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中国人喜欢怎样的哲学
我系统地阅读哲学史，是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开始的。黑格尔认为哲学史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哲学的目的是真理，真理是“不变的、永恒的、自在自为的”，而历史却是一度存在，但到另一个时代却又消亡的事物，“如果我们以‘真理是永恒的‘为出发点，则真理就不会落到变化无常的范围，也就不会有历史。但是如果哲学有一个历史，而且这历史只是一系列过去了的知识形态的陈述，那末这历史里就不能够发现真理，因为真理并不是消逝了的东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哲学史存有这样的矛盾，而“中国哲学史”，矛盾就更大了。“中国哲学史”该作何解？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中国的哲学史”？若是仔细考量，后者要率先出局，因为哲学到底是个舶来的概念。中国自古并无哲学，有的只是百家争鸣时的“子学”，以及不许百家争鸣后的“经学”。故而这部《中国哲学史》，其实是“中国哲学的史”，冯友兰先生是比于西方哲学之概念，令“子学”与“经学”纳入到“哲学”的范畴之中，才有了这本书的讨论。故而本书亦是以“子学”与“经学”做分期，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编：子学时代以孔子为始，止于《淮南鸿烈》；经学时代起于董仲舒“独尊儒术”，终于廖平“经学五变”。同时冯友兰先生认为，比于西哲“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中国哲学“无近古”，盖因西洋哲学之近古，与中古哲学“其精神面目，实有卓绝显著的差异”，而中国哲学直至康有为、廖平时，“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可以说，从不过二三百余年“子学时代”止，到历经千年的“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并无突破之见。
缘何？西哲自中古至近古的剧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科学革命之驱动。钻研“针尖上究竟能站多少天使”的经院哲学，终究要让位给更贴近现实世界、贴近“人之本质”的康德、尼采之流。但中国之现实旧瓶并未打破。纵然被“地球绕着太阳转”“马车不如火车快”的现实吓得一激灵、再激灵，中国哲学依旧可以安于治理与驯化的旧瓶。了解了地球并非绕着太阳转，也没法让人们放弃传统的伦理纲常，真正关注现实损益和人之本身。
因而这里便体现出又一个对照，即纵然人们不愿相信、不喜欢“地球绕着太阳转”，但总要服从于科学实证，要发展更真切、更“真理”的哲学理论，要思考“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准则”。但中国哲学却存在一种偏好特权：那煊赫一时的、占了上风的“显学”，多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而中国哲学的脉络，也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推动。这一点，在《中国哲学史》中多有体现。依笔者愚见，中国人对哲学的偏好，盖有以下三点：
其一，重伦理而轻逻辑。实际上，伦理学与哲学的界限问题，始终是要严肃讨论的。英国当代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的著作《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便指出伦理学的对象应该只能使人的伦理生活，而不应该是人的伦理反思。如果把伦理学定位为后者，并且一味地要在一定的理论起点上为人的伦理活动寻找解释，就会实际地破坏了我们的真实伦理生活面貌。但在中国哲学的范畴里，我们并不会区分伦理学与哲学的界限，大多哲学家，都在传授生活的应然之规。既然是规矩，就不必有逻辑，于是讲“天下为公”的，亦可信“一毛不拔而利天下”——关于世界的真理，一切全在如何解释。再进一步，“我”的解释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我”有没有掌握“解释的权利”——法、术、势原本层层递进，但实践起来却混为一谈，仅剩强权之道、胜王败寇；
其二，重“一统”而轻“分立”，观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每一时期都有非常清晰的“合流”趋势，无论是战国末“道术统一”、经学时代初的“百家合流”，还是宋明以降的“三教合一”，人们似乎乐见“天下大势分久必合”，而视“合久必分”为“艰难时代”。但实际上，百家如何合流，三教又怎能统一？无非是放弃差异，承袭旧制以合乎时宜，选一“核心价值”而取消所有差异。因而论医者亦称“手足瘘痹为不仁”，奏乐者亦有或靡靡或“进步”之分，偶尔活泼，却终要“严肃”；
其三，避虚而就实。这一点就佛学的传入而论最为典型。佛学本为虚空之学，“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但进入我国，便需摒弃虚之愿景，传授“极乐净土”“立地成佛”之实道。相应地，如唯识宗之吾人之识皆“依他起”等提法，则与中国人之思想倾向并不相合，凡事皆应有实，怎可“ 外无内有，事皆唯识。 ”。但需注意的是，这里“避虚就实”，“实”又需以“虚”来达成，譬如理学与心学之争，到底是“吾心即是真理”“个个都是圣人”占了上风，而至于信仰，更是无人惦记着苦修，一心只想着“放下屠刀”——哪怕自己不过是鱼肉。
《中国哲学史》写到最后，冯友兰先生倒是有几分希望的，毕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之下，“旧瓶”早已碎裂，是时候“贞下起元”，期待新的开端了。但“贞下起元”这个词本身偏重的便是“元亨利贞”之如环无端，盖因创造的时刻在人类历史上少之又少，循环往复才是常态。旧瓶已碎，新瓶却也可以是“新的旧瓶”——反正，是我们喜欢的那一个。
西人赫胥黎有云“我们终将死于我们喜欢的事物”，然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亦未断绝。故中西有别，诚不我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