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随笔】李日税:说谎和小说家
“把谎话说得圆主要是荷马交给其他诗人的。那就是利用似是而非的推断。如果第一桩事成为事实或发生,第二桩即随之成为事实或发生,人们会以为第二桩即已成为事实,第一桩也必已成为事实或已发生(其实是假的)。因此,尽管第一桩不真实,但第二桩是第一桩成为事实之后必然成为事实或发生的事,人们就会把第一桩提出来;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第二桩是真的,我们心理就会作似是而非的推断,认为第一桩也是真的。”
这是《诗学》第二十四章中的一段话,也可能是《诗学》一书中最罗嗦的一段话。在亚里士多德唠叨了老半天之后,我还得琢磨老半天才大致弄懂他的意思。简单地说,是这样的,假若在你所叙述的事件中,有件事是真实的,或被证明是真实的,人们就很容易做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推断,认为与之相关的事也是真实的。
这段话让我想到一个叫M.莫尔的人的一句话:“许多想象的花园,园中却有真实的癞蛤蟆,以供人欣赏。”我在想,假设之前没有人告诉你,或者我,这座花园是否是想象的,而只是说花园中有一个真实的癞蛤蟆,或一朵玫瑰花,或是一个生活中的朋友等等,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也会做出“似是而非的推断”呢?我不敢肯定。
但是佩涅罗佩,奥德修斯妻子会这样做。奥德修斯化作乞丐告诉她,他从前是个富有的人,曾经款待过奥德修斯,为了证明这点,他就提起奥德修斯穿的衣服。他妻子知道他所说的关于衣服的事是真实的,因此做出错误地认为这个乞丐前面说的话是真的。
荷马,确切地说是奥德修斯这个“把谎话说得圆的技巧”,在后来的小说中也会常常见到。在20世纪的一些小说中更是如此。只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它像所有的事物一样发生了一些不大不小变形而已。
格雷厄姆•格林在1958年出版的小说《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就有个相似的例子。卖吸尘器的商人沃莫尔德,稀里糊涂地被人发展成了在古巴的英国 间谍。由于他并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不得不发挥他的想象力,给在伦敦的总部虚构一些情报,甚至是虚构他发展的下属。其中他虚构了一个是劳尔的飞行员。 他是这样介绍他的:他的妻子在一次战争中不幸死去了。他的生活没有希望。他以酗酒度日。他后来又因为酗酒被解雇了。后来伦敦方面派比阿特丽斯去协助他的工作,其实也是为了核查一下他提供的情报是否属实。此时沃莫尔德不得不发挥小说家的才能,他开始左右人物的命运。他想着如何把劳尔引向死亡之途。就在比阿特丽斯开始有些怀疑他所说的时候,还真的有那么一个叫劳尔的人出现了。而且,跟他虚构的人几乎一模一样。他死的地方,也正好是沃莫尔德对比阿特丽斯所说的, 他要去执行任务的飞机场。
因此,比阿特丽斯据此作出了自己的推断,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里有个变化的地方就是,提供真实的部分——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劳尔的猝死这件事,不再是讲故事的人,而是讲故事的人自己也无法把握的一股力量所提供的。但对于受骗的人比阿特丽斯来说,这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种变形在后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可能还要复杂或者简单,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问题。追本溯源,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技巧都可以在古老而传统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渊源。比如元小说,18世纪的斯特恩便是它的创始者。所谓元小说,是从元语言这个概念衍生出来的。它是指关于小说写作的小说。它往往不断的破 坏故事的营造的真实幻觉,叙述者不时冒出来,强调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不过是虚构。但是另外一些作家,如博尔赫斯、艾柯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面对微笑, 模糊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把谎言说得跟真的似的。
在《悠游小说林》里,安伯托•艾柯提到了这样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傅科摆》第115章里,艾柯写到了卡素朋在1984年6月24日午夜时分,在巴黎走过的一条路线,从圣马丁路一直到沃土奇广场。这条路线在小说中写得很真实,不仅仅走过的每一个街道的名称,甚至是什么时候月亮在什么地方都 跟现实生活中差不了多少。小说发表之后,某读者向艾柯指出,这条路在主人公路过的时间前后正好发生了火灾,还是一场很大的火灾,因为当天的报纸就有所报道。据此,他很奇怪地问:小说中的卡素朋为什么没有看到?
显然,这位读者,与佩涅罗佩、比阿特丽斯一样,也中了小说家的招数才会有此一问。而安伯托•艾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在这里用的,也 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所说的把谎话说得圆技巧。不同之处在于,《荷马史诗》里讲这个故事的人(说谎的人)和受骗的人都是文本中的人,或者说是虚构的人;而到艾柯那里,说谎的人和受骗的人跳出文本之外,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人。这貌似是很深刻的变化,但是如果有人把生活也看成一个文本的话——为什么不呢?那么基本上,艾柯和奥德修斯,轻信的读者和佩涅罗佩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实际上,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中就曾这样反问道:“我们是否肯定自己就在真实的世界里, 我们的真实观真有那么明确清晰吗?”博尔赫斯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有篇散文叫《吉诃德的部分魔术》,里面讲到了堂吉诃德成了《堂吉诃德》的读者的这件事。 博尔赫斯不安地想到,如果虚构作品中的人物能成为读者,反过来,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就有可能成为虚构中的人物呢?
“卡莱尔在1883年写道:世界历史是一部无限的神圣的书,所有的人写下了这部历史,阅读它,并且试图理解他,同是它也写了所有的人”,博尔赫斯总结道。
这是《诗学》第二十四章中的一段话,也可能是《诗学》一书中最罗嗦的一段话。在亚里士多德唠叨了老半天之后,我还得琢磨老半天才大致弄懂他的意思。简单地说,是这样的,假若在你所叙述的事件中,有件事是真实的,或被证明是真实的,人们就很容易做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推断,认为与之相关的事也是真实的。
这段话让我想到一个叫M.莫尔的人的一句话:“许多想象的花园,园中却有真实的癞蛤蟆,以供人欣赏。”我在想,假设之前没有人告诉你,或者我,这座花园是否是想象的,而只是说花园中有一个真实的癞蛤蟆,或一朵玫瑰花,或是一个生活中的朋友等等,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也会做出“似是而非的推断”呢?我不敢肯定。
但是佩涅罗佩,奥德修斯妻子会这样做。奥德修斯化作乞丐告诉她,他从前是个富有的人,曾经款待过奥德修斯,为了证明这点,他就提起奥德修斯穿的衣服。他妻子知道他所说的关于衣服的事是真实的,因此做出错误地认为这个乞丐前面说的话是真的。
荷马,确切地说是奥德修斯这个“把谎话说得圆的技巧”,在后来的小说中也会常常见到。在20世纪的一些小说中更是如此。只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它像所有的事物一样发生了一些不大不小变形而已。
格雷厄姆•格林在1958年出版的小说《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就有个相似的例子。卖吸尘器的商人沃莫尔德,稀里糊涂地被人发展成了在古巴的英国 间谍。由于他并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不得不发挥他的想象力,给在伦敦的总部虚构一些情报,甚至是虚构他发展的下属。其中他虚构了一个是劳尔的飞行员。 他是这样介绍他的:他的妻子在一次战争中不幸死去了。他的生活没有希望。他以酗酒度日。他后来又因为酗酒被解雇了。后来伦敦方面派比阿特丽斯去协助他的工作,其实也是为了核查一下他提供的情报是否属实。此时沃莫尔德不得不发挥小说家的才能,他开始左右人物的命运。他想着如何把劳尔引向死亡之途。就在比阿特丽斯开始有些怀疑他所说的时候,还真的有那么一个叫劳尔的人出现了。而且,跟他虚构的人几乎一模一样。他死的地方,也正好是沃莫尔德对比阿特丽斯所说的, 他要去执行任务的飞机场。
因此,比阿特丽斯据此作出了自己的推断,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里有个变化的地方就是,提供真实的部分——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劳尔的猝死这件事,不再是讲故事的人,而是讲故事的人自己也无法把握的一股力量所提供的。但对于受骗的人比阿特丽斯来说,这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种变形在后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可能还要复杂或者简单,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问题。追本溯源,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技巧都可以在古老而传统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渊源。比如元小说,18世纪的斯特恩便是它的创始者。所谓元小说,是从元语言这个概念衍生出来的。它是指关于小说写作的小说。它往往不断的破 坏故事的营造的真实幻觉,叙述者不时冒出来,强调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不过是虚构。但是另外一些作家,如博尔赫斯、艾柯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面对微笑, 模糊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把谎言说得跟真的似的。
在《悠游小说林》里,安伯托•艾柯提到了这样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傅科摆》第115章里,艾柯写到了卡素朋在1984年6月24日午夜时分,在巴黎走过的一条路线,从圣马丁路一直到沃土奇广场。这条路线在小说中写得很真实,不仅仅走过的每一个街道的名称,甚至是什么时候月亮在什么地方都 跟现实生活中差不了多少。小说发表之后,某读者向艾柯指出,这条路在主人公路过的时间前后正好发生了火灾,还是一场很大的火灾,因为当天的报纸就有所报道。据此,他很奇怪地问:小说中的卡素朋为什么没有看到?
显然,这位读者,与佩涅罗佩、比阿特丽斯一样,也中了小说家的招数才会有此一问。而安伯托•艾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在这里用的,也 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所说的把谎话说得圆技巧。不同之处在于,《荷马史诗》里讲这个故事的人(说谎的人)和受骗的人都是文本中的人,或者说是虚构的人;而到艾柯那里,说谎的人和受骗的人跳出文本之外,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人。这貌似是很深刻的变化,但是如果有人把生活也看成一个文本的话——为什么不呢?那么基本上,艾柯和奥德修斯,轻信的读者和佩涅罗佩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实际上,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中就曾这样反问道:“我们是否肯定自己就在真实的世界里, 我们的真实观真有那么明确清晰吗?”博尔赫斯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有篇散文叫《吉诃德的部分魔术》,里面讲到了堂吉诃德成了《堂吉诃德》的读者的这件事。 博尔赫斯不安地想到,如果虚构作品中的人物能成为读者,反过来,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就有可能成为虚构中的人物呢?
“卡莱尔在1883年写道:世界历史是一部无限的神圣的书,所有的人写下了这部历史,阅读它,并且试图理解他,同是它也写了所有的人”,博尔赫斯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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