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研究一个单词的历史绝不是浪费时间。

——吕西安·费弗尔，1930年

本书实际上为作者针对“自由主义”这个词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所作的梳理。在19世纪初“自由主义”这个词语出现之前，“自由”这个词与聚焦于个人和个人利益的现象并不挂钩。追溯到其在共和时期的起源，“自由”是一种道德和公民理想，它代表了在古罗马时期，当事人具有公民身份，不是奴隶，不受主人专断意志的制约，也不屈从于任何人。罗马人认为，只有在法治和共和宪法的保证下，才可能实现这种自由状态，但同时，对他们而言，一部共和宪法并不足以确保自由，还需要公民践行慷慨，即对待其他公民时需秉持高尚而大方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此时，自由的对立面是自私，罗马人称之为“奴隶性”——那是一种只从自己的需要、利益和享乐出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但践行慷慨并非易事，西塞罗和塞内加用大量篇幅阐述了给予和获得需要遵循的原则。慷慨很明显是一种贵族精神，是人生自由、富有、社会关系优越的人设计出来并约束自己的。

其后，不论是中世纪的基督教，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博雅教育，“慷慨”与培养“慷慨”所必须的博雅教育一起，仍被视为是培养社会领袖及贵族阶级所不可或缺的。新教的宗教改革则改变了慷慨一词原有的天主教含义，新教的《圣经》传播了一个理念，即慷慨不仅是君主或者贵族的价值，还是一种普世的基督教精神，并将其的翻译从早期的“高尚”、“合乎君主身份的”，改译为了liberal。然而，真正具有晚近所指代的“自由”含义的词语，直到法国大革命才时期才初露端倪。

自由主义一词在1811年前后，由拉法耶特、斯塔尔夫人、邦雅曼·贡斯当等人第一次赋予了它内涵，即便几百年来，“自由”一词形容的都是统治精英的美好品德，但是在拉法耶特和他朋友们的努力下，一种与之竞争的新词义开始得到传播，一些人开始用这个词形容美好的理念、情操，甚至是宪法。拉法耶特则时常称赞他所说的美国的“自由”宪法或者“自由制度”，这也是“自由”一词的政治含义开始流行的原因之一。此后，“光荣三日”标志着自由主义的一次大胜，但“七月革命”的热潮很快被失望取代，自由派遇到了新的劲敌“社会主义”。

1848年1月，托克维尔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以惊人的远见，预见了一场新的革命正在迅速到来，他认为革命的诱因正是七月王朝的种种缺陷。正如托克维尔所预见的，巴黎发生了革命，且在欧洲各处引起震荡。法国在1848年4月举行的新国民议会选举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男性拥有普选权的选举，然而讽刺的是，选举使包括王党分子在内的保守派成为多数并上台执政。1848年12月，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不可能预料到的事情，在法国首次基于普选的总统选举中，前皇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去到了压倒性的胜利，然而，作为总统的路易·拿破仑，采取了新的举措，法国大革命的标志被宣布为非法；红帽子被取缔，自由树被砍倒，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钳制……一些史学家将路易·拿破仑建立的政府形式称为现代警察国家的早期版本。

1848年后,欧洲自由派开始痴迷于教育和教化公众。他们争论应该如何开展这项工作些人倡导传播并推行自由放任的原则;一些人对此变得极为教条。这些自由派在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后,声称工人的行为恶劣,因为他们不懂“经济规律”。工人的无知使他们容易上当受骗、接受骗子鼓吹的空想和荒谬的思想。因此,政治经济学家最紧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公众传播正确的经济学知识。防止社会主义思想的蔓延、弘扬自由放任主义来对抗社会主义才是至关重要的。工人们需要了解,政府想要战胜甚至驯服经济规律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法定慈善”造成了贫困问题,而不是防止了贫困的产生。

许多自由派人士将1848年革命归咎于普遍的道德败坏，托克维尔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也明白，这不仅是公众的问题，还有领导者的问题，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呼吁领导社会的人“对民主加以引导”。与此同时，人们对拿破仑三世的政府组织形式饶有兴趣，托克维尔最终用“恺撒主义”——指代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同时又宣称代表人民意志的军事强人统治——来形容这类专制。正当法国自由派致力于让恺撒主义的民主变得自由时，大西洋彼岸出现了一位领袖，他成为法国自由派渴望的那种统治者的象征。这位领袖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总统之一——亚伯拉罕·林肯。林肯的一系列成绩使得法国自由派看到了民主与自由共存的可能性，然而，这种美好的美国政治理想并没坚持太久，格兰特总统统治下的美国政治生活变得极为道德败坏，这样的境况促使一个新且短命的政党在1872年成立了。

但是,自由共和党在一个重要问题上的立场非常一致:他们希望“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注入更高的道德精神”°。他们大声谴责那些把选民当作羊群一样随意欺骗以中饱私囊的“贪婪政客”。他们提倡在公共生活中要有更多的诚信、爱国和男子气概。如果美国的民主想要抵御恺撒主义带来的危害,就需要这样的领导人品质。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特征。

和林肯一样，威廉·格莱斯顿也成为国际知名的自由原则和价值的象征，而他的声望很大程度来自于公众对他的认识，即他致力于教育英国公民，提升他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人们认为他是一位坚持原则、为整个共同体奋斗、不受制于任何个人私利的领袖。与之相反的，则是被称作“自由主义的掘墓人”的俾斯麦。然而，这样一个对自由主义不屑的强人，却得到了部分德意志自由派的拥护，原因在于德意志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前，任何进步的目标都难以实现，这使得德意志的自由派也不得不期待出现一位有决断力的领导人来改变这一僵局。

到了19世纪末，自由主义的诉求在世界各地仍然饱受争议，尤其在美国，这些诉求格外激进化了，“自由”一词被用来描述公开的无神论者、性自由和避孕权的倡导者。然而在法国，教会的支持者却将“自由主义”与天主教和右翼运动绑在一起。在谈及政府的角色时，则存在两种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旧自由主义者，干预主义者和自由放任主义者。双方都坚称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到了1917年，自由主义的含义已经大大脱离了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原义以及之后一个世纪与法国政治发展的联系。 围绕“自由”的含义展开的这些争夺虽然难解难分，但是都没有设计自由主义的起源。自由主义的两个流派都声称他们的版本源于英格兰的历史，这只是将法国和德国逐出自由主义历史的序幕。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化了英美同盟的意识,德国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贡献逐渐被遗忘或丢弃。不久之后,法国的贡献也被尽量弱化了。同时,自由主义、民主和西方文明几乎成了同义词,而美国由于实力的增强被选为其主要捍卫者。

将自由主义等同于美国,这一理念借由战后发明,并在美国大学教授的西方文明课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传播。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美国在一战中的立场和其捍卫的对象。

……

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巩固和传播了美国作为自由主义、民主和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和捍卫者的观点，在那时的许多人心中，这几种事物实际上就是一回事。

围绕自由主义的争论今天仍在继续，它饱受争议，且内部存在分歧，这都不新鲜，不一样的是当代的自由主义者如何描述自己的定位和理念。如今他们压倒性地强调个人权利和选择，却极少谈及义务、爱国主义、自我牺牲或是对他人的慷慨。这些术语在当代自由主义语汇中的缺失反倒凸显了它们的意义。自由主义者已经将道德高地拱手让给了他们的对手。本书中讨论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们都不会支持“动物性需求”或排斥共同利益，同时他们也都坚信政府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