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世界观变化视角下欧洲的三次合与分

人类社会世界观变化视角下欧洲的三次合与分

——读《欧洲的分与合》有感

郭华榕、徐天新两位先生的著作《欧洲的分与合》视野开阔、笔力雄健，以五编二十二章近55万字的体量，统揽了欧洲从古代文明萌发到欧盟曲折发展的历史。更重要的则是如书名所提及的那样，抽练出“分与合”作为欧洲历史的一条脉络，不仅是在整体上论述“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更能在“分与合”的视角下观察和分析欧洲的文明形成、文化发展、民族国家兴起、国际关系演变、经济竞争与合作，以及政治理念和政治实体、国际力量和组织的建立和作用。

通过阅读这本著作，更是通过其“分与合”视角下对欧洲历史的审视，让我不禁发问，以地理和文化概念上的欧洲作为对象，其分分合合的动因何在？而欧洲文明在近代以来逐渐成为世界文明的缩影，欧洲即是小世界，那更可推而广之地询问，人类世界是否也是分分合合，是否也有动因在推动？是否果真的如《三国演义》所称那样，“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天下大势又是什么，又是为什么“必合”与“必分”的？

郭、徐两先生的著作，已然将欧洲历次分合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充分说明，对其原因、进程、结果和影响做了充实妥当的分析。直到读完全书，掩书而叹时，直到思绪离开书页，跳出两千多年具体的是是非非时，方才在人类社会世界观变化的视角下，对欧洲历史的分分合合，更具体的说是三次大的合与分，有了一些认识。每一次合的形成，往往是一种世界观在社会上的高歌猛进、推动了政治上的合，而每一次分，则是这种世界观被挑战，逐步瓦解的过程在政治上的投影。

第一次分合：罗马帝国与强权世界观

欧洲文明的第一次合，或者说欧洲文明的形成，是希腊化的文化和罗马帝国的统治主导欧洲的时代，正式这次合塑造了欧洲的文明根基，奠定了后世欧洲各国共同的历史回忆，这种在文化上的“想象的共同体”，也成为了维系欧洲趋向“合”的思想基础。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征服和占领，对帝国边境蛮族的“同化”，是第一次合的历史过程，最终的结果是罗马“山巅之城”统一了欧洲，欧洲人以罗马公民的身份为傲，以罗马式的政治组织社会生活，以希腊-罗马文化作为共同的理念。

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合”是建立在强权世界观之上的，这也是人类早起社会朴素自然的世界观，罗马之所以是罗马，首先是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靠武力征服起强大的建立的帝国。但是，这种“合”却在其诞生之初就埋下了“分”的因素和种子。罗马帝国的衰亡不仅因其奴隶制经济衰退，也不仅因蛮族导致罗马公民权的泛滥，更主要的是因为其统一之初，就仅仅只是用一种看似优越的罗马文明覆盖了各地区的特质，这些特质不是消失，只是看似不见。罗马帝国一旦呈现出衰亡的迹象，各地区的特质就会立即凸显出来。其速度之迅速，恐怕是令各地区、各民族都瞠目结舌的。在罗马从不列颠撤兵之后，不列颠总督拥兵自立。在罗马衰亡之后，不列颠迅速回归农村化。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因强权兴起而“合”，自然也因强权衰落而“分”。历史事实向我们证明，如果不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就不可能形成能动的统一体。欧洲，自然也就无法呈现“合”的态势。不仅是罗马帝国，而后，公元800年查理曼建立的蛮族王国，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二次分合：基督教世界与宗教世界观

欧洲文明的第二次合，是在基督教普世救赎思想下的文明整合。蛮族入侵后，教会基本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从教区到梵蒂冈，形成了主导西欧中世纪的精神力量。

在当时来看，这种力量是有一定进步性的。它与散落在西欧的蛮族王国相连接，用精神力量辅佐政治实体，教权与王权进行结合，实现了稳定的统治。可以说，正是在教会的引导下，西欧人第一次有了本质上的“合”的概念。普天之下，人人皆是上帝的子民。这种认同深埋在西欧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且伴随着与伊斯兰教的征战、与希腊正教的“交流”，逐渐使西欧人对自身有了认识。

然而，宗教上的这种认同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被逐渐打破。某教会史学家曾经有言，教会并非不愿改变，只是其改变速度并没有那么的快。意思是并没有那么的激烈。诚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是伴随着天主教会改革一同进行的，教会内部也进行着循序渐进的改革。但这种改革的速度过于缓慢。待王权发生、发展，一种新兴的权力必然要挑战原有的权力。何况原有权力占有了如此之多的经济、政治能量。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开始，人开始被拉回地球。或许通往天堂之路过于清苦，人们在伴随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之后，本身的欲望被无限的激发。西欧人通过地理大发现，通过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进一步接触，再一次的发现了自己。教会也从此开始缓慢的谢幕过程。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教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平衡物，被逐渐的淘汰。资本是贪婪的，人亦然。

第三次分合：经济一体化与功利主义世界观

欧洲文明的第三次合，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追求物质精神满足和资源利用价值最大化思想下，经济一体化的过程，随着欧洲文明占据世界文明的核心地位，这次合不仅是欧洲的合，更形成世界的合，也就是全球化、地球村的形成。

然而这次“合”的过程却也是以“分”开始的。工业革命后，英国率先实现现代化执世界经济之牛耳。虽然现代化的最初动因可以上溯到启蒙主义，但英国却着实给了第一把推力。从此，世界人口开始增长、生活水平开始增加，尽管很长的时间里都只有一小部分人享受福利。但这种发展却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在德国体现的尤为突出。德国是怪异的军事巨人和政治民主侏儒的结合体，这种反常的结合必然会导致其走向军国主义。

尽管看起来没人想要战争，但每个国家都在增加军备，两次大战就这样爆发了。一战对欧洲人的伤害极大，这不仅是物质上的伤害，尽管法国损失了大部分的成年劳动力。最主要的还是心理上的创伤。它将高傲的西欧人从19世纪的自我狂妄中一把拉了下来，它将德国人的自尊心摔了个粉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就预示着二战的爆发。几乎所有国家都将矛头指向德国，将战争的原因归于德国，而德国也就这样做好了“不承担后果”的报复。而其中积极的因素着实少得可怜，除了在战争期间诞生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之外，也只有国联是为统一的努力。但或许，也可以换个思路想，国联的出现或许是西方人开始思考通过统一的国际组织来解决国际问题的新途径。

法西斯主义出现，二战爆发，世界再次破碎。二战留下了一个惨败的欧洲和一个看起来强大的美国。在战争过程中，美国的确依靠战争建立了现代化的农业、强大的军事力量，也的确大幅度提高了其生产力。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经济结构是畸形的。它将美国捆绑上了军事战车，使得消费能力没有那么大的美国在战后必须寻找新的市场来平衡其国内经济。于是，马歇尔计划运势而生。我们通常会将马歇尔计划看做美国称霸战后世界、经济上控制欧洲的利器，这没有错。但我们不能忘记，美国更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尤其是德国）来作为它国内产品的“消费者”。然而，正如俄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所言，马歇尔计划是分裂欧洲的计划，欧洲从此被分为东西两部。

战后世界的主题不再是欧洲大国均势，而是东西两大阵营的较量。丘吉尔说一道铁幕落下，世界不再统一。但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世界的分裂的根本是世界的统一。首先，作为其中一大阵营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诞生于资本主义母体当中。它从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是统一的，也就是说，都是要解决好世界如何发展的问题，都是要解决如何才能更好的发展的问题。其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也是生于统一之中的。社会主义代表的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诞生于现代工厂之中的。一个工厂中，没有工人或没有工厂主都无法运转。第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资本归谁所有。社会主义认为应当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归每个人所有，这样代表平等。资本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应该私有，每个人自由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最优解，这样代表自由。然而，平等与自由本身就是西方人从希腊时代就追问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事情的两面。

所以，我们看到现代世界的一体化是建立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合”的基础之上的。其实，无论是战后戴高乐所提议的欧洲统一，还是美国和苏联之间不战不和的冷战状态，之所以矛盾激烈，是因为它们本身都处于一个统一体当中。而为分配美国援助建立的经济合作署则为欧洲经济一体化迈出第一步，即西欧支付同盟。1950年，舒曼计划提出建立欧洲煤钢联营计划。而后开始经历经济滞胀与地位下降的欧洲开始寻求政治上的联合，《布鲁塞尔条约》后发展出了欧洲共同体。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世界好像开始真正的融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历史不容假设，这是历史的残酷。人们总是试图询问“如果”，这也是历史的温婉与柔情。随着英国脱欧，我们似乎又走到一个欧洲分裂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不将步伐停留在追问历史的“如果”，而是进一步面向未来给出确定的答案，即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珍视并尊重每一个文化体的现实需求，在各个经济体中寻求共赢之道，在各个政治体中实行妥协调矛盾。不要讲过多的“例外论”，也不要说太多的“特色”，或许，我们可以实现到人类从古至今朴素的理想——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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