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退却的列车上

　　The Quiet American是故事的讲述者福勒在人类意识法庭上的一份自供状，他的回忆、诉说与悔悟既是他最为坦诚的供诉，又是他最为世故的辩白与躲闪——罪行已经犯下，犯罪的缘由、过程以及罪犯的面目却只能依照他的供诉而确定。这部小说也是作者格雷厄姆·格林的一份不在场证明：一个故事诱使我们透过叙事者的眼睛去观看，他的头脑去思考，他的身体去感觉；作者竭力使我们进入一种阅读的恍惚状态，以虚构为现实，以诉说为真相；无论他在创造故事的过程中融入了多少个人的经验与偏见，他都不想让我们失去幻觉，发现这样的不在场证明只是一份可疑乃至徒劳的证词。如果说格林知道“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决定了他书中的人物怎么看待彼此”（Ashley Kannan），那么无论他有没有意识到、即便意识到了也无力改变的事实是：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他是坐在帝国退却的列车上的观察者和虚构者；帝国的秋天已至，世界正在变小，远方作为昔日的勇气与力量的产物，终将消失不见；他所拥有的那种尖刻、世故乃至睿智的力量，恰好是那种退却与坍缩的证明——他的眼睛、文字和命运都属于一个因衰老而无法再维持其张力的帝国。

　　和1951年到达印度支那的格林一样，福勒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迟到者。1950年代初的法属印度支那已经不复再有昔日的荣耀。自从第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十七世纪初到达这里，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其间这片土地经历了战争、饥荒、叛乱，但无论是19世纪末造成4万基督徒被杀的叛乱，是在1945年短暂沦陷于日本之手，还是1946年中国军队对北印度支那的入侵，都无法与这场危机的深刻相提并论：由越盟主席胡志明领导的独立运动并非殖民地的一场叛乱，而是对法兰西帝国的正当性及其存在本身的挑战；这是一个更大的历史浪潮的组成部分，这个浪潮终将把帝国掀翻在地，把法国人赶出印度支那，赶出阿尔及利亚，并给法国社会带来至今难以完全平复的冲击。法国的将军们将会在1960年代为了维护帝国的高尚理想而战，在帝国面临生死抉择之际，不惜用暗杀、政变和叛国来守护他们心中的法兰西精神，但在1950年代初的印度支那，他们还并没有真正体认到世界的季候和法则已经改变——这样的变化早已出现在1940年6月的巴黎、1944年6月的诺曼底，还有1945年8月的广岛和长崎，但要让法兰西低下高昂的头颅，无疑还需要更多的失败、更多的羞辱和更多的绝望。

　　美国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按照墨西哥历史学者Edmundo O’Gorman的说法，“America”不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发明——它是欧洲精神最伟大的创造与历险。作为美洲更纯粹的那一部分 ，北美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不是一种单纯的现实的总和，而更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未来，一个散发着乌托邦色彩的梦想；“五月花”号上的“圣徒”和“陌生人”开启的是一次新的天路历程的序幕。梦想的扩张和自我确认将会带来战争、悲剧和死亡，但同时也就带来了意义、方向和生命，并最终汇聚成一种叫作“美国”的道路和命运。只要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向往还在时间当中激荡，那么无论怎样的危机和灾难——无论是与印第安人的战争，是独立战争还是内战——都无法构成真正的毁灭与沦丧。

　　然而到了1930年代初，《见证人》的作者惠特克·钱伯斯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正在死去的美国，充斥着“粗鄙、愚昧、自得、残忍、权力欲和物质主义”——大萧条带来了失业、饥饿和骚乱，但美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是经济的甚或政治的危机，而是悄然感染的腐化与堕落的瘟疫，一个投机与欲望泛滥的世界已经不再相信那个曾经的梦想。阿尔及尔·希斯，诺埃尔·费尔德，惠特克·钱伯斯……当一代美国年轻精英投向**主义，走上叛国的道路，他们所寻求的并不是金钱、权力或是名声，而是一种能够让人为之生也为之死的理想，对于他们来说，梦想已经破碎，“美国”作为一种未来已经不复存在。在钱伯斯看来，美国的前途是如此黯淡，当他把美苏对抗转换为“神 vs 人”的问题，并进而选择退出、再一次成为叛徒的时候，他甚至相信自己选择了失败的一方。

　　钱伯斯当然错了。二战爆发了，孤立主义的顽强抵抗在日本的致命一击之下轰然崩溃，美国人将会走出美洲，走上一条无法再回头的道路——1941年12月7日，当日本的99式俯冲轰炸机呼啸着扑向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军军舰时，它们改变的不只是日本或是美国的命运，同时也将是整个世界的命运。战争不仅让美国最终走出了大萧条——美国在1945年的失业率从1940年的14.6%降到了1.9%；从波音、福特、洛克希德的生产车间，从位于里士满、巴尔的摩、波特兰的船坞……飞机、军舰、坦克、潜艇、火炮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整个美国变成了一个昼夜不息的超级军工厂——更重要的是，美国在战争终结之际掌握了广岛和长崎上空的蘑菇云所昭示的那种可怕的力量——有如一种自异域突入的、不可形容的神力——美国的新“创世纪”就此开启，但这一次引领美国人的不再是信仰与应许，而是由科技进步不断导入的各种力量，被这些力量所解构与重造的，不仅是人类活动所造就的现实创造物，同时也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在旧帝国的坟场上，将会诞生一个性质与法则全然变异的、力量的梦想——新旧两种梦想将合成一个双重的梦想，在地球上弥漫和扩张，自相矛盾又相互支撑，既创造繁荣与富足，又带来毁灭与梦魇：从硅谷的诞生和崛起，到东南亚沿海兴起的欣欣向荣的大都市，到伊拉克-科威特的那条有如地狱一般的“死亡高速公路”，20世纪后半叶将会目睹的，是一个后现代的科技、金融和军事新帝国的诞生。

　　新帝国将会经历很多的灾难和危机，但真正严重的冲击的出现，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2001年和2020年，而在1950年代初的印度支那，对于初来乍到的美国人来说，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

　　福勒是被派驻西贡的英国记者。一个中年男人，婚姻失败却又因天主教信仰而无法解除，如果是在英国本土，他一定会是一个郁郁寡欢、离群索居的人，像一张蛛网上早已放弃挣扎的飞虫，对未来不再有任何幻想。潮湿闷热的印度支那未必不是另外一张蛛网，但是殖民地提供了一种在英国难以想像的可能性：那些年轻的本地女孩，她们拥有的只是青春的身体、姣好的容貌，还有可怕的贫穷。对福勒来说，凤可能是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凤又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她是“蒸汽发出的嘶嘶声，茶杯发出的叮当声”，有着“小小火焰的颜色”，是“夜晚的特定时辰和休憩的允诺”——在不属于他的时间、不属于他的土地上，一个不应该属于他的女孩成了福勒的仅有的一切。三十岁的年龄差距，以及福勒是一个已婚男人的事实，标志着帝国与这片土地之间的落差；帝国的力量使得一切的不正当得到了豁免，而大英帝国甚至不是这里的宗主国。“她又不是商品”，这是福勒在法国人面前恼怒的辩驳，但凤明明又是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礼物。在小小的公寓里，情欲的满足与鸦片的抚慰带来短暂的安宁，让人一时忘却远处的爆炸与杀戮——战争让时间发生可怕的变形，与法国军人以暴力筑就的防御带相比，凤带来的另一种庇护在印度支那终将消逝的梦幻中显得如此安谧，又如此脆弱。

　　如果派尔的故事是由他自己讲述的，我们听到的会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事，然而格林允许我们看见的，只是福勒从自己的角度所看见和想像的派尔：也许仅仅在十天前，他还走在波士顿公园，手里满是各种讨论远东与中国问题的书；他对福勒的话充耳不闻，只对像“民主的困境”和“西方的责任”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派尔无疑属于那些通过书本来理解世界的人，在他们看来，没有了书上的理论与概念，世界只是不可名状的、无意义的混乱；无论是远东、中国还是印度支那，无论这些地方的现实和问题有多么复杂和难解，他们已经预先从书本上获得了解决办法；他们是不会自己提出问题的人，所以他们也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答案。派尔相信一个叫作约克·哈丁的作家所说，在殖民主义和**主义之外，存在另外一种道路，只有这种“第三力量”才能解决东方乃至印度支那的问题。福勒从一开始就看出了派尔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天真的人，他甚至怀疑派尔还是一个处男。福勒并不讨厌他，甚至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但是对于福勒来说，世故已成本能，即使这种本能不时遭到他自己的情感和善意的侵袭和挑战。“天真就像一个丢失了铃铛的哑巴麻疯病人，他在世界上到处游荡，无意危害他人”，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个失陷在过往的流沙里的人，他勉强止住了自己的下陷，却无法原谅自己轻率的失足；他的想法并不是错误的，但他的正确却将自己永远定格在囚徒的位置上。

　　然而派尔不仅是天真的，他也是一个严肃的人。事实上，在美国经济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身份掩盖之下，派尔还有着另外的“特殊职责”。所有的帝国都有自己的爪牙，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金钱、情色、理想、命运，或绝望——在看不见光的地方为帝国事业的黑暗面效力，但是我们却很难把未经世故的派尔与爪牙的阴狠果决联系起来。美国情报机构为什么招募像派尔那样的优等生，把他们派到动荡而危险的远东出外勤，是值得在另外的地方讨论的问题（虽然他们也会招募形形色色的粗人），而小说也将在后面向我们展示，派尔的天真和冷血并不矛盾，反倒是所谓理想主义驱使人扭曲对现实的认知，失去与现实的联系。无论如何，派尔在印度支那找到了自己的“第三力量”：跑到山里同时与法国人和**党人作战的The将军——一切都显得与理论是吻合的，哈丁的学说似乎明白无误地得到了验证；所有思想都有着与病毒相似的特性，在学院或书斋里它们只是毒株，只有在学院之外的广阔世界里，在一次又一次的传染以及宿主的病变与重组当中，它们的“生命”才真正得以彰显——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行动成了派尔惟一必要而合理的选择，就如同一种病毒准备好了踏上通往弥漫与毁灭的旅程。

　　“让他们去战斗，让他们去恋爱，让他们去谋杀”，这样看似超然的信条其实只是福勒的一种自欺，因为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去战斗、恋爱或谋杀，如果一个人还能置身事外，那只是因为他还没有被命运放置在特定的处境之中。自欺是不需要说谎的，所以也就并不一定意味着不诚实。奉行“与我无涉”态度的福勒也竭力在思考和行动上置身事外。除了凤以外，他与这世界又还有什么瓜葛？而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又都只是暂时的，他当然也不会认为自己与凤的关系可以长久。得到是出于机缘——比如凤的姐姐生病所带来的机会——失去却是理所固然，问题只在于时间的长短与失去的方式。人类的纷争从未有过休止，但至少，只要两人真实而脆弱的关系延续一日，他的生活的意义就能再维持一天。所以即使天真的派尔以谋杀为改变世界的手段，那又与他何干呢？只要当他在清晨醒来时，凤还睡在他的身边，“我”就是与人无尤的“我”，“他们”就是纷争不断的“他们”；只要殖民地的秩序一日不崩溃，印度支那最为慷慨的馈赠就不会被收回——但机运之神显然不是这样打算的，派尔年轻而天真的心也不是这样看待周围的环境的，他很快就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福勒表明，福勒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派尔爱上了凤，或者说，他以为自己爱上了凤。可怜的福勒在与派尔的对比中全面落于下风：他不能给凤提供婚姻，他并不富有，时间显然也并不站在他这一边；就连打架——雄性动物赖以争夺配偶的古老方式——他也多半不是派尔的对手。更不巧的是，上级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把他调回伦敦，“每天下午三点半赶到一座阴郁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里去上班”。无论他怎样自我譬解，说经验能够与童贞相抗衡，年龄也能够在性的游戏当中与青春相媲美，他不能承认也无法否认的是，派尔这个安静的美国人已经以自己近于荒谬的天真——连同机运之神对恶作剧的嗜好——把他逼向了绝境。事实上，即使凤还没有被派尔夺走，福勒已经预先在精神上落到了破产的境地：他不能再以那个置身事外的人自居，“我”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的他必须像“他们”一样去战斗，去恋爱，甚至，在机运之神的驱迫和摆布之下，去谋杀。

　　在处境的重重压迫之下，人的本性总是倾向于寻找最为轻省的出口。福勒首先想到的是恳请上级不要把他调离越南，尽管这并不能消除派尔的爱情 带来的威胁。同时无论是对凤还是派尔，他都绝口不提自己将要离开的事情——谎言有效地堵死了事情的另外一个可能的走向。而奇特的派尔，一方面他把得体看得比自己的爱情更重要，另一方面，他像信任自己的兄弟一样信任福勒这个情敌，让他为自己充当向凤表白和求婚的翻译——他相信“你信任一个人，那个人就会变得值得信任”。让派尔如此天真处事的，显然不只是他的年轻和懵懂——他来自一个更年轻、更单纯的世界，就像一粒无意间飘落在一艘海船上的种子，携带着另外一个世界的淳朴来到了这个充满欲望和堕落的殖民地。这一次，福勒的世故战胜了派尔的天真，但是他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要去完成：他写信请求妻子同意跟他离婚，他甚至告诉她，如果他失去凤，那将是他的死亡的开始——如果派尔知道这一点，他出自“爱情”的残忍会不会少一点？如果他理解人性的法则，他会不会因此而少一点天真、多一点防范？没有人知道。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无论是工作地点还是离婚的问题，此时的福勒都没有决定权。他不是自己的处境的主人，自然也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福勒的妻子最终将会用两个“不”来回答福勒的离婚请求。婚姻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足以将一个人撕碎，却无法完全撕裂福勒妻子的宗教信仰；诫命是简单的，由此产生的存在状况却足以让人失去呼吸。而天真的凤，孩子气的凤，本来还以为自己可以跟随福勒一起到伦敦去，尽管她连自由女神像不在英国都不知道。福勒的努力终于还是归于徒劳，当他在几年前怀着结束一切的心情逃离原来的生活、原来的自己，来到印度支那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命运的罗网无处不在张开，而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令人绝望。在漫漫归途中与派尔的长谈并没有改变什么，派尔挽救了他的生命这个事实也没有改变什么。对于一个无助的人来说，谎言与伪善构成了最好的防御与进攻，如果说派尔缺乏对人类的基本处境的理解，那么除了他自己，他又还能够责怪谁呢？而人类又是一种可笑的存在，即便是像福勒那样看清了前因与后果、接受了自己的末路的人，“也许”、“Somehow”、“明天”仍然是具有魔法力量的符号，足以把他带向新的自欺的一天。

　　福勒的谎言最终还是败露了，就像飘浮在空气里的斑斓的肥皂泡终究要迸裂开来一样。派尔的愤怒和福勒的冷静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平衡：派尔的愤怒依然带着天真的色彩，而福勒的冷静则像是一种洞察力的产物：既然一个人不可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那么无论是他还是派尔，他们关于凤的叙述都只是各自的发明，既然如此，那么谁更能掌握叙事和构造的艺术，谁就更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这个人显然不可能是派尔。如果不是派尔近于本能的体面感不会允许他攻击一个有伤在身的人，被欺骗的义愤在面对“欧洲式的欺诈”时甚至产生了挥拳相向的冲动——言辞的胜利的确是“文明”的胜利。然而谎言作为言辞的一种，它的掩盖和遮蔽的力量有多强，在败露时对人的冲击就有多大；当凤说出“Je ne comprends pas”（我不明白）这句话时，她的天真和轻信是否还有可能再完好如初？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言辞终究无法战胜真相，福勒所疑惧的，对凤可能会突然离开的疑惧，终于还是变成了现实。就像福勒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不可能真正知道另一个人，一个西方人更不可能理解一个远东少女；在她们最为单纯的外表和言谈后面，有一种无法被认知穿透的晦暗。当派尔把凤比作是花的时候，无论他的比喻有多么善意，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花只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是这样一种存在状态让凤无所用心地活着，仿佛福勒和派尔这两个处境完全不同的人并没有真正的区别。但显然没有谁，哪怕无邪如凤，也不可能永远像植物一样活着（除非他/她真的是“植物人”）。凤的姐姐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和凤并没有什么不同，改变一切的是时间，同时也是另外的像福勒和派尔那样的男人，无论世故还是天真，所带来的伤害和觉醒。

　　福勒的痛苦和愤怒无法平息，尽管他所得到的已经超过了他所应得的。无论正当与否，没有人愿意失去自己已经拥有的人或物，“失去”所带来的痛苦足以瓦解任何维持公正的愿望（如果还有的话）。福勒寻访派尔未遇，但是就算找到了又能怎样呢？文化、习俗，还有对惩罚的恐惧，足以把人约束成守“法”的人；福勒并不是一个暴力的人，在最终合围的绝望境地里，他无力发出毁灭一切的致命一击。在办公楼里的洗手间里，福勒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的眼泪仿佛在告诉我们，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终点，而且，在有些时候，结束和死亡并无分别。

　　北方之行是不是真的让福勒的痛苦有所缓和，是一件可疑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他终于可以再貌似平和地面对派尔。在以爱情、幸福和未来的名义——他当然也是真诚的，婚姻的承诺就是最好的证明——夺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所有之后，派尔仍然怀有一种奇特的对友谊与和解的需要和信心。一种文化也有着自己的奇特力量，足以让福勒表现得让派尔相信，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友谊与和解不仅是可能的，也是自然的。然而文明与文化并不能改变人类身上的一些更基本的法则，有一些平衡必须恢复，有一些决定已经作出。当福勒向派尔喊出“不要太相信约克·哈丁”，并且以一个老殖民者的身份劝谕派尔这个新“殖民者”时，他心里的某些部分一定也是相信友谊与和解的，然而就像他自己所说，“在那些内在的法庭上，不仅有法官，还有先知，我们真正的决定就是在这样的法庭上作出的”——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未来是什么，甚至也不知道我们的决定是什么。

　　然而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也许什么事情也不会再发生——福勒将会离开印度支那，回到英国，而派尔和凤会一起回到美国结婚。所谓“意外”只是那些没有被我们感知到的可能性，因为种种因缘终于和合而成一种现实：假如约克·哈丁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理论家，假如派尔没有读过约克·哈丁的书，假如法国人的阅兵游行没有取消，假如派尔在事发当天没有离开西贡——在派尔安排的两百磅炸药炸响之际，一切的“假如”都没有了意义，与一种可怕的现实同时诞生的，是不同的、通往另外的时空的可能性。人从来都只是感知和偏见的奴隶，福勒的反应只是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越盟的暴行，还是法国人的军机从三千英尺的高空扔下凝固汽油弹，把森林变成一片火焰之海，火焰像水一样漫过被殃及的人——与之相比，派尔的恐怖行径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更加残酷：失去双脚在地上抽搐的受害者，怀抱婴儿的残躯坐在地上的女人，但对于福勒而言，只有后一种景象才能让他产生出莫大的义愤——前者只是别人的转述，只能存在于他的想像之中，后者却是他自己的血色现实。

　　派尔制造的袭击彻底摧毁了福勒“与我无涉”的处事态度。他离开爆炸现场，坐上三轮车，径直去了恒先生的仓库。“我能做点什么，恒？他（派尔）必须被阻止。”从“威胁”到“谋杀”，其间的任何一种举措都可以说是“阻止”；这个一向轻视和贬抑派尔的男孩式的天真的人，此刻仍然只能依靠阴谋和欺骗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他的义愤也许是真实的，但更真实的，是那个早已做出的决定的幽灵。事实上，在这样的时候，他甚至开始变得有一点像派尔，或者说，变得天真起来。与初来乍到的派尔不同，恒先生显然并不是外来的陌生人；通透、炼达、举重若轻，他和周围那些多少有些奇怪的中国人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共生关系。如果说派尔选择与The将军结盟是一种天真，那么假借恒先生之手消灭自己的朋友-敌人，则已近乎愚蠢——无论是像福勒这样的逃避主义知识分子，还是西方其他类型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面对一百多年来的世界斗争史的时候，从未真正理解恒先生后面的组织和力量。如果说一个人迟早都必须选边，那么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怨，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已经站到了错误的一边，就像诺埃尔·费尔德那样，难逃最终的厄运，并且将在走向末日的过程中，一路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再有什么意外可言。我们不知道派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面对恒先生和他的手下时，有没有醒悟到福勒在整件事情中扮演的角色。也许，与品尝被被背叛的苦涩滋味相比，天真到底对他而言是更好的一种结局，毕竟，他是一个连枪也不带的情报人员，对方如果要消灭他，并非一定需要福勒的帮助。福勒最后的悔悟已经不能改变什么，他和派尔各自的作为最终化成了各自的判词。派尔的确是天真的，但真正让他丧命的，不仅是他面对复杂的政治旋涡时的天真，更是他在面对福勒——一个尽管世故但却显得无害的人，一个自认能够置身人类的纷争之外的人——时的天真。世界本来就是一种复杂的卷入游戏，没有人能够真正置身事外；世界也是一种复杂的信任游戏，没有人能够完全不带信任而存在。于是，在信任与疑惧之间，在天真与世故之间，世界就成了无数悲喜剧上演的场所。如果我们相信福勒所说，天真是一种癫狂，那么我们也无法否认，世故同样也是一种癫狂，因为就像福勒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在世界的隐秘法庭上，与自私、僭取和怨恨相比，与该隐对不公平的处境做出的回应相比，友爱、宽容和牺牲仍然是我们能够为自己给出的更好的证词。

　　The Quiet American为格林带来了长久的声誉，尤其是在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淖之后，格林更是获得了仿佛先知般的光环。考虑到小说对美国人的攻击，即便就小说艺术而言这是一部杰作，美国人显然不会太过感激格林和他的作品。在1958和2001年，小说被两次改编成电影。执导1958年版的是美国导演约瑟夫·曼凯维奇，他以一种令格林感到憎恶的方式颠倒了整个故事：英国人福勒是遭到**党人愚弄的傻瓜，而美国人派尔并不是爆炸事件中的策划者。格林称这部电影为“对小说和作者的刻意攻击”。且不论在矛头的扭转背后、美国人难以掩饰的敌意和快意是否正当，（美国人的）“危险的天真”是格林的整部小说的基石，消除了这个基础，小说也就遭到了破坏和肢解，格林完全有回击的权利和理由，就如同他自己的名言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大英帝国的衰落却并非文字和辩论可以逆转和挽救——就在小说出版的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英法两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遭到美国的无情羞辱和打击，后者以最后通牒的方式一手结束了两个盟友的军事和政治冒险——无论英国在后来怎样以各种方式继续伪装成大国，它作为世界性强权的时日已经到了尽头。

　　格林在一方面完全明白他正在目睹一个超级强权的崛起，他虽然没有像苏珊·桑塔格那样走向种族主义的迷狂（“如果说美国是西方白人文明的巅峰，那么这种文明一定存在某种严重的问题………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症”），但作为旧世界的知识分子，在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新大陆而来的强力压迫之下，他同样走向了世界斗争的动力法则所指定的方向：在他的自传A Sort of Life中，他这样描写自己在三十年间的内心变化：“在经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战争之后，在目睹了美国的政策在那里造成的后果之后，我对**主义的同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对其俄国版本的同情却日益减少”。在“红色恐慌”的高峰时期，美国以与**党的联系为由，分别拒绝让他和他的朋友卓别林入境，这样的遭遇显然也无助于减少他的敌意和对立。在另一方面，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偏见，他似乎把“危险的天真”视为一种不变的状况，而置一个小说家理应熟悉的对立与转化的法则于不顾：一个人可以由天真走向成熟，却不可能从世故回到天真。在某种意义上，即使我们接受小说的基本设定，派尔的悲剧也并不是天真的悲剧，而是天真与力量失配的悲剧——他被赋予的那种汹涌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他的心智所能理解和运用的限度；但如果说战争是造物主最高的炼金术，那么没有任何人可以穿过其间而不发生某种变化——无论是变形、毁灭，还是重生——就如同在格林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所证明的那样。在2001版的电影里（这一次的导演是澳大利亚人菲利浦·诺伊斯），在第二次爆炸发生之后，福勒在眩晕之际，看到派尔在用越南语冲着警察喊叫着发出各种命令：一个正在无情执行计划的CIA特工，这是福勒出于偏见不愿看见的那个派尔，这也是格林无法创作出的那个派尔——小说中的派尔还来不及掌握“世界游戏”的法则与逻辑，便阵亡在帝国扩张和斗争的最前线，而现实中的美国将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派尔，不断走向帝国命运所指派的方向，并在这个过程中或毁灭，或蜕变。

　　而在另一方面，在偏见和盲目的问题上，美国人也并不比英国人更加清白。早在1955年，小说刚一出版就遭到了美国批评家的激烈抨击，A.J. Liebling在《纽约客》上称其为“一枚可憎的小塑胶炸弹”，在他看来，格林显然对把世界的领导权移交给美国人感到憎恶。批评家们不能接受格林对美国人派尔的设定：一个天真而盲目的、手上沾有无辜者鲜血的政治谋杀者。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十年之后的美国人，无法看见或理解，美国所掌握的那种巨大的力量，那种足以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力量，本来就蕴含着固有的黑暗。这种力量不仅有能力带来和平、繁荣与秩序，能够造就出像艾伦·杜勒斯那样“冷酷、高效、致命”（心理学家荣格语）的间谍头子，同时还将在越战的高峰撕裂整个美国，让美国社会陷入至今也难以痊愈的精神分裂——双重的梦想既是无可比拟的祝福，又是难以克服的诅咒，两者的交织将会把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长久地投向这个世界。

　　将近七十年过去了。法属印度支那早已不复存在，西贡也在革命和战争的烈焰中失去了它的名字。2019年的12月，我走在胡志明市的街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游客，我之所以能出现在这里，只是因为四十年前的另外一场战争早已结束。城市的空间阴沉而单调，在没有红绿灯和过街横道的马路上，一刻也不停息的摩托车流发出的轰鸣声冲击着人的耳膜和神志，像是巨大而险恶的环形怪物在发出对文字与想像的无尽轻蔑和否定——西贡，或是Saigon，一个已经只能存在于想像与现实的夹缝中的名字，那些曾经让一个地点、一个故事、一个名字得以生成的元素或力量早已转变或是消散，然而世界或帝国的故事还在演进和继续，印度支那或是越南的故事也还在继续。2016年5月2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乘坐的空军一号降落在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当美国元首接过年轻的越南女子Lin Tran手中的鲜花时，那束鲜花所喻示的不仅是两个曾经的交战国之间的和解与宽恕，同时也是在越南漫长的海岸线以东的外海上悄然聚集的风暴。在将要来到的世界里，会有另外的派尔和凤去演绎另外的故事，而格林和福勒早已乘坐着帝国退却的列车，消失在未来的一场风暴之外。

　　马维达 2020年9月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