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概括

追问近代哲学在中世纪晚期的根源，或者说将近代哲学放回中世纪晚期背景下，类似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雷思温《敉平与破裂》可谓“没有中世纪，何来近代”： 面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传入造成的思想动荡【①形而上学不同主题“作为存在的存在”和“普遍意义上的实体”与“神圣的最高存在者”的矛盾；②古希腊理神与希伯来犹太神；③普遍的存在者不再依赖最高存在者，并非后者的创造与流溢】，阿奎那系统性地吸收亚里士多德主义，却埋下潜在威胁【①上帝对理性的超越性遭削弱；②上帝与受造物的相异性被削弱；③上帝实践领域的超越性被理性的存在秩序削弱】。 司各脱则使形而上学去中心化【存在既有单义性（敉平），又有超越性（破裂）：存在的概念（上帝给予有限心灵的概念，即并没有给予上帝与受造物以实在中的共同性）对于上帝和受造物是单义的，但是存在的概念又超越属相和范畴，从而保留了超越性】，不再聚焦于最高存在者或者作为核心含义的实体，而是研究超越者【①超越者:存在②共存的超越性属性:一、真、善好③分离性的超越者④无条件的完满性】，从A纯粹形而上学“存在的敉平”出发，经B本体论神学捍卫上帝的超越性，走向“存在的破裂”，最终以C非形而上学的实践与神圣意志超越思辨的形而上学而进一步捍卫上帝的超越性，同时将上帝与受造者去中心化的关系重新弥合、中心化于上帝之爱的神学秩序。 司各脱对超越性的强化建构，导致①“作为受造物与上帝中介的形而上学相似性与比例性逐渐削弱”，即（人类理智与上帝之间）中介的消失，而②受造物更依赖于上帝，同时③暗中赋予人更多的自立性与自主性（人类理智的自我确定性与自由意志），最终形成了“重回希伯来”的宗教改革与近代哲学“人的自我拯救”双重结果。 笛卡尔、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等近代哲学家都延续中世纪晚期面对一个无限的、超越性的上帝：①笛卡尔我思与上帝之间立体化张力，与司各脱的形而上学有相似的结构；②而斯宾诺莎走向平面化哲学，将超越性的上帝转化为内在性的上帝；③莱布尼茨以《神义论》化解这一独裁上帝对人类知识秩序和道德-政治秩序的破坏；④在德国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那里，可以看到这位超越的上帝与自我意识的张力如何得到和解与综合；⑤而尼采“上帝死了”的断言，似乎也在隐隐呼应笛卡尔曾经的困境。 Ps：司各脱的意志主义以及强调实践高于思辨，似乎也可以说是实践转向、非理性转向的一个哲学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