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 杰作的发掘与品评——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及其他
本文初刊《文艺争鸣》2020年第8期
1989年底王瑶先生去世，第二年出版的《王瑶先生纪念集》中，老同学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称，抗战结束回到北京，“在清华西院，他对我说过，‘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1]。当初读到这一段，我心头一震，被前辈追求“立言”之崇高志向所震慑。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教授刘绍铭撰《名世与传世》，有这么一段：“夏志清先生去世后，夏太太王洞给我电邮说，先生在医院等候医生处方时，王德威来看他。先生对德威说：‘我不怕死，因为我已经不朽。’这句话有点不合礼数，但在熟知他中英文著作的学生和朋友听来，他并没有夸大。他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中的确会名垂不朽。”[2]我关心的不是学术判断，而是说话人的口气，这话很能显示夏志清的得意与自信。故事还是当事人讲述更精彩，2017年10月19日王德威在京参加《天涯万里，尺素寸心:夏氏兄弟书信中的家国情事》主题活动，其发言稿《王德威：夏志清看起来那么欢乐，其实非常压抑和寂寞》见2017年10月26日“凤凰网·凤凰文化”，敬请参阅。
夏志清（1921—2013）之所以认定自己将名垂不朽，其自信主要来自《中国现代小说史》（A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这部大书。
一、大传统与新批评
《中国现代小说史》确实是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在六十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几乎是独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一片新天地。该书英文版1961年、197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刊行，1999 年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推出有王德威导读的第三版。刘绍铭主持的中译本1979 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刊行，而后有台湾及大陆多个版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友联版基础上，增收王德威为英文第三版撰写的导论《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2015年重新排版并全面订正，增收若干纪念文章，成了目前最完整且最权威的中译本。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陆学者，大都阅读过或收藏有此书的英文版或中译本，我最早读的是1991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商议在大陆出版此书。因书中有好些赤裸裸的反共言论，出版社希望删节，而夏志清不同意，只好搁置。过了若干年，夏先生很得意地告诉我，你不是说不删节没办法出版吗，人家陈子善就有办法，你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还印得挺好的。那已经是2005年了，可我还是不太相信，说你仔细看看。果然，不久他就告诉我，人家直接删，根本没跟他商量。这就是北京人与上海人的差异——北大君子，觉得若删节须征求作者同意，那样，事情就办不成了；复旦精明，先斩后奏，料准作者虽一时不高兴，很快就会过去的。现在此书又有了2014年广西师大版，2016年浙江人民版，应该都有删节。所以我才会说，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版是最完整的本子。
考虑到夏志清此书名声很大，同学们大都阅读过，近年学界也有不少推介、评述乃至批判，我们不必从头讲起，可以跳着说。此书功绩很明显，发掘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等；缺陷也很突出，那就是歧视左翼作家——虽表扬了张天翼、吴组缃，但取其不怎么左翼的部分。对鲁迅则只承认其早期创作，离开北京以后的，都不看好。夏志清从未隐讳自己的反共立场，只不过认为这并不影响自己的文学趣味与学术判断，也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之“结论”所标榜的：“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3]学者著述（尤其是文学史写作）很难摆脱外在的政治因素干扰，所谓保持纯粹的审美判断，更像是一句自我安慰的口号。不过，王德威说的没错，在冷战大背景下，两大阵营截然对立，海峡两岸文坛/学界彻底政治化，相对而言，“夏是少数不为表面政治口号所动，专心文脉考察的评者之一”[4]。这里不谈夏著中若干今天看来明显的偏见或刺眼的谩骂，而是追问此书初版序言所提出的目标——“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是否真的达成。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深受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欧美两大批评重镇李维斯(F.R. Leavis)的理论及新批评(New Criticism)学派的影响，这点人所共知；在《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王德威做了进一步拓展：“夏在耶鲁攻读博士时，曾受教于波特(Frederick A. Pottle)及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著名教授；布鲁克斯无疑是新批评的大将之一。夏也本着类似精神，筛选能够结合文字与生命的作家，他此举无疑是要为中国建立现代文学的‘大传统’。夏志清在批评方法学上的谱系还可以加以延伸，包括廿世纪中叶前后的名家，如艾略特(T. S. Eliot)、屈林(Lionel Trilling)、拉甫(Philip Rahv)、豪尔(Irving Howe)、泰特(Allen Tate), 以及史坦纳(George Steiner)。”[5]上述这些，既有文论史的背景，也有夏志清自述可以佐证。
我的任务是进一步敲定，哪些属于那个时代共通的阅读经验，哪些真正影响夏志清的学术道路，又有哪些最后落实到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上。如此经历，夏志清多次讲述，我择其要点，加以拼接、阐释或剔除。
1978年夏志清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撰写序言，系统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讲述此书的酝酿及写作过程，其中涉及从英诗转向小说研究的理论准备：“到了五十年代初期，‘新批评’派的小说评论已很有成绩。1952年出版，阿尔德立基(John W. Aldridge)编纂的那部《现代小说评论选》(Critiques and Essays on Modern Fiction, 1920-51), 录选了不少名文（不尽是‘新批评’派的），对我很有用。英国大批评家李维斯(F. R. Leavis)那册专论英国小说的《大传统》(TheGreat Tradition, 1948), 刚出版两三年，读后也受惠不浅。”[6]整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只在第九章“张天翼”中有这么一句：“这一段使人想起狄更斯的小说《艰苦时光》(Hard Times)中开始的一个场面，这一个场面，李维斯(F. R. Leavis)曾经在《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书中加以精辟的剖析过。”[7]但只要稍为翻阅李维斯的《伟大的传统》，都能深切体会此书对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决定性影响。
李维斯《伟大的传统》，三联书店2009年版
《伟大的传统》第一章开门见山：“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我们且在比较有把握的历史阶段打住——都是英国小说家里堪称大家之人。奥斯丁的情况特异，需颇费笔墨详加研讨，因而本书所论将只限后三人。”[8]此章结尾是：“这样，我的观点便已和盘托出，悉听方家评判。我之所想所断，我已勉力给予了清晰而负责的陈述。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以及D．H．劳伦斯——他们即是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所在。”[9]作者点评两百年的英国小说，气势恢宏，不仅关注形式技巧，且重心理分析，还涉及道德意识的提升。更要紧的是，作者信心满满，斩钉截铁，以决绝的口吻，论证“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就在这四个作家身上。
《中国现代小说史》之“结论”，与李维斯的大著异曲同工：“衡量一种文学，并不根据它的意图，而是在于它的实际表现，它的思想、智慧、感性和风格。……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们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10]都是四个大家支撑着这个国家小说的伟大传统，说来有点巧合；但强调披沙拣金，注重史家的眼光与别择，不从流俗，别立新宗，确实是夏志清的成功之道。
学界谈及夏志清的理论背景及研究方法，都会列举“大传统”与“新批评”。前者印记明显，后者则似有若无。我之所以存疑，主要不在经历，而在思路及趣味。作为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曾经如日中天的流派，新批评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端于英国，三十年代在美国成型，四五十年代达到高潮。夏志清在此流派的大本营耶鲁大学念书，自然深受其影响。但新批评提倡立足文本的语义分析，其主要概念如含混、反讽、张力、隐喻等，适合于讨论篇幅短小意蕴丰富的文本，如玄妙的现代派诗歌或复杂隐晦的短篇小说，用来处理结构宏大的长篇小说，似乎非其所长。像夏志清借助“讽刺和人道的写实主义传统”与“宣传的”、“迷信理想”的小说传统之间的对抗与消长，来构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基本框架，与新批评的立场及方法风马牛不相及。
我注意到，夏志清1978年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作序，称：“虽然我一直算是专攻英诗的，研究院期间也没有专修一门小说的课程。”[11]而2004年接受采访时，夏志清改口：“我早年专攻英诗，很早就佩服后来盛极一时的新批评的这些批评家”；特别谈及与燕卜荪、蓝瑟姆以及布鲁克斯的学术因缘，特别是后者：“我选了他的‘二十世纪文学’，上学期讨论海明威、福克纳、叶慈三个人，下学期讨论乔伊斯和艾略特。”[12]随着记忆的打开，夏志清回顾当初耶鲁读书时如何受诸位大师影响，学会阐释诗歌与理解小说，知道什么是好文学，什么是坏文学，可以说一辈子学问根基在此[13]。这些说法都很诚恳，但如何从新批评的训练顺利过渡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还是不太踏实。
1973年夏志清撰《文学杂谈》，其中有曰：“‘新批评’在美国业已式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新批评’的批评方法大家会用，一般英文系的年轻教授，为求职业的保障，非写文章不可，而用‘新批评’方法分析一首诗、一部小说，是最容易的事，这类文章愈积愈多，大家看得烦了，连把‘新批评’过去的成就也估计低了。”接下来介绍了兰荪、勃罗克斯、屈灵、华伦、坡易斯等，为他们的失落抱屈，特别提到坡易斯（John Cowper Powys）的《自传》喜欢推荐自己爱读的书：“当年我听了坡易斯的话，读了不少书，对他的taste 这样佩服，他自己的小说对我自然也是极大的引诱。”[14]这段话让我恍然大悟——关键在不仅读名家书，也读名家所谈论的书；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养成好的审美品味（taste）。就好像夏志清极为推崇《伟大的传统》，但不满足于读李维斯的书，而是“珍·奥斯丁的六本小说我早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全读了，现在选读些爱略脱、康拉德的代表作，更对李氏评审小说之眼力，叹服不止”[15]。
多年后回望，夏志清自己总结：“我跟人家有一点不同，我不仅看批评家的东西，也看他所批评的作家。这个批评家批评了十部作品，你有八部没看，那你等于没看他的理论。这个理论好不好，一定看他的原文和他批评的对象。”举的例子，正是看了李维斯《伟大的传统》，跟着读他评论的诸多小说，方才真正叹服[16]。这真是经验之谈，所谓“评审小说之眼力”，不是靠读理论书或文学史读出来的，而是像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对于批评家来说，最关键的是养成趣味，确定标准；至于研究方法，倒在其次——这是老一辈的读书策略，与今天学院批量生产的博士大相径庭。对于这一点，李欧梵在《光明与黑暗的闸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中有很好的阐述：“起码在权威大师如李维斯、崔林乃至威尔逊所处的年代里，博览群书是理所当然的基本功。……美国现在的学界里，理论凌驾阅读和研究。特别是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里，各种理论争先恐后，文学早已不是重心。在文化研究的领域里更不用说，文学早已被排挤忽略。”[17]
这么说来，夏志清称自己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时，“我只能算是个西洋文学研究者”[18]，那是真的；2004年接受采访，说“我也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好感与恶感，来评价这些作家作品的”[19]，也没错。不是新批评的某些理论或方法决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成败，而是深厚的英美文学修养，以及长期阅读养成的良好品味，使得夏志清的写作得以一空依傍，摆脱主流论述的支配。夏志清曾称：“中外人士所写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的评论，我能看到的当然也都读了，但对我的用处不大。”[20]这很有可能，因他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途径与其他专家迥异，不以史料搜集或感同身受见长，只是直面文本，凭借自己的趣味横冲直撞。这一探索过程，若有什么同道，除了哥哥夏济安，我首先想到了香港的宋淇（笔名林以亮）——那也是个文学品味极高的人物，夏志清最初读张爱玲、钱锺书的作品便是他推荐的。宋淇对于燕京大学同窗好友、著名诗人吴兴华不遗余力的举荐与褒扬，更是让人难忘。
二、被忽略的另一场论战
2004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夏先生在序言里总结个人学术生涯，特别提到四十多年前与普实克那场论争，并以当年论辩文章的结语，说明自己“作为中国文学的评论家”的立场：“不可甘于未经证实的假设与人云亦云的评价判断，做研究时必须思想开通，不念后果，不因政治立场有所偏颇。”[21]关于那场发生在《通报》上的论战，夏志清的答辩文章既收入李欧梵编《抒情与史诗》中译本，也在《夏志清论中国文学》英文本及中译本中。因冷战的大背景，论战双方立场鲜明，但都只是据理力争，没有恶言相向。其实，更能显示夏志清的立场及趣味的，是因时过境迁不大被提及的另一场论战。
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论战的关键文本《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那本是夏志清1984年在一场专题研讨会上的口头报告，补充成中文本《中国古典文学之命运》，刊1985-86年纽约季刊《知识分子》，后又改写成英文本，刊CLEAR。据夏志清自述，英文本1988年7月出刊，他1990年初才收到，其间编辑不让他改校样，让他很愤怒。好在三个月后，收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梅维恒明信片，称夏文“对中国文学之评价实乃五四以来最中肯之陈述”。为何特别在意梅维恒的表扬？因此文当初颇受非议。夏志清没提批评者，只说前两篇文章对事不对人（与普实克论战以及批评浦安迪引入明清评点），下面这一篇“公开地表示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致日衰”，“不仅把原本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兴趣的学生都给吓跑了，而且还冒犯了全世界的汉学家”[22]。在我看来，此文冒犯的不仅仅是汉学家，更包括亿万中国民众；好在那时两岸还没解冻，论战没有燃烧到大陆学界，否则会被无限上纲上线的。
本来讨论的是具体问题，即中国古典小说为何不如现代文学受欢迎，“缺乏大众读者群，古典文学在销量上也不甚理想”；而那些一字不漏且增加注解的中国古典文学译本，更是远离美国读者的兴趣。这些描述都没问题，可由此推导出中国传统文学根本无法与西方文学传统相抗衡，可就显得有点突兀了。所谓“中国封建时期的文学之所以逊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人文主义精神”；即便不算莎士比亚等剧作家，“从乔叟到叶慈短短六百年间，英国诗人所作出的灵魂探索都远远大于所有中国诗人相加的总和”；中国著名的小说、戏剧以及最优秀的诗词作品“都缺乏对人性和人文世界的远大视野，而不能立足于善与理想，以真正的勇气毫不动摇地与一切邪恶对抗”……此等全称判断，不说立场问题（欧洲中心观），起码有失学者风范。如此重大命题，岂能三言两语随便打发？作为中国文学教授，夏志清竟这样告诫美国学生：若想系统学习外国文学，“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大学生去修希腊文学”，“也会毫不犹豫地鼓励学生去主修俄国古典文学”[23]。
夏志清先生去世后，《中国现代小说史》译者刘绍铭撰文纪念：“夏先生‘明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暗地’却私恋西洋文学。这本是私人嗜好，旁人没有置喙余地——只要他不要在学报上把中国文学种种的‘不足’公布出来。”[24]只是笼统说说也就罢了，在这篇英文论文的前身、初刊1985-86年纽约季刊《知识分子》的《中国古典文学之命运》中，夏志清称自己虽然写了《中国古典小说》，可对《红楼梦》也不能真心满意：“难道《红楼梦》真比得上《卡拉马助夫兄弟》和乔治·艾略特的《密德马区》吗？”这下子激怒了无限热爱《红楼梦》的历史学家、同样在纽约教书的唐德刚。
唐德刚的《海外读红楼》原是为1986年哈尔滨《红楼梦》国际研讨会所撰论文，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及《传记文学》发表，其中提及《红楼梦》“其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顺便扫了夏志清一笔。论战由此而起。夏志清的《谏友篇——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刊台北《联合报》、《传记文学》和美国《世界日报》，称：“唐德刚当年专治史学，根本算不上是文学评论家。对海内外内行来说，《海外读红楼》此文立论如此不通，但见大胆骂人，而无细心求证，我尽可置之不理。……但文章是为德刚写的，我希望他好好静下心来多读几遍，以求有所觉悟，有所悔改，在做人、治学、写文章各方面自求长进。”唐德刚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反驳文章也很不客气，题为《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共十八个小标题，包括“自骂和自捧”、“疯气要改改”、“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崇洋自卑的心态”、“对‘文学传统’的违心之论”等[25]。可这场论战，除了红学圈，大陆读者基本不关注。
其实，夏志清贬抑中国文学的立场，早见于1978年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所撰序：“我国固有的文学，在我看来比不上发扬基督教精神的固有西方文学丰富”；若以《红楼梦》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及托尔斯泰的《复活》，明显相形见绌，关键就在于缺乏宗教精神[26]。这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九章“结论”中这段话遥相呼应：“现代中国文学之浅薄，归根到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27]如此中西比较，以宗教精神之厚薄，定文学价值高低，只能说是夏志清的一家之言。
多年后，李欧梵称夏志清所有文章中最具争议的，便是这篇谈中国古典文学的：“这些的确是很沉重的指责，甚至比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外乎‘感时忧国’的指责来得沉重。我发觉我对这些指责的感受也颇为复杂。”我也一样，面对如此悍然立论，感受很复杂，明知这里洞见与偏见并存，如何区分，需平心静气。李欧梵倾向于正面理解：“他的眼界如此深远，以至于他对整体中华文化的评价似乎较为负面。当代的专家总是躲进自己狭小的研究领域，只有夏志清先生不愿划地自牢，勇于更上一层楼。……从某些方面来说，我认为夏志清先生的学问继承了五四的批判精神，但更具原创性。他深入文本，提出洞见，无人能及。”[28]我则以为，这种夹杂西方标准与政治偏见的论述，恰好是五四新文化不好的一面。就好像从晚清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不断有学者追问中国为何没有史诗，并由此证明中国文学低人一等，日后证明是伪命题[29]。
不过，夏志清这种印象式的中西比较与居高临下的论述姿态，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就已基本定型，此后几十年，以不变应万变，既无长进，也不动摇，每当涉及此话题，总是老调重弹，确实可作为六七十年代冷战背景下美国汉学的标记与化石。2006年夏志清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依旧“妙语连珠”：“英国作品比美国作品、中国作品要好。中国作品大都千篇一律，其实唐诗也不好的，诗太短了”；“中国古代就不如人家，中国人太乖，唐朝、汉朝都是听上面的话。中国的文学好的太少。中国文人应酬太多。”如此这般，全是简单的判断句，不加论证，但贬抑中国文学的立场倒是很鲜明。下面这段话，几十年前就说过了：“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所以，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30]有趣的是，这么偏激的言论，在文化复兴以及大国崛起热潮中，竟没受到强烈抵制——不是大家赞同他的见解，而是晓得他就是这个调子，懒得理会。
三、批评家的才华与偏见
半个世纪后重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深感作者的艺术感觉很好，但论述相对简单。先是传记资料，后有情节复述，再加戏剧性场景分析，作者明显偏好“悲剧心理”与“讽刺手法”，还有宗教道德。按今天学院派眼光，此书逻辑分析欠缺，理论深度不够。记得当年普实克也曾批评其“在评论作家的作品时，除对情节做简短介绍外，他总是停留在几句主观的评论和判断，从未尝试对他们的创作个性做一系统阐述”[31]。对比普实克与夏志清二书，前者的学术视野与理论概括，都在后者之上。可你又明显感觉到，论述相对简单的夏书，更能穿越时间的迷雾。在我看来，所谓“大传统”、“新批评”，都只是撑门面的话，《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经受得住时间考验，关键在作者杰出的艺术品鉴能力。
认准“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夏志清借助大量阅读欧美名著所获得的眼光与趣味，将筛选杰作以及确立经典作为自家的首要任务。如此文学史写作，不讲兼及历史与审美，也不考虑什么进程与现象，主要凭借自己的艺术趣味，一意孤行，大胆立论。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附录刘绍铭的《经典之作》，其实是1978年香港友联版及1991年台湾传记文学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译者序》，其中提及：“在思想上和对文学的定义上持着与夏志清不同看法的人看来，《现史》无疑是充满了‘偏见’的。…… 偏见人人会有。刘若愚先生说对了，‘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见Major Lyricistsof the Northern Sung，1974）。”[32]既然我们承认夏志清对于张爱玲、钱锺书的发掘与表彰站得住脚，那么“偏见”也就成了“先知”。
2004年接受季进采访，谈及当下学术潮流，夏志清的口气很严厉：“现在流行的这些批评家，你不要去学他们，都是在胡说八道。崔林、威尔逊、还有温特斯、波依斯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家，才是真正在研究文学、研究问题，告诉你什么是好文学，什么是坏文学”；“文学史是永远写不完的，要有好坏评判，功力就在于你怎么看出一个作品的好坏”[33]。称文学批评家的主要职责在于准确判断“什么是好文学，什么是坏文学”，这种思路显得很传统，也很老派。还是在那次采访中，夏志清大骂萨义德以及其他新潮理论家，说他们名气很大，但根本不懂文学。类似的话，我在纽约时听他讲过多次，这大概是他晚年最大的心病——眼看文学及文学批评没落，而自己无能为力，只能跟朋友及后辈唠叨。在新派学者眼中，不该追问什么是“好文学”，因为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阶级各有其标准，就好像鸡跟鸭讲，说不通的。如此反唇相讥，自然也有道理，但还是没能解决文学爱好者的困惑——难道作品真的没有好坏之分？据说，有名家传授经验，只要学好某某理论，面对一纸账单，也能写出一篇漂亮的文学/文化论文。这当然是漫画化的，不足为凭。理论有新旧，趣味有雅俗，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值得尊重。别的老派学者虽也看不惯新潮，但知道挡不住，不说就是了；可夏志清不，他非到处说不可，而且语调十分尖刻，难怪被诸多新派人士视为怪物。
2006年北大座谈会上，有同学询问王德威是否继承夏志清的“学术衣钵”，王德威的回答避实就虚，很有趣：“他是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老先生。到了八十五、六岁了，仍然‘活蹦乱跳’，这个词只能用在夏先生身上，他是极其活泼的一个人。我但愿有他的五分之一的风格，我就觉得很高兴了。这一点我恐怕没有继承。……我们这一代的学者身上或多或少都沾染了一些犬儒的色彩，就算是我们自命眼界更开阔，看到的世界、看到的人生更复杂细腻，可是可能不再像夏先生那一代，对人文主义信仰有那么坚定的信心。”[34]撇开政治立场不说，有坚定的信念，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更像是批评家的性格，而不是史学家立场。我猜想，早年相对收敛，获得长聘教授职位，加上《中国现代小说史》暴得大名，夏志清说话更加无所忌惮。说话非说到顶点不可，有时为吸引眼球，甚至故意挑起论战，这种写作策略，让我想到了晚清的刘师培以及五四时期的钱玄同[35]。
夏志清晚年的不少答问，我怀疑是刻意求异，追求发言效果。比如多次抨击鲁迅，到了不讲道理的地步。2004年接受采访，夏志清称：“我对鲁迅的评价是很低的……鲁迅就懂一点东欧文学和苏俄文学，可是《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都不看，他最喜欢看的是一些画册、木版画什么的，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他是不看的。”[36]2006年夏志清又对记者大谈：“鲁迅学问并不好，兄弟两个人，他弟弟的学问比他好。说起来最可怜，他是洋文没有学好。鲁迅开头懂点德文，因为念医学。后面忘记了，英文也没有学好。”这还不算，接下来还有：“他晚年只写散文，别的事情不做，翻译《死魂灵》，翻得一塌糊涂。鲁迅就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只有绍兴乡下的作品那些是好的，《故事新编》并不好，长篇都没有。……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虚构能力和创造能力是没有的。”[37]确实如夏志清所言，“其实骂鲁迅的人和批评他的人很多呀”，可夏先生不一样，你是海内外著名的小说史专家，这样谈论鲁迅的小说创作，有点近乎儿戏。有趣的是，别人这么说会被骂死，夏志清不会，因读者不跟他计较——此类话说多了，连杀伤力都没有，这其实挺可悲的。
夏志清与王德威
不纯然是“老顽童”，晚年的夏志清，有时得意忘形，有时使气命诗，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这种风格的。但我以为，坚守立场，特立独行，不管世风，不顾毁誉，直截了当且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偏见”，这样的批评家，其实很难得。我们这些意志不坚、读书驳杂、努力平衡各种理论及现实的学者，做不到他那样的“快意人生”。上述2017年北京活动现场，王德威回忆夏志清对他的批评，便很有见地：“他说王德威你不能够成为一个批评家，你的致命伤就是你的胆子太小了，你不敢骂人，不敢得罪人”[38]。
四、小说三史与学术四会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2010年10月，夏志清先生九十华诞生日会在纽约举办，友朋及学生济济一堂。我路远没能出席，但为王德威主编的祝寿文集《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提供一篇旧作《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这本论文集的副题是“向夏志清先生致敬”。据说夏先生拿到新书，开始很兴奋，过一会儿又不太高兴了，冒出这么一句：“怎么只说我的现代小说研究？”我那篇2000年的旧作倒是提及夏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可惜限于篇幅及体例，只是点到为止：“夏著虽也是‘旧书’（初版于1968），但作者艺术品味甚佳，不因所用理论模式‘过时’而丧失生命力。”[39]不过，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聊天，我都表扬这部篇幅短小但别出心裁的“导论”。因为，导论性质的书不好写，需要高屋建瓴，举重若轻，还得在详略取舍之中，凸显自家的眼光和趣味。其中，分寸感的掌握尤其要紧，所谓高低雅俗，往往就在字里行间。
2013年底，夏志清先生去世，那时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赶紧在《明报》上撰文纪念，提及当年我刚进入晚清小说研究领域，读夏先生的《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老残游记>新论》、《<玉梨魂>新论》等，深受启示。考虑到夏先生还有若干谈论清代小说或清末民初小说的论文，散落在各种中英文集子，二十年前我曾建议将其集成新书，与“古典”、“现代”两本小说史“鼎足而三”。夏先生听完连声叫好，说是深得我心。文章最后称：“很可惜，夏先生最终没能完成此书。但我相信，借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夏志清论中国文学》（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2004），以及他的若干中文集子，选编一册以近代小说为中心的论文集，奉献给中国读者，还是可以做到的。若如是，则夏氏三史，将成为所有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都无法绕过去的丰碑。”[40]
为参加台湾“中研院”2015年4月召开的“夏志清先生纪念研讨会”，我翻箱倒柜，找到了夏先生三封来信，主要是商谈在北大出版社刊行《中国古典小说》以及撰写新序事。夏先生1998年3月11日来信：“此序早应该写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仍在《联合文学》连载，我一心不能两用，待《信件》刊毕后，再写新序不迟。”除了自家新序，夏先生还拉上作家白先勇，请他为《中国古典小说》写篇文章，说是北大版有此二文助阵，“当可得到广大的注意”。同年6月12日，夏先生又有指教：“好友白先勇已为台版《古典小说》写了一篇一万三四千字的推介之文，我已过目，标题为《经典之作》。届时我也把此文寄上，请兄代为发表。先勇在国内名气很大，拙著当可更引起学界注意也。”白先勇的推介文章写得很认真，不过，白先生是了不起的小说家，学术研究则非其所长。所谓“1968年夏志清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这部书的问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应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这评价明显过高。至于表扬夏志清讲《西游记》时举出班扬的《天路历程》，讲《红楼梦》则“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主角米希金王子与贾宝玉互相观照”，又挠不到真正的痒处[41]。这与其说体现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精妙，不如说英国文学博士出身的作者技痒难忍；此等比附最多也只是逗引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英文读者的阅读兴趣，没必要特别表彰。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夏先生《中国古典小说》的两个译本，日后在两岸三地分别刊行，不再劳我费神。不过，我提议他出版与“现代小说”、“古典小说”鼎足而立的“近代小说”，甚得他欢心；于是1997年11月5日来信，大谈新书构想：“我其他论中国小说的文章上除了大函上提到的三篇（严梁、老残、玉梨魂）外，还有其他诸篇，可以出本专书。有关古典、近代的有：《隋史遗文》重刊序；文人小说家与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中国小说、美国评论家——有关结构、传统和讽刺小说的联想；Plake红楼梦专著长评见哈佛学报；此外论汤显祖那篇也可放入。”
200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以及2017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夏志清论中国文学》，已将上述各文悉数收入，我的建议算是有了着落，虽然不叫“近代小说史”。
从1978年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撰序，提及《晚清小说史》的写作计划，或者“索性把题目扩大，写部《红楼梦》之后和‘文学革命’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硏究”，到与我通讯的1997年，夏先生为何没能完成“小说三史”的夙愿？主要原因是最后十几年身体不好，且精力放在编注张爱玲信件，先是连载于《联合文学》1997年4月至2002年7月，后正式成书。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42]，让“张迷”欢呼雀跃，也给文学史家留下很多有用的资料。至于拟议中的近代小说史，即便勉力成书，也都可能老手颓唐，无复早年的灵性与霸气了。
我和夏志清先生不算熟，记忆中与他相关的活动，主要是下面四次演讲/对话/研讨会。第一，1997年我和夏晓虹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那四个月，多有请益。我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专业演讲，他跑前跑后拍照，热心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对他的最初印象，首先是无限热爱美国（尤其纽约），说成好的不得了；其次，口直心快，如见面就跟我说，你英语不好，别留在美国；第三，格外自信，经常自我表扬，说到得意处，不断追问你：我是不是很聪明？是不是很伟大？
第二，2005年10月，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刊行英文版《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王德威在纽约组织“夏氏兄弟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共襄盛举，但没有发言。事前王德威告知，喜欢热闹的夏先生，现在很寂寞，大家帮衬着，让他开开心。记忆中，与会专家都很捧场，欣然接受夏志清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夏志清说，王德威为他办会，是因为感到愧疚，不该从哥大跑到哈佛去；转过身来，又称韩南是排在他之后的最伟大的小说史家。
第三，当初报名参加2015年台湾“中研院”召开的“夏志清先生纪念研讨会”，一直拿捏不准，这会议的主旨到底是“纪念”还是“研讨”。到了会场，除了谈刚出版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白先勇、李欧梵等一大批夏先生的老朋友话锋一转，从学问到性情再到诸多八卦，连夏夫人王洞也都大爆料，让参会的年轻学者很兴奋，觉得这老辈学者真有趣。
第四，上次课上提及2006年10月北大座谈会，记录稿《海外中国学的视野》收入我编的《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因座谈会副题“以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吴晓东教授提及他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撰写书评，受到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严厉批评：“他说此书在理论上不堪一击，在意识形态上偏见重重，在文学阅读上是小儿科，……这些冷战学术还有多少人要读呢？除了作意识形态史的研究的史料。”吴教授很谦虚，说是遭受这顿劈头盖脸的批评，很有挫败感，想向王德威当面请教。这样的问题，让王德威怎么回应？我当时真有点担心，没想到他四两拨千斤：“在1961年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书不可讳言的，在今天已经显示了它的所谓历史里程碑式的意义。里程碑的意义有两种，一种是它的绝对不可推翻的断代意义，另外它的确当然也是过时了。”以“里程碑”作答，反过来谈我们后辈学者该如何反省：“是不是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迫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就算是不以冷战为名，而以其他不同的政治主张为前提的各种各样的学术姿态，而忽略了文学史本身的驳杂和多样性呢？”[43]
理解上一代人的贡献，也明白他们的局限，具体到夏志清这样“老派”的批评家，我始终记得李欧梵的提醒：他们不喜欢也不擅长挥舞某些现成理论，而是“从欧洲人文主义的深厚传统中提炼出他们自己的理论形态”，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立场，但其借助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来“探索受苦灵魂的深处以及人性里邪恶的根源”，进而“重建人类尊严”[44]，是值得我们尊重乃至敬仰的。
2020年4月14日讲述，4月17日整理
注释：
[1]参见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先生纪念集》第21—22页，天津人出版社，1990年。
[2]刘绍铭：《名世与传世》，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3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
[3]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79页。
[4]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载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卷首。
[5]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
[6]夏志清：《作者中译本序》，见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卷首。
[7]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72页。
[8]F.R.利维斯著、袁伟译：《伟大的传统》第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9]F.R.利维斯著、袁伟译：《伟大的传统》第45页。
[10]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385页。
[11]夏志清：《作者中译本序》。
[12]参见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13]参见夏志清《耶鲁三年半》，台湾《联合文学》2002年6月号。
[14]参见《谈文艺 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第279—284页，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6年。
[15]夏志清：《作者中译本序》。
[16]参见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
[17]李欧梵：《光明与黑暗的闸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见王德威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第28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
[18]参见夏志清《作者中译本序》。
[19]参见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
[20]夏志清：《作者中译本序》。
[21]夏志清：《<夏志清论中国文学>序言》，见万芷均等译、刘绍铭校订《夏志清论中国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
[22]夏志清：《<夏志清论中国文学>序言》。
[23]《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见《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第3—26页。
[24]刘绍铭：《一介布衣：纪念夏志清先生》，见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卷首。
[25]参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91—39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26]夏志清：《作者中译本序》。
[27]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83页。
[28]参见李欧梵《光明与黑暗的闸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王德威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第31—35页。
[29]参见陈平原《说“诗史”》，初刊《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10月；收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0]参见王寅《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2007年1月11日《南方周末》。
[31]参见李燕乔等译《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2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32]刘绍铭：《经典之作》，见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28页。
[33]参见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
[34]参见王德威等《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35]参见陈平原《激烈的好处与坏处：关于刘师培的失节》，初刊《东方文化》1999年第2期，后收入《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06/2020年。
[36]参见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
[37]参见王寅《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
[38]《王德威：夏志清看起来那么欢乐，其实非常压抑和寂寞》，2017年10月26日“凤凰网·凤凰文化”。
[39]参见陈平原《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王德威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第95—103页。
[40]参见陈平原《追忆夏志清先生：“小说三史”》， 2014年1月3日《明报》。
[41]参见白先勇《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树犹如此》第148—152页，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2年。
[42]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3年；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
[43]参见王德威等《海外中国学的视野》，载陈平原编《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第69—1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44]参见李欧梵《光明与黑暗的闸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王德威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第28—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