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产制那段分析不错

一、“祛魅”后的人们如何建立自己的信仰，责任与信念的冲突将永恒存在 理性主义的三种意涵：首先，理性主义意指一种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其次，理性主义意味着意义关联的系统性，即把“意义目的”加以知性探讨和刻意升华的成果。最后，理性主义代表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 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通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铁路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动。人们借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后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 根据一元论世界观建立起来的科学，归根到底来说并不能算是宗教要求的对立面—它自己便是一种“宗教”。—Hans Albert 描述：他的特色与假定有一种充分根据的原则，因为知识的来源可以确实地掌握；它追求绝对的确定性，有着注解经典的态度和不可谬性的要求，也独占了所有的解释机会。韦伯指出任何人若“怀着对科学近乎圣化的迷信念头，以为科学是社会革命可能的制造者或先知“，这种念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望。大屠杀中现代科技的应用并不能解决伦理问题的分歧，科学的理性主义不是万能的，涉及到人类的情感伦理与生存伦理，科学提不出任何建议。 内在二元论的世界图像所相应的是”世界“与人类意志的对立，也是自然因果与要求中的因果均衡性的对立。”世界“必须依照人类意志的请求而加以形塑。但是人类的意志并非完全自由的，它会发现形塑世界已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 Karl lowith ：“与任何一种超越的信仰相较之下，目前对时代命运与一时之行为之激情所具的信仰其实是一种有正面意义的无信仰状况。强调理性责任的主观性，并以此主观性作为一种个人面对自己时纯粹自我负责之态度。” 二、官僚制与民主 马恩对官僚化的解决是在社会整体及个别组织的层次上，同时引进公社式的自我管理制度。-具体出处还要查看马恩原著。就韦伯看来，社会主义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始终有着幻觉：一是社会主义低估了在高生产力的经济中，谋利之生产与“公平”分配之冲突，还有在高度效率的组织中专家与组织成员自我做主要求之间的冲突。 韦伯的药方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创造一种结构上的多元主义。认为每个制度化了的原则仍需要一个与之抗衡的原则；任何一个策略运用上有利于封闭关系的立场，同时必须有一个策略上有利于开放的立场来作旗鼓相当的对抗。 支配活动的内涵：在人民的“非政治主义”下，依循着全面照顾生活福利为最高原则的社会管理方式。 现代享有专利保护权的官僚们并不会为一种清醒理智的现世支配精神服务，反而侍奉着盲目的现世适应。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官僚支配下的人们会在物质享受上有所匮乏，但是任何企图改革现状的理想将遭到封杀，甚至在萌芽阶段便会被窒息。每一个由内而生的政变尝试，在面对刻画已深的价值倾向以及制度化之权力划分时注定会失败，唯有“当军事上的征服占领或成功的军事、宗教革命发生时，方才能够摧毁俸禄利益所形成的坚固牢笼。 官职染上的卡里斯马色彩提供了一种借口，将官吏在执行职务上之错误归因于“卡里斯马之丧失”，亦即归罪于人物，而非系统。 中国官僚制支配因此是稳定、反对革新以及特别囿于传统而无法进步的。它并非行政幕僚面对君主及被支配者时，拥有着无限操纵余地而造成的结果，相反地，它毋宁是基于一种适应世界的实用主义伦理，埋没了所有自发性的产物。—-一个由价值倾向与社会地位决定的生活导引系统，虽然把“世界”当作“理性”加工的对象，另一方面却经由传统确立之制度架构得到保障，不致受到任何攻击，从而使得这种理性的加工仅只局限于特殊的范围之内。—- 韦伯的问题现代文化“物质条件”之“不可避免性”下面，如何才能以民主和个人主义来对抗专家的“贵族主义”以及对官职的（过分）敬重——逆着物质聚合条件的拘留，信奉着“个人主义”并且愿意作为一个“民主制度的同党”。 哈贝马斯：对韦伯来说技术并非人类在历史上仅此一回的规划结果，却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整体的一个“投射”。 制度的人格主义。韦伯认为理性化的官僚组织仍是最有效率的，在他的观点中有一点不足，没有看懂理性化科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这种互动是双向的，并不只是消极的，社会的进步往往就在这种希望中一点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