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的“小世界”
“西方文论”是门很暧昧的学问，它是我的本行专业，因而感同身受，业余兼课时，我也给学生上“西方文论”，从柏拉图一直讲到德里达。这门课内容丰富，千奇百怪，我讲的来劲，学生也听得高兴。但有时还是免不了疑惑：西方文论到底是什么？在讲柏拉图、康德还有海德格尔时，我会觉得从中截取出来所谓的文论，似乎只是别人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康德可不是为了研究文艺才来写《判断力批判》的，同样海德格尔写《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尽是真理和存在，跟文艺其实不搭界；同样，在讲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还有解构主义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这些理论家在乎的根本不是文学，而是审美意识形态，说白了，就是政治。有人可以把劳伦斯小说解读为女性主义政治，也有人可把《情感教育》说成是权力场的斗争，尤其到了二十世纪，除了像英美新批评这样的纯批评之外，真正为文学而理论的，似乎越来越罕见了。
刚看到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时，我有些吃惊。先看目录，发现他竟是从“后现代史话”开讲的，以往的那些古典文论难道都不需要了？再看到的是书后的“西方文论必读经典书目”，列的人物和书单都是最最当下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算是最古典了，光福柯的书就列了四册，后现代的红人巴特、德里达、詹姆逊自然不在话下，非常的后现代！
赵的书确实很有个性，或许是上课讲稿的原因，它跟正统西方文论的体例不太一样。他并非一个个流派讲下来，有的也讲的很少，有的干脆只提下名字。作者讲西方文论有自己的套路和想法。他就想突出文论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反现代性”。纵观整个西方文论史，不能说所有的理论都带这种观念，但绝大多数确实如此，尤其是后现代的文化批评，很是让西方保守派头疼，哈罗德·布鲁姆把他们称作“怨恨学派”，赵先生豁达多了，则称他们为“新学”。
最令我好奇的是，这些晦涩的理论他究竟怎么讲。我读下来有一个感受：赵的书突出了文论的文化性，削弱了它的文学性，让文论回到了它应有的问题意识和文化语境。据说西方比较文学系经常训练学生用各种理论（如解释学、女性主义、解构批评、精神分析等）来分析同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作为纯粹的思维训练，当然无可厚非，但若将此作为文学批评的正道，那是很危险的。这会导致有人一招理论在手，任何文本都不怕的境地。手中一把手术刀，竟能肆无忌惮地解剖。理论家可以用脑不用心，没有文学感受也可进行文学批评，甚至不读作品也能说出个所以然来。这不禁让人想起几十年前批判红楼梦的场景，既好笑又让人觉得恐惧。赵对文论的定位是相当合适的：“文论并非西洋福音，而是一种畸变产物”。学文论，既不要轻率拒斥，但也无需顶礼膜拜，当红宝书读。读文论好比旅游，大可走马观花，领略下山岳之势，鉴别下珍禽异兽。
此外，另还有个感受，这也是我对该作不太满意的地方。作者对文论是有自己的评价的，但这种评价在宏观上多，但在微观上少。比如在谈到结构主义革命时，他说：“难道革命一无好处？有的。它的最大好处，就是大量有关语言结构与解构的问题，被揭露、被争论、被延伸、被推至新的高度与深度。”我觉得这一表述尽管有理，但又觉得过于空泛。这些新学尽管很是红火，但红火并不代表他们具有真正的价值。新学的问题在于，它们每每将革命的目标寄托于主体的解放，但却忽略了主体解放思想得以传播的政治自由前提。他们常常还要为自己标新立异的理论贴上个反西方中心论的伟大标签。有时候，不客气的说，他们在虚张声势批判“大政治”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实现了他们名利双收的小政治。
这里并非有意攻击后现代理论家，他们之中不乏真诚严肃的学者。但这个群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近期出版的《文学部唯野教授》的小说，直观地道破了理论家们的心灵猥琐和空虚。而更早之前出版的戴维·洛奇的《小世界》，那更是一部当代西方知识分子丑态百出的群像画：“小世界”中的文学教授们，每人各操一门绝活，你有精神分析，我有解释学，国际会议月月都有，空中旅行已成家常便饭，这月伊斯坦布尔，下月加尼福尼亚。会场上各自搬弄术语，痛斥资本主义的万恶，会场外男欢女爱，惬意生活。我也看到，赵先生在讲课中也会经常扯扯这些牛人的八卦，我觉得这不单单是八卦，知人论世，本是学问的正途。
毫无疑问，此作的开阔视野超越了目前绝大大多国内文论教材。其写法亦别具匠心，古色古香，有说书人的味道，把西方文论的各路武功一一尽数，无论“名门正派”还是“歪门邪道”。在读这本讲稿前，好友送我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此作短小精悍，字字珠玑，能将如此复杂晦涩的学问讲述地何等通透，实在见出功底。两者相比，各有千秋，而且正好形成。读到后记，才得知他们俩同出于钱钟书门下。老师的影响确实潜移默化，早在八十年代，就引领他们见识了西方“小世界”中的山岳态势。钱先生的《围城》也比洛奇的书要写的早，其中的道理他们自然明白，西方文论也就是个小世界。当然，跑进“小世界”中去走走，看看，增长点见识，也没什么不好，但要是理论学多了，学偏了，冷不丁写出篇类似《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接受美学》这样的文章来，那就太吓人了。
刚看到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时，我有些吃惊。先看目录，发现他竟是从“后现代史话”开讲的，以往的那些古典文论难道都不需要了？再看到的是书后的“西方文论必读经典书目”，列的人物和书单都是最最当下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算是最古典了，光福柯的书就列了四册，后现代的红人巴特、德里达、詹姆逊自然不在话下，非常的后现代！
赵的书确实很有个性，或许是上课讲稿的原因，它跟正统西方文论的体例不太一样。他并非一个个流派讲下来，有的也讲的很少，有的干脆只提下名字。作者讲西方文论有自己的套路和想法。他就想突出文论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反现代性”。纵观整个西方文论史，不能说所有的理论都带这种观念，但绝大多数确实如此，尤其是后现代的文化批评，很是让西方保守派头疼，哈罗德·布鲁姆把他们称作“怨恨学派”，赵先生豁达多了，则称他们为“新学”。
最令我好奇的是，这些晦涩的理论他究竟怎么讲。我读下来有一个感受：赵的书突出了文论的文化性，削弱了它的文学性，让文论回到了它应有的问题意识和文化语境。据说西方比较文学系经常训练学生用各种理论（如解释学、女性主义、解构批评、精神分析等）来分析同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作为纯粹的思维训练，当然无可厚非，但若将此作为文学批评的正道，那是很危险的。这会导致有人一招理论在手，任何文本都不怕的境地。手中一把手术刀，竟能肆无忌惮地解剖。理论家可以用脑不用心，没有文学感受也可进行文学批评，甚至不读作品也能说出个所以然来。这不禁让人想起几十年前批判红楼梦的场景，既好笑又让人觉得恐惧。赵对文论的定位是相当合适的：“文论并非西洋福音，而是一种畸变产物”。学文论，既不要轻率拒斥，但也无需顶礼膜拜，当红宝书读。读文论好比旅游，大可走马观花，领略下山岳之势，鉴别下珍禽异兽。
此外，另还有个感受，这也是我对该作不太满意的地方。作者对文论是有自己的评价的，但这种评价在宏观上多，但在微观上少。比如在谈到结构主义革命时，他说：“难道革命一无好处？有的。它的最大好处，就是大量有关语言结构与解构的问题，被揭露、被争论、被延伸、被推至新的高度与深度。”我觉得这一表述尽管有理，但又觉得过于空泛。这些新学尽管很是红火，但红火并不代表他们具有真正的价值。新学的问题在于，它们每每将革命的目标寄托于主体的解放，但却忽略了主体解放思想得以传播的政治自由前提。他们常常还要为自己标新立异的理论贴上个反西方中心论的伟大标签。有时候，不客气的说，他们在虚张声势批判“大政治”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实现了他们名利双收的小政治。
这里并非有意攻击后现代理论家，他们之中不乏真诚严肃的学者。但这个群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近期出版的《文学部唯野教授》的小说，直观地道破了理论家们的心灵猥琐和空虚。而更早之前出版的戴维·洛奇的《小世界》，那更是一部当代西方知识分子丑态百出的群像画：“小世界”中的文学教授们，每人各操一门绝活，你有精神分析，我有解释学，国际会议月月都有，空中旅行已成家常便饭，这月伊斯坦布尔，下月加尼福尼亚。会场上各自搬弄术语，痛斥资本主义的万恶，会场外男欢女爱，惬意生活。我也看到，赵先生在讲课中也会经常扯扯这些牛人的八卦，我觉得这不单单是八卦，知人论世，本是学问的正途。
毫无疑问，此作的开阔视野超越了目前绝大大多国内文论教材。其写法亦别具匠心，古色古香，有说书人的味道，把西方文论的各路武功一一尽数，无论“名门正派”还是“歪门邪道”。在读这本讲稿前，好友送我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此作短小精悍，字字珠玑，能将如此复杂晦涩的学问讲述地何等通透，实在见出功底。两者相比，各有千秋，而且正好形成。读到后记，才得知他们俩同出于钱钟书门下。老师的影响确实潜移默化，早在八十年代，就引领他们见识了西方“小世界”中的山岳态势。钱先生的《围城》也比洛奇的书要写的早，其中的道理他们自然明白，西方文论也就是个小世界。当然，跑进“小世界”中去走走，看看，增长点见识，也没什么不好，但要是理论学多了，学偏了，冷不丁写出篇类似《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接受美学》这样的文章来，那就太吓人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