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粗浅的内容总结

“与现实与虚构发生关系、相信虚构模拟的现实的或多或少超脱的或疏远的不同方式，借助于这些方式所假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与社会空间中不同的可能位置密切相关，并由此被严格纳入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特有配置系统中。”

本书第一部分是描述区分的文化表象，以及概述其相关的学校教育水平和资本量或曰社会阶级来源。趣味可被区分为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三种，每种趣味又在体育运动、音乐鉴赏、摄影鉴赏、电影鉴赏和美术鉴赏的维度得到区分：击剑、滑雪和大众体育；“合法”作品和轻音乐；日常场景的内在审视和欣赏美景；对电影导演和形式的探究和沉溺于内容；作品背景技巧的深度分析和表面的共情。以现代艺术为代表的合法趣味的核心特点即是对人性和共情的系统拒绝，与民众趣味中艺术服从于生活的价值伦理相反，合法趣味的形式探索导向晦涩，禁止大量的表现性内容，在剧院等庄严的区域追求形式和精神气质。“对自然的拒绝或者是对沉溺于自然的拒绝，是统治者的标志——懂得自制——是审美态度的根源。”

而这种趣味的区分往往是无意图训练的产物，来源于家庭文化传递和学校学历保证的权威性普遍修养，并从文学和哲学作品扩展到其他艺术领域。教育给予上层阶级自信和自如，即对合法性的信心和对自身优越性和信心。这种上层脱离美学体验而追寻理性表达的审美配置只能在脱离实践的训练中得以生成，这种距离通过家庭和学校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得以实现，决定了资产阶级体验世界的根本方式，由此上层阶级实现了生活的风格化，审美配置也变成了一种区分的表现。

上层阶级趣味的来源家庭市场和学校教育市场两种场域的区分又塑造出了不同类别的上层社会审美体验：对能力的重视和对文化的重视。

第二部分是对阶级形成和变迁的系统分析。布迪厄建立了资本总量、资本结构和属性变化三重因素决定的三维空间，首先构建了一个系统化和完整的阶级生活风格图示，进而进行多方面的系统分析。

在阶级转移的过程中，统治阶级通过加大教育投入的策略利用学校再生产功能维系阶级地位，这种教育竞争导致了教育需求的普遍增长和学历的贬值，进而使统治阶级继承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相对增值，学历的贬值使受骗的一代的期待“集体幻灭”，产生了选择性失业的现象。而具有社会资本的资产阶级子女面对降级风险则可以通过关系和上层习性而进入新兴职业。这种学校教育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新逻辑也造成了阶级竞争和结构的转变。

由于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的不同，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生活风格，生活的风格化中形式被赋予高于功能的优先性，被统治阶级的被迫的苦行和统治阶级自如和苦行在此对立。“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本质主义的和反生成的，它仅仅通过让必然的趣味脱离它的经济和社会存在理由这种做法，将趣味变成一种天生的爱好，从而将这种趣味自然化”；“‘如同上帝的选民在前额上写着他们属于耶和华，劳动分工在手工工场的工人身上打上了一个承认他的资本的属性的戳记’马克思说的这个戳记，正式生活风格本身……他们注定要充当所有高雅举动的陪衬物并以全然否定的方式支持奢望与区分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趣味不断变化的根源。”

资产阶级懂得为了将来的欲望和满足而牺牲眼前欲望和享乐的节制趣味与民众阶级自发的唯物主义对立，食物，文化与展示自我外表的消费在不同阶级的产生了明显的区分。最终由身体装饰，行为举止构成的姿态的差别构成了符号系统的社会标志，也构成了阶级的区分。高雅的体育运动是少数人的专利，公平的特征只不过导致了区分作用的运动真理，在这里体育公平只是那些足以做自己主人而非被运动操纵的人玩游戏的方式，其中高昂的入门费、家庭早期训练和严格的社交技巧使高雅运动将民众阶级区隔在外。

布迪厄提出了“文化生产场”的概念，一个人按照他的趣味选择，就是对财产实行定位，这些财产在客观上与他的位置一致并彼此协调。而相同场域内的人生活风格具有同源性和相似性，场域中每个群体都倾向于在最终差别中辨认其特有价值。而阶级结构和区分并非刻意通过达尔文主义的阶级跃迁实现转变，而是一种必然的、绝对的、自然的区隔，这种区分方式依靠统治阶级强加的一种对卓越的定义的权力来实现，因此必然永远是有区别的，言辞的雄辩或艺术作品的物质消费和象征消费意味着的时间和金钱的无偿付出，这些都是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的变种的多次重复——有产者通过这种辩证法证明对财产的占有并增加与被剥削者的距离。

第三部分则是对社会阶级和生活风格的多维度分析。在艺术作品的占有中，知识分子由于经济资本的缺乏而放弃象征意义追寻文化收益，统治阶层却将之变成纯粹象征意义的炫耀机会，因而产生了博物馆与画廊的对立，也产生了感受价值与象征价值的对立。统治阶级在艺术作品中通过资本和时间的耗费，即通过购买艺术品作为个人趣味的证明来进行区分，具有高度修养的统治阶级将时间和资本抛掷在社交节日中，不考虑直接受益，将时间消耗在越无用就越有威望的活动中。而新资产阶级则通过具有美国风格的委婉化和放松的生活方式与旧统治阶级的对立来显示自己的特点。

由于与合法性知识的距离越远，文化机构得到的认可就越具有权威。新兴的小资产阶级通过文化的自修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企图实现阶级上升，阶级再生产角度小资产阶级则通过降低生育率来保证后代的文化资本进而促进阶级上升，他们通过苦行主义，限制消费，像清教徒一样节俭和付出，为了变成资产阶级而把自己缩小成为了无产阶级。“新小资产阶级由于政治选择中的贵族野心，由于对两性关系的颠覆性表象，与从底层晋升的小资产阶级苦行主义对立，后者严肃严格又不失英雄色彩的乐观主义与衰落的小资产阶级压抑的悲观主义对立。”

不同阶级的生活风格的区分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暴发户通常需要很长时间甚至一生才知道，他们看作有罪的挥霍，在他们新状况中成了必不可少的消费”。一些人眼中的挥霍是另一些人的必须，许多炫耀性消费不是浪费，而是维持生活水平的必要因素，还是一种有助于积累社会资本的优良投资，而只有收入与习性相结合时，才能发挥这种有效性。而普通劳动者无法拥有文化资本，因而被机器和工具统治，他们为工具服务，也为文化定义者服务，他们中最自觉的阶层在文化和语言方面仍然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标准和价值，学校教育系统对他们灌输一种无需认识的认可。

而在政治参与方面，一系列的调查显示，政治能力取决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教育系统为不平等的参与选举并有倾向性的为政治劳动分工提供依据并使其合法化。对政治问题的回答通过阶级的精神气质、系统的政治立场和二阶段选择三种方式中产生出来，缺乏政治能力的人只能通过阶级精神气质进行政治选择，政治上最贫乏的群众则缺乏对政治问题的准确认识，由工会组织的培训活动而被迫获得其政治观点。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政治信息获取方式上，“引起轰动的报纸”和“提供消息的报纸”的区别体现和导致了主动进行政治选择和被动接受政治原则的群体的对立。

以上是对本书主要对布迪厄普遍的阶级区分内容的部分梳理，对具有地区特色的特定阶级分析和描述部分进行了省略。总而言之，我认为本书的核心观点即是不同的阶级群体由于教育资本和家庭社会经济资本积累处于不同的场域，而场域的区隔客观上决定了审美区隔，生活区隔和政治区隔。而区隔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表面、内容上的、短暂的、被迫的内容的追求和对深层、形式上的、长远的和自由的内容的追求。

过了近半个世纪，布迪厄的区隔理论在当前中国社会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积累和由其决定的教育资本的区隔仍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社会中导致了阶层的区隔，其中教育资本贬值的在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尤为突出，通过对当前社会类似的定量研究很容易得出书中的相似结论，只是由于当前网络社会和传媒社会的发展，可能会新出一章：网络和传媒社会影响下阶级审美配置的趋同性。

但是布迪厄区隔研究的宏大数据收集基础在当前中国学科情况来看仍然难以进行，宏大理论的研究也因无法获益而无学者问津，由于政治上意识形态的控制、经济上发展主义的统治和学科上经济学、政治学研究范围的排挤，被边缘化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与欧美的学科发展相差远不止50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