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耻辱，科学的噩梦？

西闪/文

多年前读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既解惑又生疑。人类社会到底有没有以精神失常为表征的生理疾患？还是说，一切都是知识和权力的建构？如今想来，我似乎下意识地试图从历史里找寻答案。最近读医学史家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的著作《文明中的疯癫》，感觉有收获。

单纯的生理疾患没有历史。没人关注咳嗽的观念演变，也没有人对腹泻的时代特征感兴趣。但是有些疾病从来都不简单。它们既是对身体的折磨，也是对心理的侵扰，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威胁自身，还会对他人造成强烈的影响，甚而在实际层面与象征层面上动摇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性疾病，才是有历史的疾病。比如传染病，又比如精神失常。

希波克拉底讨论过他那个时代的“圣病”。在他看来，所谓圣病一点儿不特殊，同样由自然的原因引起。将其神圣化的人，要么是无知之辈，要么是江湖骗子。他说的圣病，历史上人们一般称之为“疯癫”（madness），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疾患大致同义。

暂且不论西方医学之父的对错，只需稍具历史想象力即可懂得，他的见解在当时太过新颖。面对令人束手无策的疯癫，将不幸归因于神明、邪魔和命运，远比托付给力有未逮的医术更为安心。不过，希波克拉底提供的新思路无疑是革命性的。从此，非自然解释与自然解释形成了长期的“双轨制”，让医生和巫祝以不同的方式为疯癫之人提供安慰。

比希波克拉底的时代晚不了多少，中国人在《灵枢》中就有专篇讨论疯癫之症。可见在东方，人们对疯症成因的看法也分成了自然与非自然两种。不同的是，这两种观念有明显的等级特征。社会精英很早就认识到了疯癫的生理属性，但是身居底层的多数人仍然求助于祈祷、法事和神灵。

正所谓“医乃仁术”，在医儒不分的传统下，中国医生比西方同仁们更早关心疾病与医疗的社会意义。即使坚信精神失常源于器质性问题的医生，也不得不倍加留意疯癫对群体造成的损害。由此人们想方设法应对疯癫之举的社会破坏，最终形成了一套融入礼法的处理兼惩戒的原则。结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疯癫的社会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保守的制度也束缚着社会观念，使得人们对疯癫的认识和治疗裹足不前。

重大的进展出现在伊斯兰世界，标志是医院的普及。面向患者和弱者的医院，其雏形最早见于拜占庭帝国，但这种不同于战地医院的慈善机构得以推广，是在伊斯兰教统治下实现的。在最早的医院里，疯癫者就在第一批收治的病人之列。从八世纪末到十二世纪，伊斯兰城镇遍布大大小小的医院，其中也不乏专门处置精神错乱者的空间。

可以想见，医疗机构的建立，对于疯癫而言，是一种定义上的更新。尽管在今人看来，这种定义包含着难以忍受的残酷，可是想到长期以来被社会和家庭遗弃荒野自生自灭的人，这些残酷仍有无可奈何的价值。

与伊斯兰世界形成对比的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欧洲，那是一个贫困、暴力和病魔肆虐的时期，短促的平均寿命足以证明这一点。另一个显著的佐证则是识字率。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中世纪欧洲的绝大多数人丧失了起码的读写能力，医学也不可避免地沦为文明凋敝的牺牲品。这直接导致人们看待疯癫的观念陷入停滞甚而倒退。

别说医学，就连宗教也跟着堕落。早期基督教强烈反对偶像崇拜，把施行法术当作奇技淫巧。但是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在向北方蛮族传教的过程中似乎也沾染上了萨满的习气，认定摧毁异教神庙，驱离依附于人身上的魔鬼，树立形形色色的圣人，施展更多更强大的神力，足以治愈那些灵魂扭曲的疯癫之人。

教徒热衷于“搭救”那些疯癫者，是因为驱魔的过程特别彰显上帝的全能。不少中世纪的绘画和雕塑都在描绘这样的场景，文学也不例外。譬如在《神曲》里，但丁对第八层地狱的欺诈者、作伪者施以的惩罚就是让他们染上麻风、水肿和疯癫。

疯癫是罪孽的结果，罪孽是最严重的疯癫，而所谓罪孽，就是违背神的旨意。这种把疾病当作恶行的社会观念改变了疯癫的定义，也主宰着患者的命运。

直到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复苏并逐步改善，这一局面才得以改观。大学出现了，医生有了自己的行会，被伊斯兰世界保存和发展的医学典籍，连同他们的医院一起成为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一个有别于僧侣的知识阶层开始壮大成型。渐渐地，医生们发现他们手中有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知识架构。凭借它，医生不仅可以描述疯癫解释疯癫，还可以为大众提供一个与宗教截然不同的信念，让患者和他们的亲人相信，世上的确有人懂得他们的痛苦究竟因何而起，也知道缓解乃至治愈疯癫的方法。现在看来，这种重返理性的态度显然昭示着文艺复兴的精神。

矛盾的是，尝到理性“甜头”的人在某些时候反而会变得更激进。在这样的人眼里，疯癫并非自然，而是对理性的冒犯、亵渎和羞辱。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猎巫运动。这项既狂热又残酷的大规模迫害活动虽说早已存在，高潮却出现在16至17世纪，适逢欧洲文艺复兴的鼎盛期，足以说明观念与事实的错位可以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这也意味着在医生和教士的联手下，不少精神疾患被逐出了疯癫的范畴，赶入了天谴、邪灵、撒旦以及黑暗势力等超自然的领域。反倒是莎士比亚那样的文学家，还愿意把疯癫置于人性之中，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娱乐大众。可惜在他们的笔下没有内在的、安静的疯癫可言，舞台上无休无止的躁狂和暴烈，昭示着难以挽回的人物命运。偶尔也有恢复理智的文学角色，但一旦那个人清醒，就会像堂吉诃德那样死去。

在这一时期，贵族和知识阶层迷恋的是忧郁症。毕竟，这种无伤大雅的疾患不会给社会带来太多的恐惧。与此类似，还有各种疑神疑鬼的癔症，歇斯底里的精神崩溃，这些得到“资格认证”的疯癫在文化的助推下流行开来。事实上，人们心照不宣地把它们视为文明开化和高雅修养的明证。一位英国医生就认为，神经疾病是社会地位的产物和证明，傻里傻气的下等人不会情绪低落，只有生活优雅的上流人物才会神经衰弱。这种曲折的自我恭维，连大卫·休谟也抵挡不住。

在福柯看来，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对待疯癫的态度还算宽容，顶多用“愚人船”之类的方式将疯癫者放逐。只是到了17世纪至18世纪，疯癫才受到更残酷的对待。因为在启蒙时代，疯癫被视为与理性势不两立的敌人，成为体制全面压制的对象。但是斯卡尔对疯癫史的梳理与福柯的描述有明显的出入。线性化的分期或许有利于理论批判，却有可能忽略了事实的复杂性。放逐、禁闭、收容、矫正、规训，每一项针对疯癫的社会措施在那个时代都不是排他性的，它们的理由和动机也相当纠缠，医学的、神学的、政治的、社会的目的，以及纯粹的利益，使得近现代的精神疾患在现实世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纷繁芜杂。

应对疯癫的机构既有污秽不堪的疯人院，也有清洁雅致的疗养所，很多时候重点在于阶级，而不是理性。这并不意味着福柯的批评全错了，他认为精神病学以及治疗是一种庞大的道德监禁。但我要说，这座巨大的“监狱”也分不同待遇的“牢房”，穷人没有能力患上“体面”的疾病。另一方面我也清楚，从所谓的古典时代到19世纪，再到我们的时代，“疯癫”这个词逐渐隐退，“精神疾患”取而代之，整个演变的过程仍有正面的价值。

要点是我们到底如何看待人，看待人性。一些人认为，人性存在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只是这种东西一直遭到社会的污损和扭曲，甚至彻底丧失掉了。在这些人的眼中，文明无非社会压倒个人的全部过程。粗略而言，福柯对疯癫的剖析建基于此。顺着异化论的“逻辑滑梯”，诞生了更激进的观点——疯癫根本就是社会建构出来的神话（myth），疯癫者不是身体有病的人，而是社会的受害者。可是，有没有超脱社会的人性？或者说，个人必然与集体水火不容吗？我有些疑虑。

但是不管怎么样，异化论推动了精神病学的发展。它帮助医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无上的权威，在观念上实现了从“疯癫”更替为“精神疾患”的巨大转变。

因此，19世纪的法国人更喜欢把精神病学称为“aliénisme”（异化学），而不是德国人发明的“psychiatry”。他们还称精神病医生为“异化学家”，英语里的“alienist”就源自于此。

古怪的是，异化学家也兜售退化的观念。他们毫无新意地再次将疯癫视为社会败坏的产物，把精神失常的人置于文明的对立面。不过可以想见，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异化与退化的观念都大幅消退。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战争才是最大的疯癫。医生们把空洞的哲学思考撇在一边，致力于医疗技术和药物研制的发展。休克疗法、电击疗法、脑白质切断术……像钟摆一般，精神病学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一切问题都归因于身体和大脑。

一些人开始怀疑，精神疾患似乎是为了配合医疗技术和药品研发而发明出来的。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种不无道理的质疑明显加剧。如果说作家海明威、诗人普拉斯等人的自杀还没有唤醒大众的警惕，那么《飞跃疯人院》《发条橙》等影视作品做到了。人们尖锐地批判了精神病学的极端化，甚至有理由怀疑，精神分裂真的存在吗？抑郁症是不是制药公司的阴谋？

直到今天，这样的怀疑还在继续。比如说，注意力缺失症是不是虚构出来的？被全世界医生视为圣经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罗列的精神疾病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噩梦”？这样的质疑不仅出自社会大众，也发生在精神病学内部。

也许正是因为怀疑，精神病学才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主要证据来自精神病院的住院人数。据统计，今天美国大概有5万名患者住院治疗，而在1955年，这个数字至少超过百万。

而这种疯癫，20世纪的精神病学错综复杂，

在《文明中的疯癫》的最后，斯卡尔没有妄下断言，而是继续提出疑问——精神疾患真的可以完全简化成生理问题吗？我认为答案是分明的。一种文明、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文化，它们如何看待精神疾病，如何给症状分类和排序，如何医治并预期病程及疗效，这些都会影响精神疾病本身。因为“疯癫”是最个人的也是最社会化的疾病，只要人性没有终极定义，它也不会被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