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和阶级分化导致的去资本主义农业

内卷化和阶级分化导致的去资本主义农业

第一章的文献综述：

已有理论框架：三个不同的农民研究范式

1.舒尔茨和波普金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范式：认为小农是理性经济人，可以用生产要素理论和效率最大化理论分析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2.波兰尼和斯科特为代表的“实体主义”范式，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植根于社会关系和生活现实，应从规避风险和互惠关系角度分析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3.马克思主义范式：地主和小农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从阶级对立冲突角度分析农村社会变迁。

已有的问题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研究重点是人口问题，中国学者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是带有政治内容和民族情感的问题，只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化部分而将中国历史僵化地代入马克思的历史五阶段论，并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过。

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艾尔温认为：过高的人口压力蚕食了小农生计以外的剩余，使小农经济无法积累资本；并由于过度集约化导致的高水平耕作抑制了新生产形式，因此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利皮特认为国家和地主阶级的农业剥削占总生产值的30%，由于生产剩余被统治阶级控制，只作奢侈消费而非生产投资因而无法完成生产方式的变革

农村聚合形式问题：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描述的村庄闭合体观点不同，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占有垄断地位。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华北农村经历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内向超集约化或向简单的资本主义过度，而是极端集约化和阶级分化的小农经济。

第二三章的资料分析和环境分析作为整本书的资料来源和研究基础。

后面开始经济和政治层面分析。

清朝华北农村主要具有小农、经营式农场主（9%—10%）和出租地主几种生产形式（清朝初期的庄园经济由于商品化和人口增长而解体）。而由于农业商品化带来的棉花种植倾向由于其风险和收入的区别而形成了社会的分化，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由于刺激了棉花的推广而和农业商品化起到的相互促进的作用，但家庭手工业也维持了家庭农场的稳定性。因而商品化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并未共同促进资本主义集约化生产模式的产生，反而是由于分家制、人口压力和重农抑商的观念产生了具有规模上限的家庭农场雇佣雇农和贫穷小农兼职佣工的局面。

二十世纪之后，世界市场和资本入侵导致了农业商品化的加剧，小农家庭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国际竞争，产生了“包买主”制度和对工业的附属关系等新制度形式，北方小农的商品化生产使北方重回国家经济重心。较大的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产生产率没有明显差异，牲畜的使用并未产生生产率的明显提高；贫穷的家庭农场的贫农的生存取向而非利益取向，人口过剩和劳动力利用不足使劳动力投入过多而边际报酬下降，或因在农忙期帮工而投入不足，因而导致产量和生产效率不高；成功的农场主追求身份和利润（压榨农民生存剩余的高利贷超理性范畴高利率）或要在农业以外途径晋升社会地位（儒家政治分层的政治社会体系决定），最终多种因素导致了经营式农业难以扩大规模发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人口的增加，大部分农户农场面积降到维持生计所需的15亩以下，但在人口过多导致的就业不充分和剥削性的阶级关系双重压力下，家庭式农场按照生存逻辑而非资本逻辑仍然得以存续，年息20%以上的高利贷由于生存所需被最高净利率13%-14%的耕作农民视为合理，与马克思叙述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不同，华北的家庭手工业早已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手工业作为贫农的另一经济支柱，实际上提供低于马克思所述“维持生计的最低工资”，在马克思体系中，手工业低工资的剥削不仅榨取了剩余价值，还榨取了工人家庭再生产所必须的必要劳动价值，最终手工业和家庭农场的结合使他们分别获得了部分的生活资金。这种极地劳动力成本的旧式商品化手工业不仅不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反而阻碍了新式近代纺织厂的发展。而无产化的长工由于内卷化导致的低收入和失去土地生产资料而成为了社会最底层贫民，他们不是参与正在成长的新生产方式，而是从旧社会底层掉落。人口压力和社会分层结合起来，在停滞的小农经济上导致了一个特别恶性的顽固体系。贫农被困于同时以来家庭式农作和佣工来求生，又不得不忍受两者所赋予的低于维持生活所需的收入。他们的廉价劳动，转过来又支撑着一个寄生性的地主制和一个停滞的经营式农业。

由于地主的都市化和适应频繁的自然灾害，而从分成租到定额租的转变体现了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的商品化，地租因而开始受市场供求的影响，雇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从旧式的礼节和亲情关系而变成纯经济性的关系，农村社会变成了农业内卷、社会分化和小农半无产化的汇合。

政治方面：清前期的村庄与施坚雅观察的四川地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不同，具有很强的闭塞性，乡保作为国家权力和村庄共同体之间的交接点，有地方推举县衙批准。由小农经济、地主制和中央集权国家相互依存形成了清代的政治经济结构，三者相互依赖，国家控制大量分散和闭塞的村庄，采取间接通知的方法，即紧密控制的科举制度，掌握进入社会上层的途径，以换取村庄领导阶层对这个制度的忠诚。后期村庄的半无产化和迁移年间频繁的进出流动，导致村庄的高度分裂，以自耕农为主而生活稳定的村庄，在对付外来威胁时表现紧密内敛。反之，村中大部分小农都已半无产化的村庄在面临外来威胁时容易崩溃。地方政权、农民和村庄在二十世纪的变化，使旧的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关系受到了新的压力，最后导致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社会体系和新的社会政治结构。

西欧小农经济经历资本主义发展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在内卷化，原因是人口压力和财富的巨大差距。商业性农业的成长使获利于经济作物和遭受经济作物损失的小农产生分化，人口增长和阶级分化又使近半数家庭农场降低至10亩以下。经营农场由于生产力被束缚与小农经济范围之内，且规模扩大受到限制，并未产生生产力的变革，而半无产化的小农则在人口与租佃雇佣剥削关系下承受极低工资而维持生计，这意味着雇农由于生活所迫不能成为独立在家庭农场以外的阶级。

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不仅未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产生，低人力劳动成本阻碍了工厂生产的发展，高贷款利率又阻碍了资本的积累，停滞的农业生产和巨额的赔款最终使国家政权也陷入了帝国主义和内卷的小农经济夹缝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