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振华：沉思传统与实践转向——以《确定性的追求》为中心的探索
本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pp.107-115.
摘要：着眼于知行哲学的研究，本文聚焦于杜威的《确定性的追求》，考察了20世纪西方哲学解构沉思传统，促进实践转向的思想努力。杜威认为，沉思传统有其人性根源、形上学预设和认识论后果。通过阐发实验探究的认识论，杜威将旁观者式的认识论、两个世界的形上学、通过确定性的追求来寻求安全的取向，一一摧陷廓清。作为沉思传统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在古典三项之间建立起了等级秩序。实验探究的认识论超克了亚氏方案，其立足于实验探究来解说知识和价值的进路，蕴涵了一种重置古典三项的独特思路，即，立足于提升转化了的poesis/techne来解说theoria/episteme和praxis/phronesis。
关键词：知行哲学，沉思传统，古典三项，实践探究的认识论
一、引言
知识和行动或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哲学难题。自古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不少学者对此作了深入思考，积累了大量理论成果，而在当代哲学、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知行哲学又蕴蓄着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立足当代，广泛而自由地汲取中西哲学的思想资源，融会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来推进知行哲学的研究？这是我们需要直面的挑战。
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理论至上的沉思传统。哈贝马斯在《后形上学之思》中将其表述为强理论概念或理论之于实践的经典优先性，并视之为形上学思维（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的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的三大特征之一。沉思传统在支配西方哲学二千多年之后，从19世纪中叶以来受到了严重挑战，由此走向衰落。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进入了后形上学思维的境域之中。在后形上学思维中，传统的强理论概念被放弃，理论之于实践的经典优先性，被翻转为实践之于理论的优先性。来自不同传统的哲学家们都纷纷指出：我们的认知成果根植于前科学的实践，来源于我们与物、与人打交道的活动。（参见Habermas, 1996, pp. 3-9, pp. 28-51）从理论优先到实践优先，哲学上的这一重大转折可用“实践转向”（pragmatic turn）来加以刻画。当然，如何理解这一转向的理论实质，正是知行哲学需要探讨的课题。
在认知科学的研究中，伴随着以认知主义为特征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衰落以及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人们在提出“4E”认知（embodied, enacted, embedded, extended cognition）理论之外，也试图用“实践转向”来刻画第二代认知科学的研究纲领。（参见Engle et al., 2013，2015；怀尔，2016）知行哲学的研究要取得进展，一方面要敏感于认知科学经验研究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要注重哲学史上的思辨成果的批判总结。对于当代认知科学领域的这一新趋势，笔者将另作专题研究，本文聚焦于哲学领域中的实践转向。
亚里士多德堪称沉思传统的奠基人。与近现代哲学习惯于谈论理论和实践的二分不同，亚里士多德注重的是三分法。他将人类知识划分为三大类：理论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后世所说的形上学）、实践知识（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和制作知识（包括诗学、修辞学和各类实用技艺）。相应的三种人类活动是：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和制作（poiesis）；相应的三种理智德性是：理论学术（episteme）、实践智慧（phronesis）和技艺（techne）。在亚氏体系中，theoria/episteme地位最高、praxis/phronesis次之，poiesis/techne最低。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等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对其主张作了系统的论述。为方便讨论，本文将theoria/episteme、praxis/phronesis和poiesis/techne称作古典三项，将亚里士多德对三者关系的如上看法，称作亚氏方案。无疑，亚氏方案是沉思传统的典范表述。轴心时代定下的这一基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实践转向所质疑的对象，就是理论至上的沉思传统。在此方向上，汇聚了多种哲学传统。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贡献之外，其他哲学传统中的探索也值得关注。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就颠覆沉思传统而言，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一是杜威的《确定性的追求》（1929）。哈贝马斯在关于后者的评论中，将两者视为层次相当的著作。（参见哈贝马斯，2004，第2-7页）在本文的主题之下，笔者赞同哈贝马斯的判断。关于《存在与时间》如何在基础存在论的框架内，化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资源，重新安排古典三项，挑战沉思传统，笔者将另有专文论述。本文讨论的重点是杜威的《确定性的追求》，此书以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为主题，矛头直指亚氏方案，其中所阐发的实验探究的认识论，在解构传统的强理论概念的同时，又蕴涵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安置古典三项的独特思路。笔者将实验探究的认识论视为实践转向的一个范例。解剖这一范例，将有助于澄清实践转向的具体涵义，也会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为我们从事知行哲学的研究提供启示。质诸文献，似乎鲜有人从此视角切入杜威思想，因此不揣谫陋，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二、亚氏方案之检讨
如上所述，作为沉思传统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在theoria/episteme、praxis/phronesis和poiesis/techne之间确立了一种等级关系，以金字塔为喻，theoria/episteme处于塔顶，其下是praxis/phronesis，最低的是poiesis/techne。亚氏方案的要义可概述如下：theoria是理性灵魂中理智的机能，以不变的事物为对象；praxis和poiesis是理性灵魂中计算部分的机能，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在可变世界中，praxis高于poiesis，因为praxis以自身为目的，而poiesis则以自身以外的东西为目的。theoria是人最高贵、最神圣的活动。theoria之高于praxis，除了表现在所涉灵魂的部分和研究对象上之外，还在于theoria更具连续性，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更为纯粹和持久，它更为自足，更以自身为目的，而且它以闲暇为前提，而praxis如政治等则谈不上有什么闲暇，等等。（参见Aristotle，2004, Book VI, Book X, ch.7, ch.8）在《确定性的追求》及相关著作中，杜威对亚氏方案作了深刻反思。与近现代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杜威以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法来讨论问题，其实践概念涵盖了亚里士多德的praxis和poiesis。他探本求原，阐幽发微，揭示了沉思传统的人性根源、形上学预设及认识论后果。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
杜威以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希腊哲学的发生，由此阐明了沉思传统的人性根源：人对安全的渴望。理论活动是希腊哲学寻求安全的特殊方式，它与确定性的追求的主题密切相关。《确定性的追求》开篇指出，人生活在充满危险的世界上，不得不寻求安全。寻求安全有两条途径。一、在感情和观念上改变自我，顺从决定其命运的各种力量，藉此获得安全感。二、发明各种技艺，通过行动来改造世界，利用自然的力量为自己构筑安全的堡垒。远古时代，人类使用的工具简陋，技艺水平低下，对自然的控制力薄弱，通过第二条途径来寻求安全不太可靠，所以，人们更多地倾向于第一条途径。在此方向上，产生了希腊的原始宗教和古典哲学，从中发展出了确定性的追求的思想主题。杜威认为，确定性的追求在希腊思想中的萌芽和发展，与寻求安全的动机密切相关：“对确定性的追求，是对不受危险影响的可靠和平的追求……人们讨厌的不是不确定性本身，而是不确定性会陷我们于邪恶的危险之（Dewey,
1984, p. 7）危险来自不确定性，安全来自确定性。沉思传统之所以推崇理论而贬抑实践，就是因为前者能为我们提供确定性，后者却不能：“对完全确定性的追求只有在纯粹认知中才能实现。”（ibid）；“实践活动有一个内在的不可去除的显著特征，即它有一种与之俱来的不确定性。”（ibid, p. 5）总之，杜威认为，对安全的渴望是人的本性，沉思传统即根源于此。希腊哲学推崇理论，因为它能把握确定性，能给人安全感。
杜威进而指出，与确定性的追求密切相关的是古典哲学划分两个世界的理论，它构成了沉思传统的形上学预设。原始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了“神圣的”（the holy）和“幸运的”（the lucky）两大观念：前者指向令人恐惧、敬畏的超凡之物；后者指向可利用、可操控的平凡之物。渐渐地，在希腊宗教中，高低两个领域的观念开始形成：“在低级领域中，人们能够预见并拥有工具和技艺，以此期望有相当程度的掌控。在高级领域中发生的一切是如此地不可掌控，它们证明了超越于日常世俗事物之上的力量的存在和运作。”（ibid, p.11） 希腊哲学以理智的方式继承了希腊宗教的基本思想。低级之域和高级之域、平凡之域和超凡之域的划分，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就表现为两个世界或两个存在领域的对峙：现象世界vs. 终极实在的世界。在此脉络中，笔者要强调两点。第一，两个世界的形上学构成了沉思传统的形上学基础。终极实在是永恒不变的，现象则总在生灭变化之中；理论学术旨在把握永恒不变的对象，实践活动则总是发生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之中。两个世界的划分，使得推崇理论、轻视实践有了形上学上的理由。亚里士多德关于theoria，praxis和poiesis在对象上的差异的论断（前者以不变的事物为对象，后两者以可变事物为对象），背后有一套形上学的预设。杜威挖掘了亚氏方案的形上学基础，并且进一步将两个世界的形上学追溯到前哲学的“神圣的”和“幸运的”两大观念的区分之上。第二，两个世界的形上学为古典三项在后世被归结为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praxis和poiesis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杜威立足于两个世界的形上学诠释说：“不管是工艺还是审美艺术，也不管是道德还是政治，都与低级的存在之域相关，后者为变化所支配。”（ibid, p. 15）就此而言，后世将praxis和poiesis合为一项来讨论，是有理由的。
再次，杜威揭示了沉思传统的认识论后果，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和行动的分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旁观者式的认识论。两个世界的形上学将理论和实践、知识和行动划归在不同的领域之中：理论/知识旨在把握不变的实在世界，而实践/行动则属于变化之域的现象。而一旦脱离了实践/行动，知识的本质被了解为静观，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可以说，旁观者式的认识论（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是两个世界的形上学的必然结论。杜威解释说：“该认识论以视觉活动为模型。对象将光反射到眼中而被看见；这对眼和拥有视觉器官的人来说产生了影响，但是对于被看见的对象来说则毫无影响。实在的对象固定不变，对于所有凝视它的心灵来说，它像一个孤傲的君王。旁观者认识论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后果。”（ibid, p. 19）关于旁观者认识论，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知识以视觉为模型，本质上是一种凝视。“纯粹的认知是纯粹的凝视（beholding）、观看（viewing）、关注（noting）”（Dewey, 1982, p. 142）希腊哲学对知识的理解，明显地受到了视觉隐喻的支配。在此语境中，笔者拟对本文主题下的两个核心术语“contemplation”和“theory”作一番语源学讨论。这两个词都可追溯到希腊文“theoria”。英文“contemplation”源自拉丁文“contemplatio”，“contemplatio”是希腊文“theoria”的翻译，“contemplatio”和“theoria”的本义都与视觉有关，指观看活动。“静观”和“沉思”是英文“contemplation”两种常见的中译，“静观”的译法保持了与视觉的源始联系，更切近其本义；“沉思”的译法则更注重其引申义，意指思辨、反思等活动。英文“theory”和希腊文“theoria”的渊源，从字形上即可看出。港台学者将源自“theoria”的“theoretical reason”译为“观解理性”，努力传达其视觉本义；而常见的“理论”这种译法，是该词的引申义，意指系统的原理性认识。总之，当我们谈论希腊哲学时，沉思和理论是同义词，它们都以视觉活动为本，其基础是一种旁观者式的认识论。其次，知识对象是先在的实在，不受认知活动的影响。认知的发生，会在认知主体方面产引起变化，但不会导致认知对象的变化。“所知先于观察和探究的心灵活动，完全不受这些活动的影响，不然它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了。”（Dewey, 1984, p. 19）
《确定性的追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是杜威的晚期作品，该书的中文版收录于《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四卷（1929）》，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总之，杜威的分析表明，滥觞于古希腊的沉思传统，把理论作为寻求安全之道，通过确定性的追求来摆脱危险；它以两个世界的形上学为基本预设：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二分，不仅将理论和实践、知识和行动判为两域，且明分高下；理论和实践、知识和行动的分离，导致了一种旁观者式的认识论，静观被认为是知识的本质。确定性的追求、两个世界的形上学、旁观者式的认识论三者相互支持，成为一个融贯的系统。杜威对沉思传统的人性根源、形上预设以及认识论后果的分析，明达闳深，给人很大的启发。他对沉思传统的批判，就指向这三个目标。
三、实验探究的认识论
沉思传统及其所蕴涵的旁观者式的认识论，流布甚广，影响深远。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兴起，使之受到了致命的冲击。如何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阐发一种新的认识论，来取代旁观者式的认识论，是杜威给自己提出的一项使命。受皮尔士的影响，杜威将探究（inquiry）视为认识的本质。按其界定，探究就是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不确定的情境是探究的先行条件，作为一种成问题的情境，它引导探究者去明确困惑之所在，提出问题，启动探究程序。探究过程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其结果是，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探究者获得了知识，建构了知识对象。探究既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于科学研究之中。在近代自然科学那里，探究获得了一种典范的形态：实验探究。杜威的认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实验探究的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experimental inquiry）。
如果说，知行分离构成了旁观者式的认识论的前提，那么，知行合一是实验探究的认识论的基本特征。当然，知行合一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具体来说，实验探究的认识论如何理解知识和行动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如何理解实验探究。杜威认为，实验探究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所有实验都包含外在行动，明确地改变环境，或改变我们和环境的关系”；第二，“实验不是随机任意的活动，它受观念的指导，这些观念必须满足引发积极探究的问题所提出的需要”；第三，“受指导的活动的结果，是建构一种新的经验情境，其中对象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关联，因此，受指导的操作的后果构成了知识的对象。”（Dewey, 1984, p. 70）以下，笔者将围绕杜威所概括的实验探究的三大特征，来阐发杜威认识论的知行合一之旨。我们将看到，实验探究的每一个特征都展示了知行合一的一个侧面。
第一，诉诸外在行动，通过变革所考察事物或事物与我们的关系来认识事物，是实验探究的首要特点。实验探究的认识论的知行合一之旨，首先就体现为由行而知。在实验探究中，行动是认知的必要前提，它构成认知了的一个内在环节。
在日常生活中，就可发现由行而知的原型。比如，我们若对某物心生疑惑而欲求了解，我们往往会对之有所作为，试图与之建立新的关系，以期来了解它：“我们会翻转它，把它置于更佳光线之下，摇晃它，重击、推动、挤压它，如此等等。”（ibid）常识的主体部分就是如此获得的。当然，常识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近代实验科学中，这种由行而知的模式得到了充分的发扬。“近代认识史上的重要之事，是这些主动作为因工具、器械、仪器的使用而得到加强，后者被设计出来，就旨在揭示原本不明显的各种条件。与之相配合，就外在行动而言，还发展出了一种精密技术来引入更大范围的变革，即系统变革条件以使所考察事物产生一系列相应变化。”（ibid）可见，无论是日常认知还是科学认知，都体现了由行而知的原则。从前者到后者，既有连续性，又是一种飞跃。
实践探究的这一特征，完全颠覆了沉思传统对于变化的消极态度。如上所述，古典哲学推崇永恒不变的实在世界，贬抑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实验探究一扫古典哲学的成见，不再把变化视为负面的东西，而是通过积极引入变化来探索自然。无论是天文学研究中，还是在物理学、化学研究中，科学家都试图引入变化，虽然程度不一，但原则一致。在天文学中，我们无法使遥远的天体产生变化，但可以改变观察天体的条件。通过使用望远镜、分光器、干涉仪等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从事观察，我们改变了观察材料，基于这些变化，便可推断天体的形成或天体之间的关系等等。在物理学、化学中，研究对象往往近在手边，可以直接操控，通过运用各种仪器、试剂等，我们使所考察的东西产生变化。
总之，在杜威看来，改变环境的外在行动，是获得知识的前提条件。实验探究的这一特征，不仅否弃了知行分离的旁观者式的认识论，而且否弃了两个世界的形上学。实验探究只承认一个变化的世界，其中发生着各种交互作用。“科学的目标是发现变化的恒常关系，而不是去界定超越变化可能性的不变对象。……在与切近的东西而非终极的东西打交道的过程中，知识应对的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为我们所经验的世界，而不是试图通过理智逃避到一个更高的领域中去”。（Dewey, 1984, p. 82）两个世界的形上学与近代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在实验探究中，两个世界的形上学消遁于无形。
第二，实验探究中的实践/行动不是任性随意、杂乱无章的，而是在观念的指导下有条有理地展开的，目标是寻求问题的解决。乍看起来，观念是主观的、精神性的东西，与实践/行动相距甚远。实验探究的认识论要证成知行合一之旨，必须应对这一挑战。杜威的回答是：观念的本性是操作，“行动是观念的核心”（ibid, p. 134）。
观念/概念的本性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杜威立足于实用主义传统，结合布里奇曼、艾丁顿等科学家的相关言论，阐明了概念的操作本性。皮尔士在《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1878）一文中，提出了确定观念意义的原则：“考虑一下我们观念的对象会具有哪些具有实践意义的效果。这些效果就构成了我们关于对象的观念的全部。”（Peirce, 1992, p. 132）关于某个对象的观念的意义，就是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用于该对象所产生的后果。布里奇曼的操作思维（operative thinking）与皮尔士原则在精神上并无二致。布里奇曼认为，一个概念就等同于一组相应的操作。比如，要确定某物的长度，就得实施某些物理操作；一旦测量长度的操作确定了，长度的概念也就确定了。杜威总结道：“思想，我们的各种观念，指的就是即将实施或已经实施的操作。”（Dewey, 1984, p. 110）
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1839-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
在近代科学中，受观念指导的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用数学工具来建构理论假说，进而从假说中演绎结论，进行预测，并用实验加以验证。与物理概念相比，数学概念的抽象程度更高，更远离经验存在。所以，实验探究的认识论要证成知行合一之旨，必须更进一步来回答数学概念与实践/行动的关系问题。杜威的看法是：操作思维不仅适用于物理概念，而且也适用于数学概念。数学概念的特征是符号操作，但是，符号操作起源于物理操作。杜威指出，“符号的发明或发现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ibid, p. 121）随着符号的出现，在物理操作之外，出现了一种新的操作形式：符号操作。杜威认为，物理操作是现实的操作，符号操作是可能的操作。物理操作作为一种外在的、现实的操作，会产生事实层面上的后果。符号操作则专注于符号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不会直接产生事实层面上的后果。作为可能的操作，符号操作所关心的是符号结合的可能性，而只要不是不相容的，便是可能的。（ibid, p. 128）尽管数学的特征是符号操作，但一部数学史表明，符号操作起源于物理操作。数学起源于实际的计算、测量活动。早期人类的计算、测量活动，常常是用物理手段来进行的，开始时用刻痕、划线、打结等，后来用图形和图表等等。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会从事物资分配、物品储存、物的交换等活动，“在应对这些情境的操作活动中，已经隐含了数学的一些基本观念，比如等于、序列、总和和单位、对应和代换等”。（ibid, p. 124）随着符号的发明，这些隐含的数学观念就被明述、概括出来，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纯数学即由此兴起。总之，杜威在承认符号操作和物理操作的差异的前提下，强调了后者的根源性，以此对实验探究的实践/行动品格作了有力的论证。
第三，按照实验探究的认识论，知识对象不是先在的实在，而是实验探究的后果。知识对象作为实验探究的结果，说到底由外在的实践/行动建构而成的。立足于实验探究的第三个特征，杜威进一步论证了实验探究的认识论的知行合一之旨。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杜威对“对象”概念有独特的理解。“作为正在展开中的探究，材料所具有的逻辑意义，不同于其作为探究结果所具有的意义。”（Dewey, 1986, p. 160）杜威将前者称作主题（subject matter），把后者称作对象（object）。对象与研究的目标（objectives）相关。只有当事物作为探究结果被决定时，它才作为对象而存在。在此意义上，“知识的对象是一种建构而成的、在存在的意义上被产生的对象。”（Dewey, 1984, p.168）
就知识对象之为建构的而非先在的而言，实验主义认识论和康德的先验唯心论有相通之处。康德因为颠倒了知识和对象的关系（不是知识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知识），而认为自己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参见Kant, 2007, pp. 21-3）但在杜威看来，先验唯心论依然深陷于旁观者式的认识论的窠臼之中（承认自然与理智的同构），未能实现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参见Dewey, 1984, p. 230），真正实现哥白尼式革命的是实验探究的认识论。关于实验探究的认识论和先验唯心论的分歧，以下两点特别值得重视。首先，先验唯心论强调先天形式的普遍性、必然性，实验探究的认识论强调观念/概念的假设性、盖然性。康德也重视实验，他曾用伽利略的实验来例证先验唯心论的基本主张，强调思想之于对象的决定作用：对象之被认知，成为知识对象，是因为符合先天的时空形式和知性范畴。但杜威认为，康德未能理解实验的真谛，因为，“康德的知觉和概念的形式，不是假设性的、有条件的。……康德设定它们，是为了担保普遍性、必然性，而非假设性、盖然性。”（ibid, p. 231）如上所述，实验探究十分重视观念的指导，而假设性、盖然性、有条件性正是实验中的观念的特征。其次，实验探究是一个展开于时间之中的外在的、公开的过程，其每一步都摆在明处，是任何人都能够重复并加以检验的；与此相反，在先验唯心论那里，认知活动展开于神秘的内在心理过程，只有内省才能通达。（ibid）可见，虽然实验探究的认识论和先验唯心论都强调知识对象是建构的结果，但两者之间有本质差异：在康德那里，知识对象是精神（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作用的结果；而在实验探究中，知识对象是在实验探究的过程中，由外在的、公开的实践/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所建构起来的。
总之，通过阐发一种实验探究的认识论，杜威对沉思传统发起了挑战。沉思传统所蕴涵的旁观者式的认识论，以知行分离为前提，主张知识的本性是静观，知识的对象是先在的实在。实验探究的认识论以知行合一为基本特点，行动/实践贯穿整个探究过程：探究从变革环境的外在行动开始；探究是在观念指导下展开的，而观念的本性是操作；随着探究的完成，公开的、外在的行动的后果建构了知识对象。实验探究的认识论只承认一个变化的世界，反对在现实世界之外虚构一个超验的本质世界。换言之，实验探究的认识论在否弃知行分离的旁观者认识论的同时，也瓦解了两个世界的形上学。
实验探究的认识论不仅拒斥了旁观者式的认识论和两个世界的形上学，而且在寻求安全的途径问题上，也放弃了沉思传统对确定性的追求。如上所述，杜威认为，在充满危险的世界上，人或者通过在感情和观念上改变自我、顺从命运来获得安全感，或者通过发明技艺、改造自然来寻求安全。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时间内，第一条途径是主导性的，第二条途径则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沉思传统就源自第一种途径。但是，到了近代，随着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第二条途径获得了新生，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近代自然科学及其技术运用获得了巨大成功，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世界。在此背景之下，两条途径地位发生了改变。杜威指出：“与通过理论的确定性所获得的安全相比，通过主动控制所获得的安全更有价值”。（ibid, pp. 29-30）沉思传统的衰落和实践转向的兴起，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四、古典三项之重置
至此，实验探究的认识论对沉思传统作了全面的质疑。杜威对亚氏方案的超克，既有明述（explicit）的一面，也有隐含（implicit）的一面，后者正是本节的关切所在。笔者认为，实验探究的认识论摧毁了亚里士多德在theoria/episteme、praxis/phronesis和poesis/techne之间建立的等级秩序，蕴涵了一种重新安排古典三项的思路。如果说，杜威对沉思传统的三个组件（通过确定性的追求来寻求安全、两个世界的形上学、旁观者式的认识论）的批判是充分明述的，那么，实验探究的认识论对古典三项的重置则是隐含的。将隐含的内容明述出来（making it explicit），是想尝试一种透过杜威思考（thinking through Dewey）的研究进路，以期进一步展示实验探究的认识论解构沉思传统的概念潜力。为方便讨论，可以将实验探究的认识论所蕴涵的重置古典三项的思路，称作杜威方案。该方案的关键，是将在沉思传统中被鄙视的poesis/techne加以提升转化为受控实验，并赋予它一种基础地位，由此来回答知识如何可能和价值如何可能的问题。用古典三项的术语来说，实验探究的认识论暗示了一种立足于poesis/techne来解说theoria/episteme和 praxis/phronesis的思路。
在详论这一方案之前，先作两点说明。一、之所以要启用古典三项来展开讨论，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关于人类生活的洞见，依然具有很强的义理上的生发性，伽达默尔、阿伦特等人的工作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二、说实验探究的认识论蕴涵了一种重置古典三项的独特思路，更多是一种宏观思路上的提示，因为在历史的衍化中，相应概念的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近代自然科学本质上是实验性的，受控实验是其基本工作方式。历史地看，受控实验上承古典的poesis/techne传统，古典的poesis/techne在近代科学的受控实验中，得到了提升和转化。如上所述，实验探究的首要特点是通过外在行动来改变环境或我们与环境的关系。要认识自然，不能被动地静观/沉思，而得利用各类工具、器械、仪器来主动地引入变化，改变条件，使自然的奥秘得以呈现。在此脉络中，杜威对经验概念作了一个重要区分：“存在着两种经验观念的对照，前者产生于当技艺主要是日常性的、技能仅仅是通过练习来获得的之际，后者产生于当技艺成为实验性的之际。或者简单地说，是经验性经验（experience as empirical）和实验性经验（experience as experimental）之间的对照。”（ibid, p. 65）在经验性经验中，技艺的基础是反复练习基础上的积累，而不是对所考察事物的机制/因果关系的了解。比如，当桥梁建造者不是根据对张力和应力等物理关系的理解，而只是根据过去的积累来造桥时；当医生不是根据对病理、药理的了解，而只是依赖于以往所采取的种种治疗方法来治病时，起作用的就是经验性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经验性经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验性经验则进了一步，其中的技艺不仅是过去的积累，而且内含对事物的机制/因果关系、对行动的条件和后果的了解。我们大致可以说，经验性经验是传统技艺的特征，而实验性经验则是实验探究中的技艺的特征。从经验性经验到实验性经验的转进，可视为实验探究提升转化古典poesis/techne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沉思传统中被鄙视的poesis/techne，在近代科学中被提升转化为受控实验。杜威对近代科学的本性有深刻的了解，他将其精神实质概括为实验探究。实验探究堪称杜威哲学的灵魂，知识问题和价值的问题都由此索解。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杜威立足于实验探究回答了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实验探究的认识论表明，一个完整的探究过程，从起始到完成，都是在实践/行动的基础上展开的。用古典三项的术语来说，实验探究的认识论对知识问题的回答，蕴涵了一种试图立足于poesis/techne来解说theoria/episteme的思路。当然，正如受控实验是古典的poesis/techne的提升转化，现代意义上的理论也与古典的theoria/episteme有了很大的差异。在此语境中，有必要区分两个理论概念，用哈贝马斯的术语来说，这一区分可表述为：形上学思维中的强理论概念vs.后形上学思维中的理论概念。古典的theoria/episteme就是形上学思维中的强理论概念，杜威的反思表明，强理论概念与确定性的追求、两个世界的形上学以及旁观者式的认识论勾连在一起。后形上学思维视域中的理论，就是一般所说的关于某一领域的系统的原理性认识，杜威在实验探究的基础上阐明了这种意义上的理论是如何可能的。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以实验探究为基础，杜威不仅回答了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对于指导人类行为的价值如何可能的问题，也作了回答。杜威认为，人拥有两类信念，即关于自然存在的信念和关于价值的信念，如何协调这两类信念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古典哲学那里，知识和价值拥有共同的基础：“实在作为最高级、最具必然性的知识之对象，同时也被赋予了价值，与我们最好的向往、赞许和认可相对应。”（ibid, p. 27）终极实在不仅是知识的先在对象，而且也是人类价值的根据。用古典三项的术语来说，古典哲学的方案可以说试图用theoria/episteme为来为praxis/phronesis提供标准、权威。但是，在杜威看来，这一方案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缺陷的。从理论上说，这里存在着一种“讽刺”或“矛盾”：“在贬低实践事务以推崇知识之后，知识的主要任务又表现为证明价值的绝对确定永恒的实在性，而实践活动正与价值相关。”（ibid, p.28）一方面，与价值相关的实践活动属于低级的现象世界，另一方面，在高级的实在世界中又存在着价值的终极根据。既贬抑又牵连，理论上的紧张似乎难以避免。从实践上说，“认为脱离行动的思想能够完全确定地把握最高善，这种想法无助于发展明智的调节方法。”（ibid, p.29）受古典哲学的影响，人们更多地倾向于用思想来通达终极实在，把握最高善，而不是切实改变具体的存在处境，通过行动来实现善的价值。所以，在价值问题上，古典哲学的实践效应未免消极。
科学革命的兴起，瓦解了两个世界的形上学，古典哲学统一知识和价值的方案难以维系。在此背景下，如何协调知识和价值？杜威的方案是，用实验探究的精神来处理价值问题。“操作性思维需要应用于价值判断，正如它现在终于被应用于物理对象的概念一样。为应对当下情境，需要在善恶领域引入实验经验主义。”（ibid, p. 206）在价值问题上，实验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和感觉经验主义相对待。理性主义试图在超验的永恒不变的领域中寻找价值的根据，古典哲学就采取了这样的思路。感觉经验主义重视欲望和满足的具体经验，认为价值即当下的享受（enjoyment）。实验经验主义既反对理性主义的超验取向，也不赞同感觉经验主义把价值直接等同于当下的享受。杜威认为，享受只有作为明智行动（intelligent action）的后果，才成为价值。所谓明智行动，即体现智力（intelligence）的行动，而智力就体现为受观念指导的操作。（参见ibid, p. 160）在观念的指导下，主体按照享受所依赖的因果关系来行动，通过改变条件来产生相应后果，实现价值。与以普遍必然性为标志的理性不同，智力更多地与判断力相联系，体现为主体对特定情境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加以估计，进而选择行动的目的和手段。（参见ibid，p.170）用古典三项的术语来说，价值问题上的杜威方案，可以说是试图用poesis/techne来阐明praxis/phronesis。当然，从外延上说，杜威所说的价值领域大于古典的praxis/phronesis，但是道德、政治领域无疑是其核心；而对明智行动的强调，也与phronesis也颇为相契。对于杜威在实验探究的基础上来解决价值问题这一方案，笔者有两点评论。首先，将操作思维运用于价值领域，通过行动改变具体的存在处境，以实现善的价值。这样的方案，比起古典哲学的静观态度，比起感觉经验主义的接受现状，更体现了一种讲求实际的淑世精神。其次，立足于因果关系、条件和后果的关系来解决价值问题，在概念上是否充分，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哈贝马斯就曾指出，如果杜威认为，道德或政治的价值判断也需要以实施价值的工具性行动的后果来辩护的话，那么，他对于“把实验活动运用于每一个实践问题”抱有了过多的期望。哈氏认为，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关于人际互动中互换视角的思想，对于杜威的道德哲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参见哈贝马斯，第6页）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 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五、结语
综上所述，着眼于知行哲学的研究，本文以杜威的《确定性的追求》为核心文本，考察了20世纪西方哲学解构沉思传统，促进实践转向的思想努力。杜威的研究表明，沉思传统有其人性根源、形上学预设和认识论后果，它们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义理系统。通过阐发实验探究的认识论，杜威将旁观者式的认识论、两个世界的形上学、通过确定性的追求来确保安全的取向，一一摧陷廓清，全面质疑了沉思传统，动摇了其根基。作为沉思传统的典范表述，亚氏方案在古典三项之间建立起了等级秩序；实验探究的认识论超克了亚氏方案，蕴涵了一种重置古典三项的独特思路。
在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实验探究的认识论采取了与沉思传统完全不同的立场。沉思传统将知行打成两撅，知行分离是旁观者式的认识论的前提；而实验探究自始至终是一个知行结合、交织的过程，知行合一是实验探究的认识论的基本特点。作为实践转向的一个范例，实验探究的认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重大思想转折的意义。在此，需要警惕对实践转向的简单化理解。杜威提醒我们：“在反对由来已久的贬低实践而推崇沉思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将事情简单地颠倒过来。”（Dewey, 1984, p. 30）实验探究的认识论之超克沉思传统，不是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它并“不主张行动高于、优于知识，实践内在地优越于思想”。在将行动置于认知的核心之后，杜威更注重的是“知识和实践持久有效的交互作用”。在他看来，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都是手段、方法，目的是在经验存在中实现各种价值。（ibid）杜威的提醒启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实践转向理解为用一种新的等级结构来取代旧的等级结构。哈贝马斯所概括的后形上学思维中的“实践的优先性”，只是实践转向的初始原则，而非最终结论。实践转向的真正挑战在于，在肯定了行动/实践的基础地位之后，如何来理解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对于知行哲学来说，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参考文献
哈贝马斯，2004年：《论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童世骏译，此文被选作《确定性的寻求》中文版（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再版序文之二。
让-米歇尔-怀尔（Jean-Michel Roy），2016年：《认知实用主义问题》，黄远帆、胡杨译，《哲学分析》，第7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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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K. Engle et al., eds., 2015, The Pragmatic Turn: Towards Action-Oriented Views in Cognitive Science, The MIT Press.
Jürgen Habermas, 1996,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trans. William Mark Hohengarten, The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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