南北朝义疏学主要研究郑玄、服虔等人的学说，脱离经书本义越来越远，又迎来了二刘的批判和反动（此说又见于《义疏学衰亡史论》三联版《编后记》）。因此义疏是独立的学术著作，本来皆是单行，不似经注要附丽于经文之下，至南宋越刊八行本为了方便阅读将经注和义疏合刻，建安本更将《经典释文》散入经注本中，这造成了《毛诗正义》书籍面貌出现了很大变化。其实单疏本才是书籍的原貌。

《金刻本〈周礼〉商榷》、《嘉定南康军刊本〈仪礼经传通解〉之补修情况》、《聂崇义〈三礼图〉版本印象》三篇文章是某个版本的具体个案研究。《编后记》中提到《金刻本〈周礼〉商榷》和《聂崇义〈三礼图〉版本印象》两篇文章是最前沿的成果。前者通过将金刻本《周礼郑氏注》、婺州本《周礼》、毛居正《六经正误》和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等书进行对校，认为金刻本和婺州本的刊刻时间非常接近，使用的是同一个底本。后者将毛氏汲古阁藏《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与淳熙镇江本、通志堂本对校，发现郑氏本和镇江本讹误犹如“难兄难弟”，底本当同出一源，可能据同一种蜀刊本翻刻。郑氏本讹误很多，若以藏书家求好的眼光来看价值当然很低，但是如果以历史学家求真的眼光来看，它为我们提供了探索版本演变的线索，同样有助于还原书籍的原貌。

《〈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周礼部〉的文献价值》、《〈仪礼疏考正〉解题》和《〈礼记〉版本杂识》三篇文章是介绍性文字，指点读书者如何阅读《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周礼部》、读《礼记》之前如何选择版本、《仪礼疏考正》的参考价值何在等问题。《周礼部》提供了很多史料线索，但乔氏也强调一定要覆查原书。《〈礼记〉版本杂识》将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十行本以及闽、监、毛本分为一类版本系统，应该先查其中之一；《唐石经》、抚州公使库本、八行本又分为一类，岳本为前二者之间单独一类，应该用以参校。《〈仪礼疏考正〉解题》写道狩野直喜和仓石武四郎读经书追求“精确理解”注疏文本，追讨每个字的所以然，虚心倾听书本的声音，与书为友而不是当删改书的“法官”，实际上这就是作者自己研究旨趣的宣言。

《文献学读书记》的核心宗旨就是讨论如何读懂一本书的形式，读出异文错字和版面细节的名堂，向书发问：为什么这样编、为什么用这种体裁、为什么版面如此、笔画不齐如此等等。本来文献学是一门枯燥的学问，但乔秀岩却说他写作编书的目标是“要好玩、要创造、要永久”，他的笔下随处可见充满性情的批判“吐槽”，每本书的流传过程都活灵活现，对书的作者倾注着感情和敬意，这样的文献学研究的确是是生机勃勃、充满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