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及其发展史
美国这样的早期现代国家，财政制度极其简单，税种单一，联邦收入主要依靠关税。清末民初，关税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税种，是中国向西方赔付战争赔款和金融借贷的主要抵押收入，所以英国人赫德长期把持中国海关！
美国贸易政策的三个主要目标：增加政府税收、保护国内工业、支持把互惠作为贸易政策（从经济利益上升到外交政策工具）。
影响贸易政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地理分布：资源要素配置、进口或出口导向、不同阶层的诉求、受影响巨大的少数行动力远大于受影响较小的绝大多数。
国会众、参两院和总统分享贸易政策决定权，议员为选票，必须代表本地选民的经济利益，一定时期内经济地理分布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全国性工会组织，无法代表统一的经济利益，而全国性的产业协会代表的利益相对统一，能形成比较一致的贸易政策取向。随着国会介入方式的变化，即从逐项讨论具体关税，改为整体审议对外贸易协定，总统对贸易政策的决定权逐年上升。贸易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作用更加突出。
勒纳对称原理，说明进口关税与出口关税的对应关系。传统上，民主党代表南方农业选区（出口），主张低关税；共和党代表北方工业选区，主张高关税保护国内产业。20世纪70年代，民主、共和两当的势力分布互换，美国面临的外部竞争加剧，民主党对开放贸易的支持减弱，共和党对此支持力度增强。政党≠党派政策，利益集团与政党相互借重、相互利用，选民利益>政党利益。总统、参众议院由一党控制，即形成所谓“统一政府”，此情况极为罕见。
美国独立伊始，各州自行其是、各自为战，联邦政府软弱无力，严重制约贸易政策和外交权威，建立更强大联邦成为迫切需要，1787年制宪大会应运而生，经过激烈博弈，1788年宪法通过，1789年华盛顿就任总统，国会获得管理对外贸易的普遍权力美国贸易政策新时代来临。
19世纪20、30年代，关税集中提现了美国各州的利益博弈，以及联邦与各州的权力分配：美国南方采用奴隶制，发展种植业，特别是棉花种植，面向出口，希望保持低关税，以扩大出口；北方反对奴隶制，发展制造业，主张通过高关税保护国内新兴的制造业；部分临大西洋中部州发展商业和航运；中西部州可以从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中获益，因而支持靠高关税增加联邦收入。南方各州在国会只占少数议席，无力阻止高关税法案，认为此法压榨南方，向北方输送利益，且联邦收入越多，越易形成强力大政府，进而危及南方维护奴隶制的权利，威胁要退出联邦。南北矛盾不断积累，新仇旧恨日益增长，此亦为南北战争埋下经济上的伏笔。
到南北战争前，由于中西部开发，其巨大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潜力逐步显现，其对贸易政策的立场转向南部各州，即支持低关税，以促进出口。主张低关税的民主党利用掌握国会之机，推动美国关税走低（1846年关税法）。同期，由于美国人口快速增长，国内市场迅速扩大，进口制成品难以满足需求，国内制造业亦得到快速发展，对关税保护的依赖显著降低。国产货与进口货之间的替代弹性（弹性越大，越可相互替代，因而受关税水平影响越大，也称为贸易敏感度），不同的产品情况千差万别。
南北战争前，主张废奴的共和党掌握国会（林肯当选总统），南方多个州退出国会，国会遂通过提高关税法律。为应对巨额战争开支，1862年出台新的国内税收法案，引入所得税、遗产税、服务增值税、酒类和烟草消费税等，关税不再“独挑大梁”，同时关税长期保持高位。
两党争论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是美经济学界试图通过各种模型试图加以论证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高关税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益处还是损失？共和党称贸易保护在受保护产业中创造就业机会，使工人工资得到提升；民主党则宣称贸易保护提高了生活成本，降低了实际工资。
南北战争以后，来自北方工业区的共和党人长期主导国会，美国关税法案虽有调整，但高关税一直未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展成为经济首强，外贸结构显著变化，制成品出口大幅增长。至一战前，在威尔逊总统主导下，美关税大幅下调，同时国内所得税收入快速增长，成为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共和党主导下，1922年关税法案再次大幅上调关税，同时推出三项创新：弹性关税、反倾销税、无条件最惠国待遇。行政权对关税的影响有所上升。之后在胡佛任总统其间，在共和党主导下，美国再次通过提高关税法案。此举引发多过报复，加之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大萧条、英国退出金本位等货币和财政政策原因，国际贸易体系濒于崩溃。
美国政策否极泰来，不得不作出重大调整，罗斯福新政和互惠贸易协定渐成主流。1934年，国会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赋予总统代表的行政权更大的贸易政策权力（期限3年，后数次延期），对其后的美国贸易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并非首次，此前国会曾赋予胡佛总统指定“弹性关税”权）。二战期间，美国出口激增，进口萎缩，经济高速增长，通过《租借法案》大量输出产品和军事装备，国内的孤立主义声势不再，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已成定局。
二战前及其间，美国务卿赫尔在罗斯福支持下大力推进贸易谈判，并积极筹划多边贸易体系，通过扩大贸易往来实现世界和平，率先同英国达成原则共识，非歧视性原则收到重视，多边谈判成为主要方式，最终于1947年达成《关贸总协定》。其后，由于进口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而关税为从量税，客观结果是关税水平由40%以上降至13%。共和党重掌国会后，也接受了这一现实。同时，由于各国战后生产恢复缓慢，尽管关税下降，但进口仅占美国GDP2%左右，根本未造成严重冲击。美制造业产能冠绝世界，保持高额出口和巨额顺差，带动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汽车，反而大声疾呼贸易自由化。
冷战开始后，为防止西欧崩溃、遏制苏联，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关切是促进西欧等的经济复苏和重建，欧洲进口需求巨大，但支付能力不足，美贸易政策要为外交服务，扶持西欧，恢复其生产能力（马歇尔计划），鼓励其对美出口以换取美元（关贸总协定）。
50年代，两党贸易立场发生互换，代表工业区的共和党开始支持自由贸易，而代表农业区的民主党倾向贸易保护，两党内部也发生了立场分裂。
1962年，肯尼迪推动美国会通过《贸易扩展法案》，进一步扩大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授权，以应对欧共体成立带来的挑战，维护大西洋联盟，制衡苏联，同时，美加大对纺织等敏感产品保护，迫使有关国家同意对棉纺织品设立保护性安排（配额管理）。美国会要求设立特别贸易代表一职，将谈判权从国务院分离出来，以减少外交部门在对外贸易谈判中让渡过大问题。
欧洲日本生产恢复、集装箱广泛使用带来贸易成本下降、关贸总协定多轮降税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美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下降，顺差减少，纺织、钢铁等产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1971年，美国数十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由此而来，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并持续数十年。
世界范围内，美元由短缺转为过剩，布雷顿森林体系越来越难以为继（后于1973年正式终结，有利于资本流动和贸易自由化），尼克松政府出台一项进口附加税，迫使日本和联邦德国同意日元和马克对美元大幅升值，一度使美国内保护主义压力有所缓解。
1974年贸易法案（尼克松时期提出，1979年由福特签署），建立了新的体系，将进口救济方面的压力从国会主导的法律救济转向政府主导的行政救济，扩大总统在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两方面的权力，共和民主两党的贸易政策分歧变得模糊不清。民主党与工会联系密切，越来越难以支持自由贸易。
1980年代，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外流，钢铁（日本和欧洲）、家电（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纺织（亚洲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外部竞争压力持续上升，美国贸易救济手段花样翻新，让出口方“自主限制”或“有序安排”大行其道（“配额租金”：出口数量的减少损失可以用目标市场上价格上涨来弥补，利润反而有望增加），但难以挽回美竞争力。同时，美在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出口方面仍保持显著优势。
1990年代，美国贸易政策面临更大困难，1979年至1982年经济衰退和1980年至1985年美元升值（美联储为抑制通胀保持高利率，政府扩张性财政导致高赤字，日本高储蓄和低利率，大量购买美元用于投资美国资产，推高美元汇率），挤压了美国内制造业生产商（“去工业化”、“锈带”，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美向服务型经济体结构性转型），美出现大幅贸易逆差（1983年起美成为制成品净进口国），限制进口的政治压力急剧增大。民主党倾向保护，共和党倾向开放。里根政府一方面加大本国的贸易救济，另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减少对贸易的政府干预，纠正对贸易造成的人为扭曲。
1985年9月美日《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继而美对日本半导体出口打动301调查，双方1986年达成协议，日本承诺对半导体出口实施最低价格，同时提高本国半导体市场上外国产品份额。由于日本政府难以干涉企业行为，美国对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计算机、电视机和电动工具征收100%关税，日本被迫向韩国歌台湾转移半导体产业。
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通过，授予总统新的谈判权，“快速通道”审议（国会60天内批准或否决，且不得附加任何修正案），“超级301”条款。
在老布什政府主导下，1992年《北美自贸协定》完成谈判并签署，涉及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投资保护、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争端解决等22章节，超过2000页。因墨西哥经济规模远逊美国，且相当一部分墨对美出口已享受免税待遇，该协议实际上对美经济影响不大，但反对声音不小。克林顿赢得大选，致力于推进全球化，克服美国内因就业、环保等原因对协议的反对之声（很多来自克所在的民主党），最终推动国会众院奇迹般地通过了协定，随后参院也予以批准，协定于1994年正式生效。协定改变了墨西哥的美国观，给长期执政并一贯奉行民族主义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带来巨大冲击。“乌拉圭回合”协议达成，WTO建立，由于谈判中美国关于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争端解决等利益诉求得到很大满足，美国内对成果总体上表示支持1994年11月，美国会通过。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经济保持强力增长，就业水平保持稳定，加之美国政治地理的变迁（出口导向的州人口增加，众院议席上升，主张保护的“锈带”州议席减少），美国经济转型为服务业经济体，制造业萎缩，参加工会的工人大幅减少，支持贸易自由化成为主流民意。但同时，世界贸易谈判不再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的实力上升，多边贸易谈判推进难度显著增加。
中国加入WTO（前提是克林顿时期美国会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带来巨大影响，但由于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制造业是对美出口主力军且获利颇丰，尽管争议巨大，保护主义无力阻挡这一进程。
小布什时期，美国转而推进双边和地区性自贸谈判。上述谈判因涉及的贸易体量微不足道，总体上未遭遇重大无力，但两党在国会表决中立场日益对立。奥巴马时期，起先对可能造成党内分裂的贸易议题不感兴趣，连任后，谈判了TPP和TTIP。2016年，特朗普意外当选，反映了对政府和经济表现得深刻挫败感：美国实际工资90年代末陷入停滞，收入不平等加剧，低收入群体不安全感，反贸易主张获得共鸣。
作者认为，从美国贸易政策经历的财政收入、限制及互惠三个清晰的阶段看，其长期性特征之一是“冲突下的稳定”，二战以后，互惠始终是美国贸易政治的长期政策目标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