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江湖，我们的历史
（一）
毋庸讳言，若干年以前我当过文艺青年，留过长头发，也装模作样地玩过吉他。但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知道自己还是相当地不够格的。作为证据的是，在那个年代，我从未有胆量称自己为一个“诗人”。
后来，我剪掉了长发，放弃了吉他，走过了一段波澜不惊的人生。
直到2006年的某一天，我来自清华的同事递给我一本叫做《江湖外史》的书。翻阅之中几度热泪满襟，忽然发现自己以为愈合的全然没有愈合，曾经做梦的梦还依旧，无论是其中作者提到的哪一个诗句，海子或是麦芒、西川或是臧棣，几乎无一不将我准确地击中。对此我不是没有一点奇怪的，因为这种准确究竟对准了什么？我对此甚是迷惑。
我并不是在进了复旦之后才知道大学是什么的，更不是在那时候开始接触诗歌。我在高校校园里长大，当然不是在未名湖畔，而是在烟花三月的江南。我五岁能背唐诗三百首，十一岁熟读北岛和顾城，对于中文的两种极为不同的组合方式，早有一种奇妙而难传的领会在心头。但是，这一切，同《江湖外史》这本书所讲的那一代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本书的附录中，有一篇《那些北大的才子们》，说出了与我大抵类似的心境。作者李方声称自己不过是当年北大台下的“之一”，对于台上那些闪烁的群星们始终抱有一种仰慕的心情。他几乎是一一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寥寥几笔的刻画仍不免让人误以为有“为人作序”那样的一种矫情在其中，但最后一段话却改变了这一切。最后他提到与久仰大名却无缘得见的师兄的偶然相逢，竟然是在一次新同事的见面会上，作者说：“当时我差点跪在他面前。”读这段文字时我揣想，相逢时那位“师兄”必定一脸的尘土，不知道有没有早生华发，但多半已不复当年北大时的风流。若非如此，作者不会在最后写下这样一段煽情的话：
“我不管你们后来怎样，好也罢坏也罢，我只在乎你们给我的回忆。回忆中，我永远是仰慕你们的‘之一’。”
我是明白他这句话的，对于“那些北大的才子们”，无论是一直生活在底层的，还是被排斥于“主流”之外的，甚至，也包括那些取得了当代式的“成功”的，无论是哪一种，对他们而言都算不得是一个好的结局。而相比起来，始终不得志的，作为主流价值的对立面，他们倒可以引用这样一句话来表明出身：
昔日是天上的群星，如今是流落人间的王子。
但可惜我所怀有的，仍只是“大抵类似”的心境。因为即便我也确乎站在台下，站在起伏的人潮中，但我仍无法将自己归作其中“之一”。说起来，在我所身处的年代，在校园中诗歌早已过了鼎盛的时期，因此我的小学实习女教师递到我手头的北岛的诗集，其实是一份仓促而错位的际遇，它轻易地浸透了我幼小的心灵，而当我真正进入大学时，却发现手中紧紧攥着的不过是早已过期的票据。我也曾加入诗社和剧团，但是在九十年代的高校，“文艺青年”已经有了不同以往的含义。在我看来，那时候台上的领袖们，也包括如今某些写着怀旧文字的那些人，身上脱不了一种“满清遗老”似的腐败气息。
李方说作为“之一”他的心灵难以对抗岁月的消磨，因而他必须借助他人的回忆。他以这样一种方式为“回忆”正名，力图说明那并不是一种孱弱，而是“文化的本质”。面对诗歌的没落，他甚至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小蔡（《江湖外史》的作者）在每一篇文章里都要大量引用当年北大才子们创作的诗歌。我一边读一边想，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曾经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再触碰这些东西了，而且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也不会。青春也许是在嘲笑中结束的，比如当人们嘲笑那些诗歌的时候，甚至我也跟着附和两声。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不敢站起来说：你们懂个屁。”
让我替他把话说得更直接一些吧：在每个时代，他都仅仅是“之一”而已，区别在于，在当下的时代他欠缺认同，而当年台上的人们如今回过头来把他列入了历史——一个已然逝去的前朝的历史。他们在这种所谓的“回忆”中保持着同一种鞠躬的姿势。
我并不是在嘲笑他，事实上，我从未加入他所说的嘲笑者的行列。在我看来，他也就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也恰恰是我所最为关注的“大多数人”。我看到我那位看上去很乖的同事，她显然也不是台上的群星，但这丝毫不妨碍她欣赏书中的诗句。这是属于我们的一种“通病”——我们在各自所处的高校承袭了那种遗老的文化（标志就是对“传说中的师兄们”充满敬意，不像有些横空出世的80后或者90后敢于问一句“某某是哪根葱”），那种文化里仍留有所谓“传统的价值”，而我们又生活在如此“当代”的一个社会，花了很多力气去适应它坚硬而冰冷的规则。我们身上都存在着那样一种错位，“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而人家却说：我自言我的青春，干卿何事！
所以我始终不是一个“诗人”。真正的诗人生活在上一个时代，他们随手写在墙上的句子，可以让偌大的校园一时洛阳纸贵。而我所涂抹的文字，晾在自己的主页上，少有人问津——这也不是一种抱怨。回想当初的那些我其实并无兴趣的诗社与剧团，罕有人知道我竟全都在场。
非关现实，只是身处现实之中，你总有一个立场而已。而历史地来看，从来都只有两种立场：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而对后者来说，无论你们彼此之间多么缺乏相互的认同，你们都共享“非主流价值”这一共同的称谓，而这个称谓所指称的一切全都相对于“主流价值”而站立。因此，你力图跳出这两种立场的对抗转而去批判第三种价值，那只能是幻想。
马克思总是在批判他的同伴而不是敌人时显得更为刻薄。同理，将我误认为一个“成功人士”，是可以接受的；将我误认为一个“文艺青年”，则是不可饶恕的。
当我读《江湖外史》这样的一本书，我仍旧会流泪。我很同意它本质上是一本诗集。
只不过，我既然错过了那样一个年代，我就永不可能是他们中的“之一”，而与此同时，当我在当下这个时代成长，作为我历史的却是他们的回忆。那是怎样的一种复杂的立场呵。
毋庸讳言，若干年以前我当过文艺青年，留过长头发，也装模作样地玩过吉他。但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知道自己还是相当地不够格的。作为证据的是，在那个年代，我从未有胆量称自己为一个“诗人”。
后来，我剪掉了长发，放弃了吉他，走过了一段波澜不惊的人生。
直到2006年的某一天，我来自清华的同事递给我一本叫做《江湖外史》的书。翻阅之中几度热泪满襟，忽然发现自己以为愈合的全然没有愈合，曾经做梦的梦还依旧，无论是其中作者提到的哪一个诗句，海子或是麦芒、西川或是臧棣，几乎无一不将我准确地击中。对此我不是没有一点奇怪的，因为这种准确究竟对准了什么？我对此甚是迷惑。
我并不是在进了复旦之后才知道大学是什么的，更不是在那时候开始接触诗歌。我在高校校园里长大，当然不是在未名湖畔，而是在烟花三月的江南。我五岁能背唐诗三百首，十一岁熟读北岛和顾城，对于中文的两种极为不同的组合方式，早有一种奇妙而难传的领会在心头。但是，这一切，同《江湖外史》这本书所讲的那一代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本书的附录中，有一篇《那些北大的才子们》，说出了与我大抵类似的心境。作者李方声称自己不过是当年北大台下的“之一”，对于台上那些闪烁的群星们始终抱有一种仰慕的心情。他几乎是一一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寥寥几笔的刻画仍不免让人误以为有“为人作序”那样的一种矫情在其中，但最后一段话却改变了这一切。最后他提到与久仰大名却无缘得见的师兄的偶然相逢，竟然是在一次新同事的见面会上，作者说：“当时我差点跪在他面前。”读这段文字时我揣想，相逢时那位“师兄”必定一脸的尘土，不知道有没有早生华发，但多半已不复当年北大时的风流。若非如此，作者不会在最后写下这样一段煽情的话：
“我不管你们后来怎样，好也罢坏也罢，我只在乎你们给我的回忆。回忆中，我永远是仰慕你们的‘之一’。”
我是明白他这句话的，对于“那些北大的才子们”，无论是一直生活在底层的，还是被排斥于“主流”之外的，甚至，也包括那些取得了当代式的“成功”的，无论是哪一种，对他们而言都算不得是一个好的结局。而相比起来，始终不得志的，作为主流价值的对立面，他们倒可以引用这样一句话来表明出身：
昔日是天上的群星，如今是流落人间的王子。
但可惜我所怀有的，仍只是“大抵类似”的心境。因为即便我也确乎站在台下，站在起伏的人潮中，但我仍无法将自己归作其中“之一”。说起来，在我所身处的年代，在校园中诗歌早已过了鼎盛的时期，因此我的小学实习女教师递到我手头的北岛的诗集，其实是一份仓促而错位的际遇，它轻易地浸透了我幼小的心灵，而当我真正进入大学时，却发现手中紧紧攥着的不过是早已过期的票据。我也曾加入诗社和剧团，但是在九十年代的高校，“文艺青年”已经有了不同以往的含义。在我看来，那时候台上的领袖们，也包括如今某些写着怀旧文字的那些人，身上脱不了一种“满清遗老”似的腐败气息。
李方说作为“之一”他的心灵难以对抗岁月的消磨，因而他必须借助他人的回忆。他以这样一种方式为“回忆”正名，力图说明那并不是一种孱弱，而是“文化的本质”。面对诗歌的没落，他甚至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小蔡（《江湖外史》的作者）在每一篇文章里都要大量引用当年北大才子们创作的诗歌。我一边读一边想，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曾经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再触碰这些东西了，而且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也不会。青春也许是在嘲笑中结束的，比如当人们嘲笑那些诗歌的时候，甚至我也跟着附和两声。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不敢站起来说：你们懂个屁。”
让我替他把话说得更直接一些吧：在每个时代，他都仅仅是“之一”而已，区别在于，在当下的时代他欠缺认同，而当年台上的人们如今回过头来把他列入了历史——一个已然逝去的前朝的历史。他们在这种所谓的“回忆”中保持着同一种鞠躬的姿势。
我并不是在嘲笑他，事实上，我从未加入他所说的嘲笑者的行列。在我看来，他也就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也恰恰是我所最为关注的“大多数人”。我看到我那位看上去很乖的同事，她显然也不是台上的群星，但这丝毫不妨碍她欣赏书中的诗句。这是属于我们的一种“通病”——我们在各自所处的高校承袭了那种遗老的文化（标志就是对“传说中的师兄们”充满敬意，不像有些横空出世的80后或者90后敢于问一句“某某是哪根葱”），那种文化里仍留有所谓“传统的价值”，而我们又生活在如此“当代”的一个社会，花了很多力气去适应它坚硬而冰冷的规则。我们身上都存在着那样一种错位，“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而人家却说：我自言我的青春，干卿何事！
所以我始终不是一个“诗人”。真正的诗人生活在上一个时代，他们随手写在墙上的句子，可以让偌大的校园一时洛阳纸贵。而我所涂抹的文字，晾在自己的主页上，少有人问津——这也不是一种抱怨。回想当初的那些我其实并无兴趣的诗社与剧团，罕有人知道我竟全都在场。
非关现实，只是身处现实之中，你总有一个立场而已。而历史地来看，从来都只有两种立场：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而对后者来说，无论你们彼此之间多么缺乏相互的认同，你们都共享“非主流价值”这一共同的称谓，而这个称谓所指称的一切全都相对于“主流价值”而站立。因此，你力图跳出这两种立场的对抗转而去批判第三种价值，那只能是幻想。
马克思总是在批判他的同伴而不是敌人时显得更为刻薄。同理，将我误认为一个“成功人士”，是可以接受的；将我误认为一个“文艺青年”，则是不可饶恕的。
当我读《江湖外史》这样的一本书，我仍旧会流泪。我很同意它本质上是一本诗集。
只不过，我既然错过了那样一个年代，我就永不可能是他们中的“之一”，而与此同时，当我在当下这个时代成长，作为我历史的却是他们的回忆。那是怎样的一种复杂的立场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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