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和朋克们的士绅化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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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真性是城市独有的特质，既体现在城市的物理空间，同时也折射出城市内部的文化与社会关系，关乎于日常体验的逐步累积。在《裸城》中，Sharon Zukin针对纽约中的六个街道样本，阐释了地下文化们如何对抗城市士绅化，并试图找出从文化角度解决城市中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方法。
嬉皮士、朋克乐手、垮掉派诗人、先锋艺术家、社区农园主以及他们所带来的「非常规空间」，无意间内化成了城市原真性的一部分，成为城市文化的培养皿。然而士绅化进程却将他们的抗争推向了「公共空间」。
为了描述士绅化力量如何影响城市原真性，作者构建出资本、政府、地产开发商、媒体和消费者品味共同构建的城市空间与文化图景，这些因素不约而同地推动着各个城市之间同质性的形成。
/ 什么是原真性
//谁在呼唤原真性
对于城市原真性的关注始于60年代，彼时正值「垮掉的一代」和「嬉皮运动」的鼎盛时期。历史保护论者、社区保护主义者、中产阶层化者成为早期城市原真性的捍卫者。
历史保护论者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上层阶级，强烈反对拆除承载城市记忆的老旧建筑；社区保护主义者则更加激进，试图捍卫弱势群体在城市发展中的权利；中产阶层化者通常具有审美和伦理的话语权。
//如何评估原真性
Zukin将影响城市原真性的要素归结为资本、地产开发商与政府、媒体、消费者品味等方面。
起初，原真性是一种美学概念，吸引「文化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在城市发展的语境下，原真性逐渐成为权力的工具，时至今日，「过度的建设、过快的变化和对标准化审美的反感，共同构成了对各个城市和社区之间大同小异的厌恶」。
如同在Zukin的《权力地景》提到的，在城市更新进程中，消费阶层与评论阶层的力量扮演重要的角色。任何商业文化都会带来新的原真性，例如，在媒体和评论阶层的推动下，餐饮成为了城市中的新艺术。
/ 非常规空间
//东哈林与街头叙事
东哈林原本是工人阶级的黑人聚集区，是一个种族构成更多元的低收入社区。上世纪70年代，频繁的暴力和纵火事件、散乱的城市景观、以及政府鼓励对贫困地区的保守态度，基本的社区服务开始慢慢淡出东哈林，这里的居民连同本地的原真性一起被推向政治边缘。纽约其他社区相比，东哈林的原真性更加「危险」，公共管理缺位将街头叙事推向主流，这也是哈林街头成为嘻哈文化发源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哈林社区的种族构成更复杂。东哈林社区居民超过12万人，其中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占81%。因此，东哈林的原真性还来自于种族认同，这种认同构成了脆弱社会结构的支点。
鲜明的文化特征、低廉的地价使东哈林成为地产开发商投机的目标。然而哈林的街道中，安全和危险的界限变得比以往更加模糊，嘻哈音乐的消费者们开始渐渐厌倦街头叙事。在地产商的入侵下，东哈林的原真性被作为文化符号重新包装，但原住居民开始流离失所。
2016年哈林区正面临着对本地15条街道重新分区的问题，并将其作为纽约20万套保障性住房计划的一部分。大量新居民的迁入对东哈林的原真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该计划推行前，东哈林是一个由租户构成的社区，仅有约8%的自住住宅。同时，超过一半的租房者将30%以上的家庭收入用于支付租金。
// 东村的波西米亚乐园
在东村，地下乐队和先锋艺术定义了本地的原真性，这些地下文化的共性来源于对权威和财富的反抗。反文化运动成为东村的标签，吸引了Patti Smith、Andy Warhol、Lou Reed等艺术家，另类的文化基础设施（画廊、舞厅、俱乐部、livehouse等）成为了重要的社会空间。
这些另类文化设施起到连结不同群体的作用，东村差异的聚集也强化了本地原真性，使得作家、诗人、摇滚乐手、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们得以找到了栖身之所，衰败的城市设施为他们提供了廉价的创作和表演空间。
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这些对抗强权、反主流的城市空间与物质形式开始与个体消费意识产生联系，同时也逐渐撕开了士绅化入侵的缺口。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传奇的摇滚俱乐部CBGB和OMFUG成为世界著名的另类文化地标。
东村的原真性使消费者从「渴望式购物」切换到「刺激式购物」，物质空间所体现出的反抗精神刺激着消费者做出决策，而高涨的消费热情又促使空间形态开始变化。最终，街边咖啡座成为中产阶层化的标志，商业类型开始改变，产品却也来越有特色，过剩的设计产能产出大量「非品牌的商品」，无形中增强了街区吸引力，减少了商家间竞争。
东村的反主流特色越被媒体关注，特色就变得越昂贵。原真性开始让步于标准化，并最终消失。如今的东村正在迈入士绅化的第三阶段--地产商垄断整个街区的开发。廉租房开发商BFC Partners开始介入东村改造。电动马戏团旧址已被改造成高端住宅；老朋克们的地下阵地被改造成为精品酒吧；垮掉派诗人的住所被改造成租赁式公寓；一套在70～80年代以每月250美元价格租到的公寓，在2010年的价格接近1,250美元；CBGB在创始人Hilly Kristal去世后也被改造成为精品服装店；圣马克书店被部分改造成为咖啡店，尽管墙上还留有东村艺术家的名句。
好在当地独特的原真性使得东村在士绅化过程中仍能保持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据统计东村的7万民居民中，40%左右在20～34岁之间。
// 威廉斯堡与嬉皮们的地下派对
威廉斯堡作为嬉皮士的重镇，印证了租金低廉的老旧建筑可以孵化出新的文化。在高度工业化的威廉斯堡，新餐厅和独立音乐酒吧的密度高，纽约宽松的工业土地政策之下，随处可见的废弃厂房成为「自助式派对」与亚文化原真性的土壤。
Rubulad是一个流传在不同废弃工厂举办的半合法party，借助社交网络发布消息。Rubulad的举办场所通常设置有现场音乐表演、一个通往美术馆的黑暗走廊、一个小舞池和一个舒适的休息室。
不仅限于废弃厂房，威廉斯堡地区的地下派对文化在公共设施中也找到生存的空间。麦卡伦公园游泳池（McCarren Park pool）在1983年由于治安问题被废弃，当时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方不愿花费4000万美元修复泳池。直到2005年，策划人Ron Delsne支付了清理费用并组织了一场实验舞蹈表演。此后，泳池开始由JellyNYC策划举办免费的泳池派对，平均每年的演出制作成本仅有50万美元。泳池原本可容纳约7000人，在派对期间可以吸引多达10万名观众在场
2010年，纽约通过了泳池的修复计划，新的麦卡伦泳池将设置有溜冰场、游泳池、咖啡馆以及室内表演空间，政府将为修复工作拨款5000万美元。随之上升的地租冲击了原有的地下派对形式，低成本低收入的JellyNYC不得不将免费的泳池派对迁至更远的东河州立公园，同时在威廉斯堡的一个就垃圾场中开始策划容纳800人的小型音乐表演。
Zukin认为，这些另类的文化培养皿与社区性重塑，是「原真性」的生产循环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另类文化设施充足的环境中，年轻人得以从事市场价值极小的实验性艺术形式。
临时性是威廉斯堡原真空间的重要特征。年轻的文化生产者们围绕着临时性事件的节点进行一个一个重叠网络的构建，一系列临时事件创造出的社会资本及其附带的媒体反馈（社交网络）被视作地区创新动力的来源。通过塑造流动且隐秘的消费空间，诸如Rubulad、麦卡伦泳池这样的活动将城市原真性艺术化，随后演变成可消费的商品，最后成为符号经济的一部分。
微小空间中的文化消费业态为年轻人提供了社交中心，业余店主的身份使得消费场所尽管极少盈利，但更加本真。然而，低盈利水平使得他们在应对士绅化风险的过程中显得极度脆弱。从东哈林到东村再到威廉斯堡，乃至最近的布什维克，士绅化的力量正在将地下文化逐步推向城市和社会边缘。
// 公共空间
/联合广场与城市孤岛
私有化的公共空间带来了安全感与秩序感，但也加强了社会不平等，演变成为具有排他性的城市孤岛。这些城市孤岛们将小商贩、街头艺人、甚至年轻人排除在外，另一方面，都市衰败产生了更多的社会边缘群体。Zukin认为，公共空间所体现的原真性来自于「民主」，而公共空间原真性的悖论来自于资本对投资环境的担忧以及中产阶级对生活品质的不满。
以第14街为例，这里的公共空间曾被称为「第三世界集市」，这里的粗旷美学吸引了众多从事街头和地下艺术家。他们将第14街作为跳板，创造出独特的城市文化图景。随着商业改进区的设立，以Andy Warhol为首的艺术家们开始陆续搬离，街区粗旷的原真性被精致的消费主义所替代。
街头公园、商业改进区(BID)等城市孤岛使用明确而微妙的策略鼓励公众的顺从。Zukin认为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公共空间治理逻辑，为「安分守己的消费者」提供一个精致的游乐场。
纽约的商业改进区通常意味着一个街区尺度的公私合作关系，入驻商家向BID联盟支付管理费用，BID联盟作为管理方，提供街道维护、活动宣传等服务。
最终，商业改进区成为了大企业挫败小型零售商业的方式。但对开发商和政府来说，点状的孤岛们推动了高档化街区的形成，是提高经济边缘街区地产价值的有效手段。
//雷德胡克与原真的商品
雷德胡克位于纽约东南方，是士绅化向外扩张所改变的社区。其背后的士绅化力量主要来自于国际连锁企业，全球化的消费文化还将社区包装成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和其他社区不同，雷德胡克的原真性来自于少数族裔与移民。在雷德胡克，本地的原真性正在被代表全球化的、更巨大的力量所重塑。宜家的进驻和水上交通的建成改变了雷德胡克的原真性，然而宜家在雷德胡克试图构建的本地叙事与原住居民的生活经验并无关联。
不同于单纯的上层权力与地产资本，商业力量更倾向于构造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消费场所，并将其是做原真性的框架，进而更好地销售商品。因此，商业机构与当地居民之间更容易达成合作共赢的关系。
// 社区农园与广告牌、空间商品化的博弈
当代的嬉皮和朋克们似乎找到了应对士绅化的新方法：社区农园、涂鸦与文化反堵（culture jamming）。
与此前的抗争相比，社区农园涉及的社会关系层次更加复杂。大型多功能农园最受欢迎，农园面积普遍在600～700平方米左右，结合「小地块产出高价值的审美特征」，农园得以快速吸收积累社会资本。
尽管社区农园的初衷是自给自足和「去商品化」，但政府力量的介入使社区农园的产品顺应了中产阶层世俗文化的表达，并转化为消费商品。
同时，Zukin还关注到城市中的广告牌。Zukin认为更大、更抓眼球的广告牌戏剧化了大城市的都市性。充斥城市空间的广告牌无形中强调了消费文化的角色，甚至成为城市品牌的象征。针对被商业广告入侵的公共空间，文化反堵被人们重拾作为抵抗士绅化的武器。毁损或涂污广告本事是商业竞争对手长的惯用伎俩。但过去10多年来，这种伎俩已经进化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行使。街头艺术家们采用改写或模仿的手法，来表达自己与消费主义间的关系。
和社区农园相似，文化反堵也逃不开被士绅化的命运。然而，政府和资本已经将涂鸦们化敌为友。在媒体的包装下，文化反堵非但不会拉低物业价值，反而赋予了社区文化属性。
/ 城市工具箱
//虚假的原真性
纽约的士绅化道路似乎给了全球其他小规模城市一些启发，类似的目的地文化为后工业化城市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总体模型。Zukin在书中提出「古根海姆化」的概念，意指小城市通过引入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模式化地重塑原真性。
甚至有不少城市将塑造虚假的原真性作为打造城市目的地文化的「工具箱」。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不断谄媚中产阶层，试图将城市的衰败景象包装成审美趣味；同时，消费文化建立了人和城市空间的连结，中产阶层的「激励式」消费也为媒体提供了素材，形成千篇一律的城市文化。
与此同时，投资者也乐见此举。不菲的土地收益、迅速扭转的城市形象以及高涨的消费热情导致了城市的同质化。最终，具有原真性的社区被改造文化大卖场，并处在一种「大众整合」的状态：公共艺术、现代博物馆、节庆变成城市工具包中的关键组件，以符号经济的形式与其他城市竞争。
//量化的士绅化街区
为了避免更多原真性的丧失，城市研究者正在试图用更加可预测的工具来帮助政府作出决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等机构通过统计社区人口、家庭收入和房价，以交互地图的方式展示纽约的士绅化情况。
截止到2019年4月，纽约大都市区范围内，有1/5的社区正在被士绅化所影响，约1/3的居民正遭受士绅化带来的生活风险。
//文化培养皿
Zukin还沿袭雅各布斯「街道芭蕾」的理念，认为拥有原真性的街区通常能够吸引艺术家、设计师、音乐人、工匠等群体。这些创意性工种带来了特殊的聚集效应，并形成文化创意集群。
原真的社会网络为创意要素的融合创造了孵化环境。例如，咖啡馆、廉价酒吧、精品店、livehouse等等业态既满足了创意工作者的生活需求，同时也重塑了街区特质。更要的是，这些创意工作者们弹性的工作时间给街区创造了「闲散」形象，是推动街区成为文化目的地的重要拼图。
目的地文化成为中小城市和衰败城市的救命稻草。Zukin在结论中提到，城市寄希望于通过建设娱乐空间和生产空间来推动社区升值。地价上涨迫使另类文化的生产空间更加集约，最终「城市升级发展战胜了原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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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反品牌运动与文化反堵》
New York City gentrification creating urban ‘islands of exclusion,’ study 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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