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一二

8月13日下午在长沙的目田书店参加刺纸工作坊时偶然瞥到此书，读完后发现书都出了近20年了，解释力仍然强壮。有几点和现阶段想的问题非常贴近。

1 “政治社会”是查特吉基于对印度西孟加拉邦长时间观察独创的概念。它的前提是一对概念的区分，公民/人口，公民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人口则是政府治理和施政的目标和对象，不具有政治能量。在现实中，人们与政府或者权力遭遇的更普遍情况不是与政治代表相关的事务，而是与不同的行政机关打交道，在工作、教育或者健康领域被治理。

在印度等绝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比起成为公民，他们有更漫长的被当作治理目标的历史。殖民者来到后，他们设立土地、税收、商贸、健康、犯罪等机构，来分类、描绘和规训本地人。风起云涌的20世纪民族革命建立了主权民族国家，许诺了光辉的公民身份，但到了国家建设的阶段，以民众的福祉和安全为大旗，更先进的治理技术再次被引进。因此，人们一方面是民主政体下有投票权的公民，一方面是被治理的对象，这两个领域交叠，创造了一种在政府、政党与人民打交道时特有的协商和谈判空间。他用了大量在印度贫民窟的拆迁和城市更新案例来证明，即使在所有权和居住权不是合法获得时，人民仍然有可能主张自己的权利——他提供的方法之一是：利用道德内容，将他们从人口集合转变为共同体。比如在郊区非法占地了十余年的贫民，也可以集体主张“我们没有购买这块土地，也没有钱购买，但我失去了农村的土地，必须得到合理的安置。”

读这一段时，我一直在想2017年底发生在北京的事情。我们连续奔去南边郊区的几个短短的寒冷冬夜，眼睁睁看着一个热闹的城中村，那么多人多年工作、生活、耕耘、发展的地方变成彻头彻尾的废墟，只需要几台推土机和零星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他们甚至不需是正规军。外地人悄悄地，迅疾地离开了，片瓦不留，本地人为了守土，在停了电停了水的小巷里偶尔摸黑聚会，像地下党的碰面。我至今仍不能完全理解那种沉默的离开，比如一夜之间，一个在村里开办近十年的，50来人的服装工坊，全部机器、人员、行李都装上了开往浙江的大巴。一方面似乎一部分人仍有腹地，有路可退，另一方面，真正无路可退的人，也再也看不到了。如果当时脆弱的社会单元之间稍微有所编织，有一个“共同体”会是什么样？

2 如果说“政治社会”是尚存谈判与斡旋希望的，第四章《大和平后的世界》和第七章《印度城市正在最终变成资产阶级城市吗？》则讲了接下来这个希望几乎完全破灭的世代。进入90年代，美国成为唯一的帝国，和过往所有出现过的帝国不同，美国意在控制，而不是征服，而控制则是无远弗届的。因为唯一帝国的存在，世界也变得比之前更加和平，国家的主权更有弹性（欧盟）。另一方面，资本变得比之前更加灵活和侵略，现在不需要去工厂打卡上班，所有人的身体、时间都可以随时被征用。而与之配套的也引起了城市的巨变，一种后工业城市的观念成为新的城市样板，金融和各种服务业分割了城市地理，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在这种新的城市形态中，新兴社会不平等也出现了。餐厅、娱乐、咖啡店、艺术、商店等形成了一个封闭排外的中产阶级空间，而处于这个空间之外的，服务于这个空间运作的工人，他们被甩到城市更边缘的地带。

前几天朋友们组织一个和新加坡艺术家的小panel，在聊了些对新加坡的日常weiquan控诉外，我们提到疫情中的外劳问题，数年来最严重的登革热，新加坡以东南亚为腹地等。没有外劳，新加坡的洁净、秩序、文明将一无所成，而这次疫情，确是客工宿舍承受了最严重的打击（超过90%以上病例是外劳），将新加坡完全基于剥削的经济结构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平时会看李显龙的视频，他除了三番五次强调zf给外劳的补贴外，也说过，“幸运的是，外劳们都很年轻，身体很好，所以重症患者不多。”这话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合理的，新加坡至今确诊五万多，死亡只有27，但又是极残忍的，外劳盖房子造陆地还不够，还要做瘟疫的人墙。

panel接近结尾，（最喜欢的艺术家）何子彦说，他最近一直在想，在一个高度基于信息、金融和服务的经济体里，工人的权利在哪里？查特吉也没有回答。而新加坡的外劳是这个问题的极端强化版——他们不是公民，不是国民，不是人民，甚至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被治理关照的人口。他们的权利在哪里？可以如何主张？今年上半年在广州和浙江的奔波让我对劳力的可弃置（disposable）有了很多新的身体经验，看到做小生意导致负债累累的年轻人如何过度使用体力只为多接一点单，外地的船工在出海后如何在打乱的睡眠、高温、风浪下不休地劳作数十小时，这几乎难以想象的牢笼与酷刑，在今天都会被理解为市场上的自由劳动选择。于是这样挣得来的钱不只是钱，钱也是血肉、时间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