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提到的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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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铁摩尔(48页)
对我来说,在北京令人眼花缭乱的外国社交圈子里,最有趣的人要属欧文·拉铁摩尔了。他的父亲曾在天津的一所国立大学教书,欧文被送到英国的公学(如私立学校)去读书,但他最终没有去读大学,而是选择去一家羊毛公司工作,作为公司的代理被派往内蒙古包头市的铁路终点站。在哪里有来自中亚地区的骆驼商队,他决定去那边闯荡一番,看看外围地带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一位可靠的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欧文骑着骆驼向西前往几年来鲜有外国人到过的地方。欧文在那里撰写了《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1929年出版),这是一本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旅行历险指南,同时更多的是一位极具才华的观察家的记录,而作者从孩提时代就会讲汉语,之后又开始学习蒙古语。后来欧文获得一项基金,在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1932年,当时日本公然制造伪满洲事件达到了白热化,欧文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Cradlle of Conflict)。该地区的现代国际史的布局,把它同中国早期历史联系起来,并且出色地勾勒出中国北部和西北边疆一带的非汉族部落政权兴衰的轮廓。这使得作者成为一名潜在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关于地缘政治,这是一个术语,是由当时Haushofer以及其他关注“中心地带”和边缘区域的学者在欧洲普及开的。
之前欧洲人记录的内容一成不变,都是关于条约特权和利益的,一切都归于欧洲的海上入侵,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本书就像一阵清风给人带来倾心的气息。当时,很多权威专家出版了大量关于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等方面的书,关于满洲的也有三卷,包括了许多法律的细枝末节,但并未涉及当地民众以及他们早期的斗争。
在我看来,欧文的主见一经阐发是不证自明的。他1940年出版的巨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给予我很多我至今仍在探索的概念。和往常一样,当你追根溯源这些思想时,毫无疑问它们还是悬而未决,如果突然从其他地方寻找到了灵感,你如何能确信这就是正确的呢?欧文通过他的想象力,结合他的实地观察,建立了一个历史理论的城堡。也许那些对知识并没有多少建树的汉学家只会对其报以嘲笑,但是他超越了那些学者研究的领域,已是一名蒙古问题专家了,并且还是用了俄文史料。
当我拜访拉铁摩尔一家时,我发现欧文为人友善并且神情专注。他戴着单片眼镜,拇指上戴着大扳指。在他的花园里还养着一只会用角顶撞人的山羊。因为我对欧文一直有一个主观的想象,所以当我见到他时,我就意识到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欧文的日常生活都由他的妻子埃莉诺·霍尔盖特·拉铁摩尔)Eleanor Holgate Lattimore)打理。埃莉诺是西北大学校长的女儿,非常热情、可爱,具有很强的社交能力,朋友遍天下。
2.丁文江、胡适等中国学界的大人物,49页
不久,我就拜见了学术界的领袖人物。我未来的岳父坎农博士,他写信把我介绍给他认识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生理学家。这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自从1915年出版了《疼痛、饥饿、恐惧、愤怒下的身体变化》( Bodily Changes in Pain, Hunger Fear and Rage)一书后,W.B.坎农已经成为一位在医学界广受敬重、享誉全球的专家学者了。1932年5月10日,坎农的有威望的朋友有了回应,我被邀请至东兴楼饭庄会见一些我应该认识的大人物。
这家著名的饭庄,靠近通往紫禁城东华门的那条大街。它围绕着中间的方池起造楼房,每边的楼层都分隔成一些独立的包间。当服务生大声喊出离去的客人名字时,下面的服务员也会跟着呼应。在这里,小费是一种对服务员鼓励的形式,数目的多少也会决定他们声音的高低。
我发现在等候我的人中,半数是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杰出人物一一胡适(1891-1962),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陶孟和(1887-1960),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调查所创办者。他们看上去都非常年轻,事实上也都仅有40来岁,都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
胡适曾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陶孟和毕业于伦教大学,丁文江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但他们都是从中国古代经典教育开始学习的,都是全能的角色,不仅是学者、管理者,也是当前政策问题的研究者以及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点的传承者。至今回忆起来,那次会面中留有不少憾事。
作为一个懵懂的新人,那时的我还远远不能认识到这些人的价值所在。以丁文江为例,那次见面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曾在英国留学7年,之后回国帮助创建了中国地质调查国的地质资源图(1916-1921),后来他负责经营煤矿公司,积极投身多个领域,经常出版著作,因此他很有影响力。
1926年,丁文江出任淞沪商署总办,管理整个大上海,试图将其建立成一个与上海公共租界针锋相对市政府。20年来,他始终是主张科学为中国进步之本的先锋。1936年,丁文江因煤气中毒逝世,之后胡适为其撰写了传记。197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夏洛特・菲尔特(Charlotte Furth)编写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
我在一封家书中曾写道:
我很惊讶地发现,胡适就是现代的伏尔泰。他坐在我的旁边,帮我递来竹笋和鸭肝,其他的每个人也都很友好。我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会是如此,但是无庸置疑,喝着中国白酒,我们可以畅所欲言。……真不知要怎样才能回报这份荣耀。
这次与中国学术界领袖的意想不到的接触让我受宠若惊,他们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我若不能被看作有前途的学者,这种希望便受之有愧。事实上,从那起,我就自信地认为自己前途广阔,虽然目前一切都还没有实现。他们对我这个美国留学生如此客气,是由于他们认为无论中外,整个学术界是自由的,思想也是有一致性的。
(1932年)两个星期之后,《独立评论》创刊号出版了。它是由胡适主编,类似《新共和》周刊的一本杂志,主要刊登一些政治评论文章。从此我将其作为教科书来进行研究。胡适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中国新文化运动”讲座,为他在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声望,然而这次讲座的内容直到两年后才结集出版。
1932年,我才听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青年学生爱国游行事件,在此之从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五四运动的思想和文化的文章。当胡适博土寄给我他的中文回忆录《四十自述》时,我极其惊讶,几乎没有人会这么早写自传。
我很难理解约翰·杜威(John Dewey)早在10年前就来到中国,两年多的讲学期间(1919-1921),由胡适担任他的翻译的重要意义。现在我明白了,杜威访问期间可能正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鼎盛时期。到了1932年,一党专政成为中国的新政体。北京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政治的话语权。然而他们的讨论对中国最终的进步还是不可或缺的。
3.宋美龄(244页)
为了促进中美关系,蒋夫人于1943年3月前往华盛顿,在参众两院联席议上发表演讲。她优雅的仪表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呼呼使得演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进一步吹大了自由中国的泡沫。我在3月10日记录道:“中央社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是对蒋夫人游说的报道。”后来在她回国之后我去拜访她,在我看来,她的一切表现只是骄傲促使下的逢场作戏。
我与高贵的蒋夫人进行了短暂的会面:经过一小时的谈话后,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回来。既然其他很多人对其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印象,那么我也记录下我的感受。总体来说,她一直竭尽全力扮演一位伟大女性的角色。谈话的内容大多广阔无边而不切实际。
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演员,拥有很多令人佩的品质,魅力非凡,直觉敏锐且智力超群。但其背后隐藏着悲伤的情绪。(我总是能够从女性身上发现不愉快的情绪,尤其是漂亮女性。)心酸的往事以及装腔作势的倾向,让人觉得不够真实。她的表情通常美丽而忧郁,讲话语调调节得很好,为了取得好的效果而会停顿,上嘴唇紧绷,显得不自然。但是偶尔她也会发出真诚的大笑,圆圆的脸上呈现出放松的表情,声音也不知不觉地提高八度。显然,这些自然而放松的表情让其余的一切显得做作而又可悲。
我在陈珍珠的带领下,经过许多行礼致敬的宪兵,最终来到一个小房向,屋内墙上挂着泰戈尔的画像,还有一只熊猫图片。她很快就从楼上走下来。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我说自己有兴趣让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曾在昆明待过,对美国士兵的生活感到担忧,为此帮助举行了一些演讲并得到一些回应,但还需要作更多的努力。对此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几个问题。
接着她问了我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中国的联系,而这些我都按事先准备好的话来回答。随后转入了一般性的话题,例如如何赋予美国人观念,反对其物质主义。我首先提到了“物质主义”一词,因为我发现美国士兵们提及中国的状况会用浴缸和冰箱的数量来衡量,假如这两者可以成为论据标准的话。于是她对于美国的物质主义讲了一些激烈的言辞。)在我看来,主要的抱怨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物质的东西,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嫉妒,为了表达愤怒的情绪就抨击这些养尊处优的美国人是物质主义,好吧,他们就是物质主义。)
为此我们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对此我将写成备忘录一一鼓励国务院文化司收集有关中国留美学生对美国的真实印象,即他们最初的印象,包括第一次愤怒、第一次敬畏以及第一次蒙羞诸如此类的个人感受,确实发自个人内心,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在她看来,这将引起美国士兵的思考,但我并未询问我们如何才能使该项问题受到美国士兵的认真关注。
紧接着表演开始了,在漫无边际的谈话中不时加入我们各自的看法。我提出了新闻审査制度的问题,但是她对此有所回避,转到其他方面。她凝视着远处说,生活是保持理想、保持幽默感以及能够应付周遭的情况的混合体;同时她还表示,我们是一场大戏中的演员,结局无法预料。如果她在谈中不虚假做作,那么我对她还会保留着最初的敬佩之情,如她在思索这个人是谁,他想做什么,他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
她看起来有些疲惫,头摇晃着,像一个老年人。我得到的印象是,很多事情让她不悦,尽管她的评论富有哲理,但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的事实。物质的落后伴随着精神的落后,彼此互相影响。
这一事实令她难以平静,另外,她对于中美双方互相理解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也没有办法),但她希望通过比喻、对比的方式使美国人冷静思考后有所领悟(景仰中国)。(我则通过教学方式来实现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毫无疑问,这可以通过战后出售蒸汽机来实现。这样一来,我通过教学方式,她则继续使用比喻的手段,皆大欢喜,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活那么久的话。)她问我为什么没有从事教育美军的工作,我回答说,我们应该先教育华盛顿。而对于中国,我依然认为首先需要取消新闻审査制度,让中国处于真实的状态之中。
1943年9月16日,重庆
4.山本达郎(377页)
1952年至1953年,在日本有10个月的时间学习语言和研究文献目录,这对我们这样已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来说,时间相当充裕。在一个日本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小群体中,我们结识了一些好朋友。山本达郎(Tatsuro Yamamoto)是东京大学最具有国际意识的一名教授,同时,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温文尔雅的贵族,精通法语、英语、汉语以及其他多种语言,此外他还是中越问题研究方面的权威,也是国际学术组织的日本代表。
1951年至1952年,山本达郎一家来到哈佛大学。此后,我们又在印度意外地遇到了山本达郎本人,当时他正在指导一个日本测量队测量和拍摄印度国内的建筑遗址,其工作的开展如同蚕吃桑叶,有条不紊。1953年,他的夫人山本纯子(Sumiko)帮助我和坂野正高( Banno)完成了有关近代中国的日本著作的参考书目的编译工作。她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从事教学工作,并发表了论述20世纪20年代中国反基督教运动的博土论文。与这些性情文雅的朋友比较,我觉得自己粗野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