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思所想

平原君自《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开始就一直在反思西方思潮影响下的中国文学研究，尝试挖掘中国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在80年代的中国是开创性的尝试。从《六说文学教育》到《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平原君则试图说明文学教育的关键——在于读本而不是教科书，但是读本也不宜是教科书的作案证据。记得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明西方古代学者的记忆力，其实原因很好理解，当时著作的呈现形式多是类似我国先秦时的竹简的羊皮卷，翻检的难度甚于记忆的难度。当前知识爆炸的时代，记忆的重要性也在下降，因此阅读、品鉴的能力非常重要。同时，知识爆炸时代带来的丰富的信息挤占了知识的自留地，因此过多地追求知识的渊博却不加思索其实并不算很好的阅读方式。说回文学史，只背诵文学史却不读作品将慢慢地偏移文学的教育（当然，我们现在的学习环境使我们不得已而为之——无论如何都得考试嘛，文学史作为“基础性”的知识（？）当然是要了解的）。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知识的垛叠。他很大程度上是发现乃至发掘那些压在重重知识底下的心情，包括对于真善美的鉴别与接纳。前段时间听张隆溪教授发表的演讲，提到平原君这本书中的观点，当然张君所言的主题是关于西学东渐的努力，其所引的也不过是平原君对中书君治学思路的赞许。但是我想对于文学教育的本体认识，无论是平原君还是中书君还是张隆溪，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