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吕博：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山子军容头”
吕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讲师。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头饰是唐代统治者及其他政治人物构建文化身份、表达权力、缔结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象征符号，与政治局势的变化关系密切。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流行“平头小样”、“花搭耳帽子”、“魏王踣样”、“赵公浑脱帽”等。武则天革命后，颁行“武家诸王样”，反映出她希望“武姓诸王”凌驾于整个朝局之上的意图，也是其构建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重要举措。中宗复位后，于景龙四年颁行“英王踣样”，属于其晚年树立政治权威、重建李唐天下的手段之一。开元中后期，玄宗颁行新头饰“长脚罗幞头”，目的是为了改造权臣张说的头饰，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此时君进臣退的政治生态。“山子军容头”是中晚唐最流行的头饰之一，乃宦官势力之体现。唐代头饰变迁的进程，投射出唐代政治嬗变的图景。
一、引言：“服饰史”研究的政治文化视角
日本学者中村圭尔曾指出：“百官志所叙述的，是秩序的理念图，而不是组织性、功能性的官僚制的实际存在。”①正如《百官志》或《职官志》所记那样，王朝史中的《舆服志》是对王朝秩序整齐划一的构建，并不等同舆服实际的常态。职此之故，周一良先生主张透过礼制(包括冠冕)研究官制，②可谓慧眼独具。日本学者小林聪曾顺此思路，围绕印绶制度发表过多篇研究论文。③近年阎步克曾就《周礼》六冕制度对历代冕制的影响，有过系列探讨，尤其是他对服饰礼制与政治权力关系的学术回顾与若干认识，给研究者不少启发。④不过，以上学者探讨的主要是舆服制度所暗含的“等级”。其实，具体的服饰配件与饰品，有时也是政治运作的一种表征，传达着身份、地位、职业、道德、婚姻、宗教等诸多社会信息。冻国栋曾就李华的一封家书，探讨过羃蘺、帷帽等头饰的变化，并由此揭示出唐代社会礼法松弛、胡风浸染的历史现象。⑤该研究恰好印证了宇都宫清吉的一个看法：如果将一个时代比作一个鲜活的个人，正像一个人具备某种性格一样，这个时代也就有了某种“时代格”。⑥此种时代格，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日用物品上。在共同的时空或者文化语境中，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物品”辨识出相关的文化信息。如果不同的团体对于同一件服装解读出不同的涵义，则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处在同一知识、经验语境中。
服饰在中古历史中常常具有独特的“社会角色”标识作用，⑦不同的着装会带来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或许正是因为服饰彰显人物的阶层、地位，所以史籍中屡以“衣冠门户”、“当朝冠冕”指称贵族。中古政治史的演进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饶有兴味的现象：当政治格局发生异动时，服饰时尚往往成为政治动向的晴雨表。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服饰可被视作权力更替的表征。服饰作为一种“历史景象”，本应是“门阀时代”习见的政治文化场景，⑨只是由于史料的载体主要是文字，从而导致后人的研究在具体描述时往往失去历史场景的丰富画面。如果串联“服饰”变迁之历史，是否也能从别样的视角来观察政治演进的画面?如何从服饰的时尚当中展示政治演进、社会变迁的历史，是本文探研相关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视角，具体的着眼点则是唐代幞头的变化脉络。
二、从“平头小样”到“武家诸王样”
《旧唐书》卷45《舆服志》载：
武德已来，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头小样者。则天朝，贵臣内赐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⑩
寥寥数笔，勾勒出巾子从高祖武德年间到武则天时期的样式变化。《隋唐嘉话》亦云：“旧人皆服衮巾，至周武始为四脚，国初又加巾子焉。”(11)所谓周武即北周武帝，国初即唐朝立国之初。从出土文物来看，这种平头小样，确实在唐初甚为流行。(12)(见图1)
但若仔细玩味，却也让人就上述《旧唐书·舆服志》的记载产生如下疑问：武则天为何会心血来潮推行武家头饰?为何“武家诸王”要一改武德以来的“平头小样”头饰风尚，改戴“高头巾子”?
《通典》、《唐会要》同记此事，略有不同。《通典》称：“天授二年，武太后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13)《唐会要》云：“天授二年，则天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14)按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已经称帝，杜佑此处称“武太后”，显因笔法之故。二书所载，似乎也没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但却增添了此事发生的时间和场景——“天授二年”、“内宴”。值得注意的是，《中华古今注》、《云麓漫钞》载证圣二年，武则天曾推行过被称作“武氏内样”或者“武家样”的巾子。这与天授二年“武家诸王样”的命名微有差别。《中华古今注》、《云麓漫钞》尚能述其材料形制，谓“武家高巾子”、(15)“以丝葛为之”，(16)似言之凿凿。如果二书所记不误，那么便可证明“巾子”这种头饰，有过从天授二年“武家诸王样”到证圣年间“武家样”的变化历程。然而，证圣无二年，因此颇疑这里“证圣二年”实为“天授二年”之误；《云麓漫钞》所记“武氏样”、“武家诸王样巾子”，原本当为一物。又《南部新书》同记“武家样”，似与前述“武家诸王样”无甚区别，均是“高头巾子”。(17)究竟是因为《中华古今注》、《云麓漫钞》与《通典》、《会要》相较，成书在后，层累地增加了“武家样”的内容；还是因为《南部新书》的作者因误以为“武家样”和“武家诸王样”为同一物品，做了不应该的省略?这些问题由于文献不足征，已不可考。但不管如何，比对上述文献，可为解决开篇提出的诸问题提供两条线索，一为时间即天授二年；二为人物即武家诸王。
新出武承嗣受封魏王的册书，表明武家诸王的册封仪式实在“天授二年二月廿五日”。(18)而“武家诸王样”的推行，与武家诸王的分封同在天授二年。从前后关系而言，“武家诸王样”的推行，当在武家诸王册封仪式之后，即天授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之后。
倘若循此“诸王”脉理，将触感聚焦于天授二年前后的武周政局，前追帽式流行方式，后察“巾子”式样变化，遂会发现，武则天内宴赐巾子的举动，可能意在“武家诸王”，而不在“样”(规格、标准)。(19)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帽式名称，如果放到“周唐易代”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则对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意蕴，或许会有别样的认识。(20)
如所周知，中古是门阀政治时代，冠冕与氏族如同表里，冠冕常成为氏族的代称。《唐会要》所谓“崇我唐朝人物冠冕”、“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21)即表明此点。一般而言，人身上的各部分装饰中，头饰最能引起他人的关注。汉代王充《论衡·讥日》即明确指出：“在身之物，莫大于冠。”(22)唐初令狐德棻也认为：“在人之身，冠为上饰。”(23)当代相关民族学调查研究也发现，很多民族都有重头饰的倾向，即所谓“琳琅满头”。(24)有学者甚至指出：“纵观中国少数民族之饰，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重头轻脚。”(25)
揆诸史籍，北周以来的头饰时尚多为帝王或著名政治人物所引领。突骑帽之流行，因为周文帝而起。《隋书》载：
后周之时，咸着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着焉。相魏之时，着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从遮项、索发之迹象来看，颇令人怀疑突骑帽就是风帽的某种类型。开皇初，隋文帝杨坚以乌纱帽标识自己的身份。上好下甚，所以“自朝贵已下，至于冗吏，通着入朝”。(26)
与乌纱帽相配合的服饰，有黄纹绫袍、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等，亦呈现出极强的“戎狄色彩”。关陇贵族出将入相，带有浓厚的武人气息。由是，象征武力的折上巾子取代乌纱帽，成为头饰时尚。(27)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之前，太子李建成曾佩戴“花搭耳帽子”田猎游宴。“搭耳帽子”本是胡服，据说源于赵武灵王，原名爪牙帽子，属军戎之装。李建成佩戴的同时，还赐予武臣及侍从。想必在武德之际，这种以花装饰的“搭耳帽子”，(28)也是一种时尚。贞观八年(634)，唐太宗推行了一种名叫“进德冠”的头饰。(29)他的理由是，政局由武入文，头饰的象征意义也当改变，所谓：“幞头起自周武帝，盖取便于军容。今四海无虞，当息武事。此冠颇采古法，兼更类幞头，乃宜常服，可取服。”(30)进德冠材质用罗，裁为四角，兼具二仪、三才的象征意义。据《中华古今注》记载，此种“更类幞头”的头饰，可能与马周的改造有关。(31)正如开篇所述，服饰是观察社会的一面镜子，无论是“文”还是“武”，时代气息都会在日常物品上得到反映。
事实上，不仅是皇帝、太子，就是权倾一时的大臣、亲王，也能引领头饰潮流，而且此类头饰均以爵位命名，十分值得玩味。隋代权臣宇文述“素好着奇服，炫耀时人”，他的“许公袙势”，(32)是目前所见最早用爵位命名的“帽样”。贞观名臣长孙无忌，权势显赫。于是，社会上就流行一种以他的爵位命名的帽子——“赵公浑脱帽”。(33)此帽以乌羊毛制毡做成，如同他的姓氏“长孙”，带有浓郁的草原气息。“赵公浑脫帽”的流行，在带有独特文化品位标识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是长孙无忌权力的外在表现方式。无独有偶，贞观十六年起，储君之争扑朔迷离。魏王李泰以亲王谋嫡位，得势于一时，与此同时，他的头饰也别具风格，成为时尚。所谓“魏王为巾子向前踣”，名为“魏王踣样”，以至于天下有欣然钦慕的现象。(34)而太子承乾却“好突厥言及所服”，(35)为太宗所恶。无论是长孙无忌的“赵公浑脱帽”，还是李泰的“魏王踣样”，此类以“爵位”命名的流行头饰，皆是武则天所处时代的流行“景象”。武则天当然熟悉某种服饰对于政治人物身份标识的作用和意义。同理，以“武家”、“诸王”命名的头饰，会带有符号性的政治信息。
与名号、宗庙的“武姓”色彩相比，帽样最容易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特征。同“赵公浑脱帽”、“魏王踣样”的命名微有不同，“武家诸王样”以“氏族”、“爵位”同时冠名于帽样。这样偏正式的命名，很可能隐藏了武则天的某些特殊心态。同时，既与“赵公浑脱”、“魏王踣”的自然流行不同，也与通过以《衣服令》颁布的某些冠服相异，还与以《礼部式》规定的某些常服有别，(36)武则天美其名曰“赐”，其实是在以威权强制颁行。“武家诸王样”的颁赐，当在“武家诸王”封建之后，这种看似平常的服饰举动，是否与武家诸王分封的政治举动有某些关联?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里，任何标识人物身份饰品的改动，恐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要想理解“武家诸王样”出现的意义，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诸王样”颁行前后的政治过程。
文明元年(684)，武氏已为太后，临朝称制。睿宗虽形如傀儡，但总算保持着李唐国祚。可是，有史料表明，武则天此时就有封建诸武的打算，据《历代崇道记》载：“文明元年，天后欲王诸武。”武则天的第一次封建意图，是否遭到在朝权臣的反对，莫可得考。但是在李唐国教道教的降神谕示中，却明确告诫武则天不得有所僭越。(37)天授元年九月十三日始，武则天开始持续营造众望所归的情景，意在谋建“大周”，完成禅代。九月二十二日，她改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次年武氏本家男性皆被封为王。(38)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后，对于抬升“武”姓地位的政治运作颇多。《朝野佥载》载：“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39)虽然因为“”与“囚”相近，最终被废弃，但女皇以武当国、抬升武家名望的心态却表露无遗。武周一朝以“武”字命名的州县，数量也颇为可观。(40)易言之，“武”姓的推崇，始终与武周政局的演进相伴随。从这样的政治背景出发，就不难理解武则天在天授二年将武家诸王的帽样赐予百官的举动了。“武家诸王样”的推行，与武氏家族走上权力顶峰的律动，几乎完全一致。
张鷟曾用数言评判武氏家族的权力成长，可谓中的：“二十余年，武后强盛，武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王十余人，几迁鼎矣。”(41)“迁鼎”之言，自是说明梁、魏、定诸王共同构筑了武家王朝的权力结构。那么，这种权力是如何外化展现的呢?服饰即其一端。帽子除了具有御寒挡风的物理功能外，在当时的“权力阶层”中常常是一种“炫耀式着装”，具备社会角色的“个性化”标识。布罗代尔曾说：“在西方，社会地位最细微的上升都要反映在服装上。”(42)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身份制”社会里，服饰标识地位的功能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43)
“武家诸王样”在武则天称帝、诸武封建为王之后，推行给百官。如此举动，同武家权势的获得息息相关。文明元年武则天欲封武氏亲族为王而不得，更不用提在当时将诸武的帽样推行。帽样的推行，是在武则天称帝的背景下，权力由上至下渗透的手段，无疑是一种独特的权威宣示方式。通过发掘这样的历史细节，我们就能细致地体察历史人物的心理动向，认识权力输送、渗透的过程。(44)
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一书中曾说：“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物体来说(一件长裙、一套定做的衣服、一条腰带)，都有三种不同的结构：技术的、肖像的和文字上的。”(45)我们所感兴趣的正是武家诸王样在肖像、命名文字上的意义。上文就服饰命名做了一些分析，我们同样也很想了解武家诸王佩戴“武家样”后，是以怎样具体、生动的历史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的?然而，历史工作者无法“复原”中古时期服饰在具体人物肖像层面的表现。这里只能根据服饰学的一般原理和文字记载的零篇断简，稍作推论。有不少史料表明武家诸王身高不显。(46)从服饰时尚学的角度而言，戴较高的帽子或梳较高的发型，会使人物形象显得高大一些。这一点不少出土的唐代人物壁画均可予以证明。即便如此，本文也不敢断定“武家诸王样”是为了掩盖武家诸王“形貌短丑”的生理现象而设。不过，历史时期的政治人物以服饰遮丑、“包装”形象，确有其例。(47)
武承嗣、武三思等皆身居高官要职，不管是正史，还是笔记小说，在记述的过程中，武则天总是在与朝臣对话时表明她对“武氏本家”的看法，“我令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48)“我子侄，委以心腹耳”。(49)无论是宰相还是心腹之谓，此番话语背后隐藏的是武周王朝的权力构造问题。由于武周王朝的权力结构，并不像唐前期那样是典型的“门阀”联合体，所以在权力的辐射圈内，“武姓本家”是离她最近的力量。垂拱年间就出现了所谓“时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的现象。(50)武则天早年与自己本家关系并不融洽，武家诸王的声誉、名望也皆为下等。然而，要想彻底割断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武姓本家则成为武则天所能援引的核心力量。即便“武家诸王”的政治才能不高，但武则天还是在不断地形塑武家诸王的地位和形象。《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书》等官方文本，对魏王武承嗣的描述，极尽华丽辞藻，用一种代表皇帝意志的书式——“册”进行颁布，构建出武承嗣的一种历史“镜像”。由武三思撰序、崔融题铭的《武承嗣墓志铭》，更是“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51)将武承嗣包装成一个臣子楷模。
不过，在时人的眼里，武家诸王的表现与武则天意图塑造的形象，其实存在着某种“视觉差”。尽管大多数武家诸王在时人的描述中，均是以不受肯定的形象出现，如武承嗣、武三思之酷忍残暴、徇私舞弊等。但武氏家族利用“舆服”符号对自己的包装却是全方位的。《通典》云：“天授二年八月，左羽林大将军建昌王攸宁借紫衫金带。九月二十六日，除纳言，依旧着紫带金龟。借紫自此始。”(52)借紫之制始于建昌王武攸宁。之所以要用“借”的方式，是因为天授二年八月他的散官未满三品，所以只能借服紫衫。以卑阶享受金紫的待遇，也是武则天对于武家诸王“位阶”的抬升。九月二十六日，除纳言的同时，他的散官应高于三品，所以依旧穿紫衫、戴金龟。所谓戴金龟，即佩戴一年前同日颁行的龟袋、龟符。《朝野佥载》载：“至伪周，武姓也，玄武，龟也，又以铜为龟符。”(53)佩龟符是因为玄武之武与武姓之武相同，武攸宁身上的金龟一来标识着他的身份，二来也有明显的天命色彩与“武家标识”。这样的记载，恍若让人看到武家诸王头戴高巾、身着金紫、腰佩龟符活跃在朝堂内外的历史景象。
由于时空变换千年，文字、图像资料有限，虽然本文尽可能利用了多种途径和方法展开相关论证，但在涉及人物具体“图景”的层面仍感乏力。不过，“武家诸王样”特冠以“武姓”，颁行于天授二年武则天即位后不久。抛开头饰塑造形象的角度，武则天将“武家诸王样”赐给群臣，恐怕尚有通过威权改变臣僚“头顶景观”的意味，旨在塑造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和君臣关系。诸王样的“高”，也一定表明其“异”于当时流行的样式，从而成为“武家”的特有符号之一。它可能与位阶的高低无关，而是用以昭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来临。并且，百官也是以接受此一“符号”来宣示臣服于武氏集团，从而形成武周一朝以武氏为中心的新的政治秩序和君臣关系。在笔者看来，这种消失、失语的服饰影像，其实也是重要的政治运作事件。
中宗复位，在神龙元年(705)二月重申“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旧式佩鱼袋”，(54)再次通过佩饰，塑造统一秩序的视觉镜像。唐代不少文献都可证明，鱼乃鲤，鲤即李。从龟符再变为鱼符，意味着政权从“武姓”向“李姓”回归，也许正是以这种看似不经意的“视觉变化”，向百官昭示了李唐复国的政治变动。(55)
三、从“英王踣样”到“官头圆样巾”
武周政权随着神龙政变，又改头换面，重归李唐。五王登台的同时，武家势力也呈现衰颓之势。神龙元年至景龙元年(707)，朝廷中封建的举动与议题，集中反映了当时几股政治势力瓜分权力的诉求。神龙政局呈现出复杂的形势。
当时朝中几乎没有一支中宗可以彻底支配的政治力量，他欲保皇位，只能妥协于旧有的武氏势力与新兴的后族势力。与此同时，韦后、安乐公主集团与武三思集团借助“食实封”，控制着国家大量财富；(56)凭依“墨敕”、“斜封”，把持吏部选举，掌控着国家的官僚系统。朝中局势，呈现的是中宗居于虚位、武韦掌握实权的形势与状况。那么，此时安乐公主、韦后、武氏家族的服饰究竟有哪些特色呢?
安乐公主的“头饰”不见于记载。不过，她的“炫耀式”着装，依然类似以往的头饰流行。史书中关于她的着装，有如下记载：
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57)
百鸟毛裙是安乐公主的独特服饰标识，原属于安乐公主追求华贵的奢侈消费。异样服饰，直接体现的是安乐公主的“文化品位”，而不能径直表达她的政治目的。平心而论，史料只能确切说明到此。不过，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与哲学乃至语言本身——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与功能”。他通过对上述“文化符号”的研究指出：“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一种政治的表达。”(58)细绎史料可以发现，景龙二年除流行过安乐公主百鸟毛裙这种“夺目”的着装外，韦后和武延秀也都通过“特殊的服饰”或者“服饰的特殊之处”，表达过自己的政治诉求。前揭史料中“安乐初出降武延秀”一语，表明百鸟毛裙出现、流行的时间，当值景龙二年。(59)
景龙元年七月，李重俊发动兵变，武三思、武崇训死于格杀，武家势力大为衰颓。此时，武延秀是武家势力尚在延续的代表人物。次年，武延秀娶安乐公主，得宠于韦后，权势彰于一时。当时也出现了所谓“黑衣神孙”的谶言，(60)预兆着武周有再兴之望。有关黑衣的政治预言，实源自《大云经疏》，与佛教中所谓“黑河”有关。武则天幼时即穿着这种服装。《疏》云：“黑水成姓，即表黑衣，与《孔子谶》相符，名黑河也。伏承神皇幼小时已披缁服，故惟黑衣之义也。”(61)此时有关服装的语谶再次兴起，和武延秀的政治动向有关。武延秀在当时着装“皂襖子”，熟知黑色服装“隐喻”的人，一定能通过这样微小的细节“观察”到他的权力诉求。而且，在景龙二年的朝堂上，的确也有过“周唐一统，符命同归”的政治意见。(62)
在躲过李重俊兵变之后，韦后的革命之心也愈发明显。有趣的是，在服饰上伪造祥瑞，同样也成为她的政治宣传方式。据《资治通鉴》记载，景龙二年春二月，宫中传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腾起。(63)按照《册府元龟》的说法，这次祥瑞是韦后自己所言，韦巨源附和，认为这是难得的佳瑞，进而图示百僚，要以大赦的形式颁布天下。(64)裙上的五色云和当时流传的“桑条韦”歌谣，(65)应均与韦后此时的政治动向相关。
那么，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之下，唐中宗又有怎样独特的服饰?
虽然“武家诸王样”的流行状况不得而知，但由于权力构成的更替，权力的外化物——幞头也随之而变。景龙四年三月，发生了中宗更换新帽样的举动。他在宫内宴会的场合，赏赐臣僚巾子，即所谓“内样巾子”。这种巾子他为亲王时曾佩戴，因而号称“英王踣样”，同样以爵位命名。(66)英王的爵位曾被附会进歌谣，曲名《英王石州》，(67)作为李旦行将受命的先兆，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
而且，联系当时的朝局动向，赐样之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中宗伸张个人权力的举动。据《新唐书》记载，中宗曾特意“赐宰臣宗楚客等巾子样”。(68)赐与受本来就带有给予与服从的含义，宗楚客又是武、韦势力的重要爪牙，中宗这样的举动似乎别有深意。如果从缔结新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角度看，武则天通过赐“武家诸王样”构建新的君臣关系，那么，中宗复辟，重建李唐王朝，当然会努力打破这种带有“武家”烙印的关系和秩序。中宗巾子样高而踣，有别于当时流行之样式。头饰的再次改动，可能也反映了中宗试图通过“异”样，达到塑造代表自己礼仪符号和政治威权的目的。表面看似是在改变文化品位，其实更深刻的“本相”，可能是在争夺服饰的话语权，进而努力塑造新的视觉秩序和君臣关系。
景龙四年四五月间，朝廷中发生了两次上表斥责韦后、宗楚客等谋逆的事件。第一次，定州人郎岌上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白上杖杀之。中宗的态度史书并没有记载。第二次，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上言皇后“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遭宗楚客矫制杀害。中宗“虽不穷问”，但“意颇怏怏不悦”。(69)不过，中宗刚刚表现出有权力欲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死亡。韦后与安乐公主早已在宫掖之内，安插好了自己的人手。六月壬午(十九)日，中宗遭鸩杀。(70)
从景龙四年三月颁赐帽样，到六月中宗崩于神龙殿，其间透露出的政治信息与逻辑联系，确实耐人寻味。韦后与安乐公主可能也从中宗颁赐帽样等一系列政治举动中，嗅到他要收回权力的气息。“英王踣样”在《新唐书·五行志》的记载中被视为“服妖”。(71)《五行志》特意标注出“踣”的意思，亦表明《新唐书》的作者，后知后觉地认为“英王踣样”是中宗亡于鸩杀、权势颠仆的象征。“英王踣样”的形制特点，在于幞头顶部前倾。据考古发现的同时期壁画，此种头饰确实对当时的幞头形制产生过影响，比如薛儆墓出土的一些线刻人物所戴幞头，就反映了这一时尚潮流。(见图2)
随着唐隆政变，太平公主、李隆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据史料记载，太平公主有一种“玉叶冠”的头饰，称名后世。(72)在唐人礼仪观念中，女性本不应戴冠冕。《唐六典》卷4《礼部尚书》叙及皇后之服、外命妇之服，皆是“钿钗礼衣”之制，没有冠冕。(73)李商隐《宜都内人传》云：“独大家革夫姓，改去钗钏，袭服冠冕……真天子也。”(74)宜都内人虽是针对武则天“改去钗钏，袭服冠冕”而言，但由此可知不“袭服冠冕”，应是当时女性常态。太平公主早年就尚男装，这种女戴男冠的情形即便不符合制度规定，但在特殊时期也可能是一种新风尚。比如懿德太子墓就出土过这样头戴高冠的仕女图。(见图3)
可惜有关玉叶冠的材料不多，无法充分讨论。或许太平公主的这种别样着装，也和她特殊的政治身份相关。太平公主势力被李隆基剿灭后，历史进入玄宗时代。开元初玄宗并没有推出新的头饰，却在开元二年(714)七月连续颁布《禁珠玉锦绣敕》、《禁奢侈服用敕》，(75)对武韦以来的奢侈世风进行改造。移风易俗的同时，也是在肃清原有政治势力的影响。不过，令人不解的是，直至开元中后期，玄宗才推行新款巾子。《唐会要》云：“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圆头巾子。”(76)语气意在直叙，没有多少信息可以挖掘。但旁参其他文献，罗头巾子的推行，似乎还有一些隐情。据《封氏闻见记》载：
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处。玄宗嫌其异己，赐内样巾子，长脚罗幞头。燕公服之入谢，玄宗大悦。因此令内外官僚百姓并依此服。自后巾子虽时高下，幞头罗有厚薄，大体不变焉。(77)
《旧唐书》云：“开元已来，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絁为头巾、平头巾子，相效为雅制。”(78)紫皂官絁为头巾、平头巾子是否为张说所引领，尚不得而知。但张说“冠服以儒者自处”，应当与他在开元政局中所扮演的“职业文臣”角色相关，通过头饰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大唐新语》对张说有“尤工大手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功业恢博，无以加矣之”之类的赞语。(79)由此可知，他作为“文臣”、“儒臣”，在玄宗营造盛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张说死后，玄宗曾为之罢停元会，看似优待异常。但《大唐新语》只叙述了玄宗褒祟张说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玄宗对他忌惮、防范的一面。上揭《封氏闻见记》所云“玄宗嫌其异己”，大有深意焉。玄宗为何会在意张说与己相异的着装?应该与张说在开元十年后权力膨胀有关。开元十一年张说升迁为中书令，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后，侵夺了六部的权力。同时，他还把持着集贤院，以文儒领袖称名于世。此时，张说的权力欲极强，中书侍郎崔沔有所不从，便被出为刺史。十三年，玄宗改革吏部“十铨”，很可能就是对张说宰相势力的限制。十四年四月，玄宗利用宇文融、崔隐甫对张说的弹劾，罢免其中书令一职。幸由高力士美言，张说才得以保住右丞相位。而且，此时围绕武惠妃立后问题所出现的舆论，又皆于张说不利。玄宗不立武惠妃为后，固然与所谓武氏“不共戴天之仇”有关，进而防微杜渐，但是，防止张说东山再起，恐怕亦是其中不容忽视的缘由。(80)
综而观之，玄宗不仅在行政系统中，对张说有诸多限制和贬斥，反映在服饰等细节处，也不容张说有稍许僭越。
按上引《封氏闻见记》称“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开元中为约略时间，或指开元十一年张说升任中书令至十六年致仕之间的某段时期。“冠服以儒者自处”，当指张说集贤殿学士的身份。当张说着装“冠服以儒者自处”时，玄宗就“嫌其异己”，转而要赐张说“内样巾子”(长脚罗幞头)。这种举措，与开元十三年以来玄宗在行政系统中对张说的限制，有其内在的一致性。直至“燕公服之入谢”，玄宗才“大悦”，并以此为契机，“命令内外官僚百姓并依此服”。如是命令，毫无疑问也是在要求臣僚顺从，宣示帝王的权威。
张说卒于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因此长脚罗幞头的颁行时间，应当不在开元十九年。(81)而且，就常理而言，开元十六年，张说已致仕，不至于对玄宗构成威胁，所以玄宗赐张说“内样巾子”的事件，有无可能发生在开元十六年之前?果真如此，上引《唐会要》所载“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圆头巾子”，又当如何理解?
按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记，“开元间，始易以罗，又别赐供奉官及内臣圆头宫朴(样)巾子”。(82)似乎罗头巾子与官样圆头巾子的颁行，并不在同一时间。“始易以罗”，或指开元十一年张说升任中书令之后、十六年致仕之前的某一时期，玄宗针对张说的着装，颁赐“长脚罗幞头”。“又别赐供奉官及内臣圆头宫样巾子”，是指开元十九年十月玄宗又向“供奉及诸司长官”颁赐“官样圆头巾子”。《唐会要》似未作区分，将二者合二为一。《云麓漫钞》云：“明皇开元十四年，赐臣下内样巾子。”(83)虽然成书时间在后，但据以上考订，此处的“开元十四年”，很可能即是长脚罗幞头的颁行时间。这种长脚罗幞头因玄宗的推行，流行于开元中期，同时期的壁画就有所反映。(见图4)
事实上，针对张说着装的限制，只是开元政局中玄宗对宰相种种限制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张说的特殊头饰在于塑造一种“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那么，玄宗之长脚罗幞头，或可视为对此类奇装异服的反制：一方面以统一的装扮压制立异者，使之丧失特殊性；另一方面则是以统治者的威权去干预“品位”，也就是要争夺服饰文化的“表现权”。(84)
四、从“山子军容头”到“五代僭越样”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帽样依然随时而变。裴冕属灵武元从之首，当初极力劝进李亨即位，权倾一时。永泰元年(765)，裴冕为左仆射。于是，社会开始流行所谓“仆射样”。(85)政治与服饰之紧密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宦官权力增长，也是中晚唐显著的政治现象。(86)肃代之际，权阉鱼朝恩的头饰“军容”幞头，也曾风行一时。《朱子语类》云：
唐人幞头，初止以纱为之，后以其软，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衬起，名曰“军容头”。其说以为起于鱼朝恩，一时人争效。士大夫欲为幞头，则曰：“为我斫一军容头来。”及朝恩被诛，人以为语谶。(87)
朱熹所谓“其说”，或有所据。所言“山子军容头”，当出现在鱼朝恩充当“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之后。乾元元年(758)九月二十一日，肃宗李亨派遣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等九大节度使，向驻守在邺城的安庆绪发动进攻，准备毕其功于一役。然令人费解的是，肃宗并没有设置元帅节制规模庞大的军队，而是设置了一个“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由鱼朝恩担任，史称：“观军容之名自此始。”(88)宦官也由此开始掌握军政大权。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由泾州进犯长安，唐代宗仓皇避难之际，鱼朝恩率驻陕州军及神策军奉迎，军威方振。职是之故，代宗对鱼朝恩倍加宠信，任他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典神策军，权宠一时。(89)流行头饰“军容头”，应当就是这种权势的视觉展现。此后“军容”也如同敕使一样，成了宦官的指代符号。
士大夫“为我斫一军容头来”之语，大致可以反映当时外朝士大夫对宦官鱼朝恩之流的不满。鱼朝恩被诛后，“斫军容头”之类泄怒之语，也被视作是鱼朝恩权力瓦解的预兆。
《北梦琐言》卷5《令狐公密状木团头附》中，将“军容头”与宦官势力的崩摧编为一篇，显示出此种以使职命名的头饰，确是当时宦官权势的写照。文云：
唐大和中，阉官恣横，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祸，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权，末年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尽诛之，虑其冤，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遗类矣。”后为宦者所见，于是南北司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玉石俱焚也已。乾符后，宫娥皆以木团头，自是四方效之，唯内官各自出样，匠人曰：“斫军容头、特进头。”至是果验也。(90)
晚唐宦官操纵神策军，皇帝废立，悉由其手。《新唐书》称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91)殆非虚言。宦官与皇帝、外廷官僚之间最激烈的冲突，表现为唐文宗太和年间的“甘露之变”。武宗上台以后，治仇仕良、鱼弘志之罪，元和以来宦官操纵政局的情况有所改变。(92)不过，宣宗大中初期，又扶持新的宦官群体，致使宦官重掌军政要职。大中中期，新兴权阉飞扬跋扈，宣宗又开始利用外朝官僚限制宦官权势。至是南衙北司的斗争，有如水火。直至唐亡，宦官操纵中枢政局的时代才彻底结束。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教坊内教头又创制出一种新的头饰。程大昌《演繁录》载：
至昭宗乾符初，教坊内教头张口笑者，以银捻幞头脚上簪花钗，与内人裹之。上悦，乃曰：“与朕依此样进一枚来。”上亲栉之，复揽镜大悦。由是京师贵近效之。(93)
按乾符乃僖宗年号，此显误。这种“银捻幞头脚上簪花钗”构造复杂，需要悉心整理，乾符后期显然已不适应时局的变化。
在黄巢起义等唐末大乱的风潮中，皇帝、宫女、宦官朝不保夕，需要随时出逃，无暇像乾符初一样对着镜子悉心打扮。此时，宫女又发明了不用“如平时对镜系裹”的木团头。这种“木团头”，可因“缓急之便”随时脱戴，受到僖宗喜爱，以致“四方效仿”。(94)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宦官仍坚持“各自出样”，依旧被称作“军容头”。这种“军容头”恐怕就是当时田令孜、杨复恭等宦官身份、权力、品位的视觉象征。(95)另外，军人们也佩戴独特的帽式，史载：“乾符五年，洛阳人为帽，皆冠军士所冠者。”(96)由皇帝、宦官、军士所引领的不同时尚潮流，大致反映了晚唐社会几种主要政治势力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光化年间，南衙宰相崔胤与昭宗谋图诛尽宦官，引起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等人警觉，他们以李茂贞、韩建为军事奥援，企图再兴废立之事。光化三年(900)十一月，刘季述等幽禁唐昭宗，矫诏令太子李裕嗣位，拉开南衙北司互相援引军阀火并的序幕。外朝官僚与内廷宦官群体的斗争，使得盘踞地方的军阀得以左右宫中事务。其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军容头”落，外朝士大夫也一并“玉石俱焚”。在皇帝权威丧失、人心思变的时代，地方军阀逐渐突破藩镇臣位的限制，开始觊觎天子之位。以昭宗为首的李唐宗室此时已经无力控制时局，只能任其发展。对于想要篡位的朱温来说，李唐宗室诸王无疑是绊脚石。从史书记载来看，朱温还是颇为忌惮以德王为代表的李唐宗室。(97)李唐末代诸王，曾主掌兵权，当然会有一些政治影响，他们的头饰也曾一度风靡都城，所谓：“十六宅诸王以华侈相尚，巾帻各自为制度，都人效之”。昭宗天佑元年(904)八月，蒋玄晖弑逆，昭宗死于椒房之中。辉王李祚改名李柷，史称昭宣帝。天佑二年二月戊戌社日，朱温指使蒋玄晖在洛阳屠杀昭宗诸子。《新唐书》在对这段历史诠释过程中，依然将“十六宅诸王样”视作是诸王之死的前兆。(98)
在后世史家的记述中，唐帝国瓦解前夜，依然是头饰率先预示了这种巨变。据《洛中纪异》载：
昭宗播迁于凤翔，朱梁率诸道奉迎车驾时，侯王将帅在岐下者，皆以珠一颗盘幞头脚，贯以银线而簪之。军人咸以珠饰巾竞相夸尚。洎朱梁篡立，乃知珠已居人上者久矣。(99)
天佑三年三月，历史又上演了禅让的剧目。正像后人对于“珠一颗盘幞头脚”的解读，认为“珠”乃“朱温”的象征，居人头顶已久。唐代延续上百年的天子—诸侯的稳固结构，由朱温上台而彻底结束。至此，唐朝结束289年的统治。
唐亡之后，历史再次进入分裂时代。有趣的是，这种军阀割据的时局与政治形势，依然外化于头饰之上。《云麓漫钞》云：“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而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100)确如赵彦卫所论，从后梁开始，各个地方政权的君主权臣，均热衷于头饰的改造，这同样是他们依据所处的地域时势，展示文化、权力的方式。限于篇幅，有关五代以后服饰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留待另文探讨。
五、微观史：唐代政治史的“头饰”观察
中古时期权力展现、运行的场或媒介是君臣关系。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权力与服饰的关系，首先表现的是社会、政治关系的界定，即“臣僚对君主”的服从。服从关系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臣僚穿着君主推行的“冠带”。因而，开国皇帝一个重要的立国策略，便是根据所属天命、德运更改服饰色彩图案，然后强制推行。(101)服饰的赏赐是构建“君臣关系”的一种重要仪式。与此同时，被推行的服饰也像移动“景观”一样，时刻彰显帝制时代的国家权威或个人荣显。(102)有学者在研究大和六年王涯有关舆服制度的奏议时，曾指出唐代规定冠服制度的基本是《衣服令》，而规定常服制度的主要是《礼部式》。(103)无论是令还是式，目的都是通过制度设计和程序运作，进行权力等级划分。不过，权力构建有时也是非正式的，并非都通过国家法规、制度的形式来实现。在私人的“场”，君主对臣僚的服饰赏赐、臣僚对君主服饰的模仿，也在某种程度上构建着君臣权力关系。
服饰不断更替，固然与某一时期时代风气造就的文化品位相关。但服饰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符号”，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表达的凭依、微观权力运作的舞台。(104)布尔迪厄曾解释道：“不同阶级(利用服装)自我表现的兴趣，其所投注的注意力，其对所得利益的意识，及其实际花费的时间、精力、代价和照料等，都与他们合理期望的自己从中获得物质利益与象征利益的机会成正比。”(105)阎步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说：“什么人愿意为等级服饰投入更大的精力，那群人一定由此获得了更大利益，反之亦然。”(106)从这样的角度透视，服饰不仅仅是物理功能的保暖御寒，或者仅仅是文化品位的标识。认识服饰更深刻的意义，大概是要通过这些看似属于文化表象、符号的服饰，认识到其背后的权力配置或是意图表达。那么，什么样的人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服装达到自我表现、引领服饰文化品位的目的呢?当然是那些为了攫取更多资源配置，处于政治权力顶端的人物。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朝廷各方政治力量的兴衰浮沉会在服饰的变迁上留下痕迹、得到反映；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各种政治势力的更替，通常都会通过颠覆原来服饰以建立新的视觉“景观”。《礼记·王制》曰：“革制度、衣服者为叛，叛者君讨。”(107)早期的儒家经典中，已将服制变革看作是叛乱的象征。在古人看来，服饰改革确实是颠覆秩序的政治事件。也许与政治集团的变动相比，服饰的变动似乎显得不那么“深刻”。不过，服饰恰是最直接的“革命”举动，也是政治变革、宣扬教化的直观表现。所以，就这一层面而言，本文观察的并不是物本身，而是背后使物带有某种“性格”的人。
研究者在考察政治史时，以人为核心，讨论集团所属、权力升降，这当然很重要。不过，在关注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充分注意到，政治及其权力可以外化成多种形式，服饰即是一种表达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如本文研究所示，至迟从北周以来，政治精英们就不断在“幞头”的基本形制上进行“创新”。政治形象包装的范式一旦树立，便会成为传统。这种政治精英热衷于改造、佩戴新式幞头的现象，在唐五代也具有长时段的延续性。幞头改样与政治嬗变有一条若隐若现并相契合、联系的脉络。时局变，头饰亦变。故而在某种程度上，头饰的改制也可视为时局异动的动态表征。通过头饰的变动，考察政治演进，还可以使以往唐五代政治演进过程中一些晦涩难明的政治事件，得以从更细致的角度予以重新审视。
幞头本起源于胡族头饰，有着“索发”的遗迹，进入中原后呈风靡发展之势。幞头的最初流行，显现出中古历史的“胡化”之风。此后，幞头形制屡有演变。而推动幞头变化的最直接驱动力，则是掌握核心权力的政治人物。幞头样式与流行趋势在唐代政治演进过程中的微妙变化，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唐代君臣关系不断再构建的过程。推行新头饰，不仅仅是塑造一种新的视觉感受，亦是政治人物在重要政治变革期，从私人的“场”构建君臣关系的手段之一。如果将头饰变革当作政治人物宣示权力的手段，还原到政治史的脉络当中去，进而考察前后的历史事件及其演进历程，似乎会发现，一些因史观所限而被层层包裹的人物和事件，会抽离脸谱化而变得鲜活起来。
头饰如时局，也会因为不同的政治形势，具备不同的时代格。头饰不仅是文化品位的体现，更是权力的一种渗透凭依。因而，在后世史家的阐说中，《五行志·服妖》屡将头饰看作是政治变革、权力陵夷的预兆。由北朝经唐到宋，政治演进过程中的胡风汉韵、治乱兴衰，以及不同阶层崛起的历史趋势，似乎都可以由头饰窥得一点时代斑斓。“为物的生命立传，把物看作与人一样具有社会生命”，是阿尔君·阿帕杜莱的主张。(108)以上对于中古“幞头”流变的“政治解读”，算是这种“立传”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吧。
附识：本文初稿曾宣读于2014年8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制度与权力——第八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会议”，会上承蒙陈勇、叶炜、会田大辅、孙正军、陈侃理、仇鹿鸣等师友惠赐若干宝贵意见。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先后得到刘安志、冻国栋、魏斌、吴丽娱、吴羽、石洋、尹承、胡耀飞等师友的指点和帮助；对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也多有采纳。在此谨向匿名评审专家及诸位师友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中村圭尔：《六朝官僚制的叙述》，付晨晨译、魏斌校，《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武汉：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2010年，第286页。
②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3页。
③小林聡：《晋南朝における冠服制度の変遷と官爵体系—<隋書>礼儀志の規定を素材として——》，《東洋学報》第77巻第3、4号，1996年，第233—266頁；《漢六朝時代における礼制と官制の関系に関する一考察——礼制秩序の中における三公の位置づけ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60巻第4号，2002年，第105—136頁；《西晋における礼制秩序の構築とその変質》，《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30巻，2002年，第27—60頁。
④参见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1页。
⑤冻国栋：《读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论唐前期风俗》，《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5—202页。
⑥转引自高木智见：《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何晓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中文版序”。
⑦社会角色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的定义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行为的模式或规范。详参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⑧有关唐代服饰、妆容时尚的研究，可参见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3—104页。近年，纳春英也对唐代服饰时尚有过论述，参见氏著：《唐代服饰时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⑨有关服饰与士族的研究，参见王力平：《中古士族与时尚——围绕服饰、语言与礼仪的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7—119页。实际上，正如沈从文所说：“汉、晋之际，或因为经济贫乏，或出于礼制解体，人多就便处理衣着，终于转成风气。武将文臣、名士高人，着巾子自出心裁，有种种不同名目。”(沈从文编著，王孖增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
⑩《旧唐书》卷45《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3—1954页。
(11)刘餗：《隋唐嘉话》卷下，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3页。
(12)学者孙机认为，李寿墓壁画人物所戴幞头即为“平头小样”，详参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13)《通典》卷57《巾子》，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23页。
(14)《唐会要》卷31《巾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5页。
(15)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巾子》，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7页。
(16)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9页。
(17)钱易：《南部新书》，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页。
(18)参见赵振华：《谈武周授封武承嗣的诏书和册书——以新见石刻文书为中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9)有关“样”的解释，可参见朱雷：《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吐鲁番、敦煌两地出土“点籍样”文书考察》，《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1—123页。
(20)马冬曾就“武家诸王样”的形制有过研究，认为“高头”可能受到西域胡族“高尖帽”的影响，所论有理。而一般通论性质的服饰史，也会提及唐代巾子的演化轨迹。(参见马冬：《唐代服饰专题研究——以胡汉服饰文化交融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2006年，第189—210页)本文所致力探索的，则是“武家诸王样”在政治过程中的意义及帽样产生的政治背景。
(21)《唐会要》卷36《氏族》，第775页；卷83《嫁娶》，第1810页。
(22)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94页。
(23)《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第2596页。
(24)有关“琳琅满头”的说法，可参见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33页。
(25)参见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5—331页。
(26)《隋书》卷12《礼仪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66—267页。
(27)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于军旅。”(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8页)
(28)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搭耳帽》，第106页。
(29)《新唐书》卷24《车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7—528页。
(30)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第148—149页。
(31)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幞头》，第107页。
(32)《隋书》卷61《宇文述传》，第1467—1468页。
(33)岑仲勉先生曾考订过浑脱帽，他认为“浑脱”一词应当“得名于伊兰语，或其帽系于浑脱舞时用之耳”。(氏著：《唐史馀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5页)
(34)张鷟：《朝野佥载》卷1，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页。
(35)《新唐书》卷80《常山王承乾传》，第3564页。
(36)黄正建研究员在研究大和六年(832)王涯有关舆服制度的奏议时，曾指出：“在唐代，规定冠服制度的基本是《衣服令》，而规定常服制度的主要是《礼部式》。”(氏著：《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唐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
(37)据传当时老子现身，告诫武则天说：“国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参见杜光庭：《历代崇道记》，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2—363页)武则天的第一次封建，因这一神异事件无果而终。此事固然荒诞不经，但联系当时情形看，颇疑有反对势力操纵了这次事件，用李唐国教的神灵来阻止武则天封建。
(38)武家诸王的封号，参见《旧唐书》卷183《武承嗣传》，第4729页。
(39)张鷟：《朝野佥载》卷1，第19页。
(40)《朝野佥载》卷3载：“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第72页)又如天授二年于淮南道婺州建武义县，如意元年(692)幽州置武隆县、江南道睦州置武盛县，证圣元年(695)河南道汝州置武隆县，等等。
(41)张鷟：《朝野佥载》卷1，第12页。
(4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67页。
(43)参见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5页。
(44)有关此理论，详参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45)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46)如《朝野佥载》卷4云：“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河内王懿宗妹，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歌’。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张)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拖绿草罗。定知纱帽底，形容似大歌。’则天大笑，县主极惭。”(第87—88页)
(47)如《通典》卷57《嘉礼二·帻》引蔡邕《独断》云：“帻，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所服也。汉元帝额前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王莽顶秃，帻上施屋(壮发谓当额前，侵下而生，今俗呼为‘主头’者是)。”(第1618页)
(48)《旧唐书》卷62《杨恭柔附杨执柔传》，第2383页。
(49)刘肃：《大唐新语》卷1，第7页。
(50)《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一月，第6463页。
(51)曹建强：《唐魏王武承嗣墓志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
(52)《通典》卷63《嘉礼八·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第1770页。
(53)张鷟：《朝野佥载》“补辑”，第178页。
(54)《通典》卷63《嘉礼八·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第1769页。
(55)据《朝野佥载》“补辑”载：“汉发兵用铜虎符。及唐初，为银兔符，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佩之。”(第178页)
(56)参见礪波護：《隋の貌閲と唐初の食実封》，《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舎，1968年，第249—291頁。
(57)《旧唐书》卷37《五行志·服妖》，第1377页。
(58)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页。
(59)参见《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第6628—6629页。
(60)参见《旧唐书》卷183《武延秀传》，第4734页。《新唐书》卷206《武延秀传》记事略同：“三思死，韦后复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仓曹参军何凤说曰：‘今天下系心武家，庶几再兴。且谶曰：‘黑衣神孙被天裳’，神孙非公尚谁哉?’因劝服皂衣惑众。”(第5839页)
(61)林世田：《<大云经疏>结构分析》，郑炳林等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62)《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二年二月，第6620页。
(63)《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二年二月，第6619页。
(64)《新唐书》卷76《韦皇后传》云：“五色云起后衣笥。”(第3486页)《旧唐书》卷51《中宗韦庶人传》亦载“宫中希旨，妄称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第2172页)两《唐书》皆未言“裙上”。按《册府元龟》卷80《帝王部·庆赐》：“(景龙)二年二月，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而方歇。帝令画工图其状，以示百寮。”(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28页)同书卷84《帝王部·赦宥》：“(景龙)二年二月庚寅，顺天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而方歇。帝令画工图其状，以示百寮。”(第996页)同书卷339《宰辅部·邪佞》：“韦巨源，中宗时为尚书左仆射。韦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而方歇。巨源以为非常嘉瑞，请布告天下，许之。”(第4005—4006页)三处均提及“裙上”，一般认为《册府元龟》的史料来自唐实录、国史，较两《唐书》更为原始，故此处取其说法。
(65)参见《旧唐书》卷51《中宗韦庶人传》，第2173页。
(66)《唐会要》卷31《舆服上》：“景龙四年三月，内宴，赐宰臣以下内样巾子。其样高而踣，皇帝在藩时所冠，故时人号为‘英王踣样’。”(第675页)
(67)参见《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二年二月，第6619—6620页。
(68)《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第879页。
(69)《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710)四月、五月丁卯，第6641页。
(70)《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六月壬午，第6641—6642页。黄永年先生认为中宗之死，可能是因为疾病，因为中宗的存在对韦后干政并无妨碍。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参见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综合当时朝局中的各种迹象看，中宗想要恢复皇权的作为，当是他致死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唐人杜佑同样认为，中宗之死，是因韦后、安乐公主毒杀，而非正常因病去世。(《通典》卷31《历代王侯封爵》，第870页)
(71)《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第879页。
(72)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田廷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9页)
(73)李林甫等编：《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7—119页。
(74)《资治通鉴》卷205，《考异》引《宜都内人传》，第6502页。
(75)《唐大诏令集》卷108《禁约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62—563页。
(76)《唐会要》卷31《巾子》，第675页。
(77)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6页。
(78)《旧唐书》卷45《舆服志》，第1954页。
(79)刘肃：《大唐新语》卷1《匡赞》，第10页。同见于《旧唐书》卷97《张说传》(第3057页)，文字略有不同。
(80)以上过程，参见《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一年至十四年”所载内容。(第6756—6772页)
(81)《旧唐书》卷97《张说传》：“(开元)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十二月薨，时年六十四。”(第3056页)
(82)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1《论衣冠异制》，王其祎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页。
(83)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第39页。
(84)此点蒙匿名评审专家提示，专致谢意。
(85)《旧唐书》卷113《裴冕传》，第3354页。“仆射样”，又见于《唐语林》卷4、《大唐传载》、《册府元龟》卷792、《太平御览》卷493、《唐会要》卷31等记载。
(86)关于唐代宦官问题，唐长孺、牛志平、何灿浩、矢野主税等中外学者都有精辟的论述。相关学术史，详参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近年黄楼博士学位论文《中晚唐宦官政治研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9年)，亦对宦官政治有详细的探讨。
(87)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卷91《杂仪》，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27—2328页。
(88)《资治通鉴》卷220，肃宗乾元元年九月，第7061页。
(89)参见《旧唐书》卷184《鱼朝恩传》，第4763页；《新唐书》卷207《鱼朝恩传》，第5863页。
(90)孙光宪：《北梦琐言》卷5，贾二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5页。
(91)《新唐书》卷9《僖宗本纪》，第281页。
(92)参见黄楼：《中晚唐宦官政治研究》，第149页。
(93)程大昌：《演繁录》卷12《幞头垂脚不垂脚》(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38页。
(94)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第39页。
(95)田令孜等人的政治表现，可参见《旧唐书》卷184《田令孜传》，第4771—4772页。
(96)《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服妖》，第879页。
(97)参见《旧唐书》卷175《昭宗十子》，第4545—4548页。
(98)《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服妖》，第880页。
(99)《锦绣万花谷后集》卷36《洛中纪异》，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页。
(100)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第39页。
(101)参见《通典》卷55《历代所尚》，第1543—1547页。
(102)比如，佩戴鱼袋的目的，一是区别等级，二是彰显荣重。《唐会要》卷31《舆服上》载永徽五年(654)八月十四日敕云：“恩荣所加，本缘品命，带鱼之法，事彰要重。”(第676页)
(103)参见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唐研究》第10卷，第299页。
(104)参见刘永华：《物：多重面向、日常性与生命史》，《文汇学人》2016年5月20日。新近利用这种理论的实证研究，可参见汤晓燕：《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105)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R.Ni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02.译文转引自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4页。
(106)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5页。
(107)孙希旦：《礼记集解》卷12《王制》，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8页。
(108)Arjun Appadurai,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概要观点可参见舒瑜：《物的生命传记——<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