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类文本随感与对笔记整理方式的一点反思——读吴铮强教授新著《寻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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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去岁冬日关注至今，吴铮强教授新著《寻宋》终于付梓。作者试图跳出传统文本脉络，冀希于由地理空间、历史遗迹及历史记忆重构宋史记忆。不论本书是否达成这一前期预想，作者所作尝试已值得肯定。更为重要者是，阅读本书能为读者提供某些启发，如在缺乏考古学与古建知识前提下，该怎样于地理空间展考察历史场景？对读者而言，怎样梳理游记类文本笔记等。先谨将部分不成熟个人感想暂书于下。
考察作者师门，似乎代际传递着游览作记之习惯，包伟民先生即有因游览所作《探访独松关》、《游晋北慧济寺》等小文。然而作者于书中所展露文风与包先生却大有不同——包先生侧重钩沉考索，文字深沉详稳，而作者则毫不抑制个人情感，笔调活泼直率。作者在前言“读史十万里”中谈及，“这些文字看似散漫、跳跃，旅行体验或有或无、若隐若现，涉及的话题在不同时空甚至虚实之间自由切换。”文笔的飘逸对笔记记录造成不小困扰，各篇体例与体验深度不一，使得随笔也难以整齐格式。若是单纯就其中关键信息进行梳理，流于堆砌知识点或者将该书理解作普通导游书是其次，最主要是难以由感情上把握作者游览体悟，故而在整理序言及第一章后，便选择放弃，或许这类书更适于置于案边时常翻阅吧。谨将所摘录序言及第一章内容附于下。
一、前言：读史十万里：
（一）“历史往常呈断裂状态，日常生活中历史记忆或许非常短暂”——作者此处以今日长安镇居民多是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周边县市迁入举例，但实际上历史记忆之断裂，并不一定由居民更迭造成。揆以旧志，笔者家乡一条河流即由明初山西移民命名作“涑河”，聊以排解乡愁，然而涑河得名始末早已于现代居民记忆中湮灭。
（二）“历史事件发生地、文物遗迹与纪念场馆，事实上往往属于三个不同社会文化脉络的产物：文物遗迹是历史穿越至今的存在；所谓“事件”是史学家文字记述的结果，史书上大书特书的事件，现场往往一无所有；至于纪念场馆，则是后世出于特定目的对历史的偶然回应。故而寻宋目标可分成三种：1.宋代历史大事发生地；2.国家级或省级历史为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宋代文物；3.宋代名人遗址或文化纪念场馆（含墓地）。”
（三）“明清史可从田野调查中发现历史延续至今的社会格局及文化传统，宋史则不可能，碑刻等考古文字资料同样可从书斋中获得——对宋史学者而言，田野调查意义何在?——亲临现场能够获得某种感性认识，虽谈不上对研究有直接推助，然而看与不看完全是两码事。——旅行隐藏着对历史文本的不信任，以及利用地理空间、文物遗迹及历史记忆重构宋史叙述的期待。”
二、城北一传舍：封丘陈桥驿：
（一）都亭驿、陈桥驿与班荆馆：
（1.）三个不同地点：
都亭驿（即原上元驿、或称“上源驿”）位于城内（明初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二末唱：“莫不是护俺那宋官家上元驿里私行?”唐代上元驿又称“上源驿”，晋天福五年（940）改称“都亭驿”，位于东京祥符县南，官街之西光化坊，顶级宾馆，属于接待北使指定场所，空闲时亦可作朝廷宴会场所之用。）；陈桥驿在东京陈桥门外东北三十里；班荆馆在封丘门外稍东。
（2.）因三者均有接待北使功能，故南宋时人已将三地混淆：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六：“陈桥驿/在京师陈桥封丘二门之间/唐为上元驿/朱全忠纵火欲害李克用之所/艺祖启云立极之地也/始艺祖推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而不纳/遂如封丘门/抱关之吏望风启钥/逮即帝位/斩封丘而官陈桥者/以旌其忠于所事焉/后来以驿为班荆馆/为北使迎饯之所/至宣和五年/因曾谠一建言/遂命羽流居之/锡号曰鸿烈观/俶扰之后又不知如何耳”
（3.）三个建筑具备不同具体功用：
“……旧例，大辽国贺正旦使人赴阙，开封府少尹一员往陈桥驿迎接，茶酒于班荆馆，御赐筵酒果，入门赴驿。……”（《全宋文》第一百六十册 卷三五○二 张叔献《排办接见金国贺正旦使茶酒与旧例不同奏》（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引自《中兴礼书》卷二二三）由此推断，陈桥驿偏北，为迎接北使之地；班荆馆在南，可安置使臣或举办简单外交仪式，为“宋待蕃使之所”；若使臣需要觐见皇帝，则由宋朝官员陪同，安置于城内都亭驿。
陈桥驿于北宋时期处于外事活动中边缘地位，并未获得“启运建极”之神圣性——宋辽交聘使臣经行之所——沈遘《陈桥驿》、王安石《陈桥》。
（二）陈桥驿敕建显烈观：
徽宗大观元年九月十日，《建显烈观御笔》（《宋大诏令集》卷第一百七十九 政事三十二 营缮上）；“（四月）己丑，诏以正月四日为开基节”（李埴《皇宋十朝刚要》卷第十八 徽宗 庚子宣和二年）；宣和六年观成。
（三）今遗留文物包括“宋太祖黄牌加身处碑”（碑阴刻［清］金梦麟题《题系马槐》）、乾隆河南府尹张松孙题“系马槐碑”，及宋代古槐一株。
……
文字散漫、跳跃所造成另一问题是在书写过程中难以做到以读者为中心。近来不少写作者均强调下笔前须“心中先有读者”，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需要在照顾读者阅读习惯和情绪前提下反复修改打磨。这一写作态度对我等读者而言不吝于福音，但并非所有类型文本均适合在这一思路下展开。《寻宋》便属于一个典型例证。
作者所言其“读史十万里”，而非“十万里读史”，这一表述之中实际隐含一个顺序先后问题。就实际而言，做足攻略以便游览景区与心心念念地去追索、凭吊读史时所熟稔、具备重大意义之特殊场所完全属于两码事。前者更追求自身游览所收获的直接体验，对待文本态度类似赶鸭子上架式地拼凑材料；后者则是藉由文字构建出一种先验式的憧憬，并在此驱使下再去亲临真实地理空间——虽然该类憧憬常遭实际文保状况破坏，但“知音相逢”式的喜悦之情却为前种方式所无法取得。然而，这类独特体验类似禅宗证悟，往往隶属于个体，隐秘而又难以用文字描述来分享。故而在撰写过程中，我手写我心即可，不必兼顾读者，也无法兼顾读者。
思量之前行踪，实际上与作者多有重叠，然而桂林之行主要沉浸于山水风光，与《平蛮三将题名碑》 及《元祐党籍碑》擦肩而过，现在回忆颇觉遗憾；定州开元寺塔、泰山宋摩崖等也未遑细览。惟有去岁探访山西晋祠时，邂逅嵌于墙壁上吕惠卿题诗一首，石碑文字将镌写日期系于元丰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留题兴安王庙》：
翦叶疏封意，归禾协济心。遗风固唐远，积德本周深。
逝水悲兴废，浮云阅古今。祠宫尚翚翼，鸣玉漱松阴。
身处肃穆压抑的晋祠建筑群落内，环视四周景致，渠流冷冽，林木阴翳。整体观感上，或许与这位被驱逐出权力斗争旋涡的失意官僚当时所见并无二致。虽说单凭此类偶然获得又倏忽即逝的“共情”去重构历史叙述的设想未免言过其实，然而探访历史现场的确能够使人获得某种书本上无处蒐罗的感性认识。
或许这便是寻宋意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