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概述了童书的历史，这些书包括读给孩子或孩子自主阅读的书。其中以英国的书居多，还包括美国、部分欧洲国家及其之外的一些国家的儿童书籍。

我们写作此书的灵感来源于露西·艾金 （Lucy Aikin，1781―1864）以“玛丽·歌德芬”（ Mary Godolphin）之名所著的简化版 《鲁滨孙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它也是我们书单里的一本，1882年由纽约麦克劳 林兄弟（McLoughlin Brothers）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精装硬壳书，插图活泼鲜艳，趣味十足，让我们惊叹儿童书籍其实自有一番天地。书的边缘皆已磨损，书背（书脊）也坏得七七八八，封面斑驳褪色，空页上字迹斑斑，有些页面甚至还沾着一两个黑乎乎的指纹―很明显，这本书在文化史学家身上激起的兴趣无异于物证之于法医。它们的“寿命”长短并非由书页的破损程度决定―我们需要将这类书与给成年人看的作品区别看待。书迷们若是怀着孩童之心读书，那他们阅读的愉悦感或许会源源不绝（我们希望如此）， 但如若以成年人的视角去读，则很难会像儿童读者那样完全沉浸到书里去。 儿童书籍本身就是物件：或者拿来一口气读上好几个小时，或者立刻放下；遇到令人不快或可怕的页面时直接一翻而过；由父母大声读给孩子听，或许读的时候家长还要极为缓慢地、一字一字地指着；或者是用来让幼儿看、拍、吮、咬的。殊不知，有多少幼儿 （甚至青少年）曾给书页涂色，在空页上涂 涂画画，或者用彩笔大大地写上“我的书”。

因此，写作与童书相关的作品时，我们自然要采用不同的视角与内容。尽管有证据显示，人们对教育儿童的关心和关注由来已久（本书后文介绍的4000多年前苏美尔的一块刻字石碑中便有所提及）， 但这 项工作大多由女性承担，且多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早期教育者和儿童看护的工作细节很少有文字记录。关于孩子的养护和衣食虽然有不少逸闻记事，但正式、 专门面向儿童读者的图书出版物却极为少见，直到18世纪早期，伦敦的出版商们独具慧眼，发现了它的市场潜力。但针对低龄儿童或早期读者的童书市场，即适合幼儿园的玩具书（toy books）之类，直到19世纪才逐渐出现。

现在的青少年出版行业正处于全盛时期，竞争尤其激烈，本书重点梳理了在这种大背景下的儿童绘本及其他类型的书籍。儿时接触的读物对于我们选择“100本”童书是很有价值的参考。我们与许多朋友和熟人 聊起他们小时候读的书，他们中有些人说起童年喜欢的书几乎滔滔不绝，比如《鲁滨孙漂流记》或是《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有些人则很坦诚地表示自己不记得小时候接触过哪些书了：“ 我知道我母亲的确给我读过书，（ 但）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或者是不是有恳求母亲 一遍遍读给我听的。” 有一位朋友“二战” 期间在巴塔哥尼亚，他把自己读的书列成书单给我们―他的书单与其中一位作家记忆中战时的英国能获得的读物惊人的相似。另一位来自热带国家的朋友只记得学校课本里包含的书籍节选（参见第4章）。

我们除了采访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也研究且记录了很多人物传记，以及自传中推荐的或令人钟爱的书籍；还查阅了家庭女教师和老师们的回忆录、出版商以及收藏家的图书目录等众多参考资料。但童书的流行期限相对较短―除了文化史学家，现在还有谁会读“伊丽莎白·维瑟雷尔”（“ Elizabeth Wetherell”， 真名为苏珊·博格特·华纳， Susan Bogert Warner）的《大千世界》（ Wide Wide World，1850年）或者《奎齐》（ Queechy， 1852年）？ 要知道，19世纪时，这些书可是赚足了姑娘们的眼泪。

当然，童书的“半衰期”也因书而异。 我们联系的一位年轻小说家写道：“ 我的《秘密花园》（ The Secret Garden）这本书都被我翻坏了，还有《绿山墙的安妮》， 我也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读。” 她的措辞 “一遍又一遍地”意味深长：对很多孩子而言，一遍遍重复地读或者听他们喜爱的故事里的段落是无比愉悦的―如果哪个家长在第N次读《拔萝卜》（ The Enormous Turnip） 时想略过一些片段，那就等着瞧吧。虽然一个孩子对阅读或重复阅读某本书的兴趣早晚会减退，但有些书和故事随着代代相传，它们的生命也会在一个家庭里一代代延续下来。同样，童谣里的押韵诗也是在这样的重复里流传下来的，人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将其改编，变成新的歌谣传唱。

一直以来，那些试图改变和主导孩子生活（及想法）的人都不待见这种重复， 甚至对它有所忌惮。耶稣会会士的名言是 “把孩子的前七年交给我，之后你想怎么教育他都可以”。 这句名言奠定了许多儿童成 长教育理论的基础，而且许多教育家和政治家（包括列宁）也持有相似的理念。17 世纪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及比他晚几十年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对18世纪的儿童读物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时的青少年图书出版已经成为图书贸易中重要的，而且常常是利润十分丰厚的一环。女性也逐渐担当起至关重要的角色。到19世纪早期，女性已经能够依靠写作儿童书籍或为之绘插画而谋生―尽管常常是匿名书写，报酬低廉并且饱受剥削。

过去的儿童图书―无论是出于教育还是消遣目的―从未引起学者们多少研究兴趣。或者确切地说，图书史学家们，就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这样的人―根据赫斯特·林奇·皮奥齐（Hester Thrale Piozzi）在1786年出版的《已故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生活逸事》（ Anecdotes）中所写的―就很不待见纽伯瑞（Newbery）出版的童书：……（这些书）太无聊了，根本不能引起孩子的兴趣。“ 小孩子不喜欢听有关小孩子的故事；他们想知道巨人和城堡， 想了解那些能激发和打开他们小小想象力的 故事。” 作为反驳，我说起《聪明的汤米》 （Tommy Prudent）和《两只小好鞋的故事》 （The History of Little Goody Two-Shoes）翻印数版而且十分畅销：“ 记住，家长买来的那些书，孩子从来不看。”

约翰逊的想法或许有其道理―近期在拉格比中学（Rugby School）所做的调查显示，其实学校的男孩子们还是会读《两只小好鞋的故事》这本书。事实证明，成人对孩子以及他们读书兴趣的揣测往往有失偏颇。

儿童读物的发展历史曲曲折折，错误及误解不断。令人敬畏的萨拉·特里莫（Sarah Trimmer）在《基督教教育文论》（ Essay on Christian Education）中宣称：“ 没有哪一种青少年读物不是恶作剧的发动机。” 那我们在梳理童书的过程中应该挑选哪些“恶作剧的发动机”呢？

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认为， 如果试图给这100本书贴上“经典”的标签， 定然会适得其反，“ 一旦被贴上‘经典’的标签，这本书就会背负起沉重的枷锁，好比班扬（Bunyan）自以为是的说教”；朱莉·伯奇尔（Julie Burchill）也阐述过这种刻薄的观点：“ 扼杀孩子阅读兴趣最便捷的方式便是将某本书奉为经典。” 1999年，英国最老牌连锁书店―WATERSTONE'S（水石书店）做了一个名为“时间的考验：经典凭什么成为经典？”的调查（The Test of Time: What Makes a Classic a Classic？）， 上述言论都引用自这里。有趣的是，这份调查同时也包括了一份“令人反感的经典读物书单”， 其中，理查·贝斯维克（Richard Beswick） 对《阿噗角的小屋》（ The House at Pooh Corner）的评价最令人捧腹：“ 我同意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的评论，‘ 令人 作呕’。”

这种“反感书单”能很好地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有些书深受孩子们喜爱，而有些则备受冷落，虽然的确没有单一的“儿童读者”；每个孩子的阅读偏好以及对书的理解也必然如同大人一般，形形色色、千奇百怪、大相径庭。A.S.拜厄特（A.S.Byatt） 这样的知名作家说自己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受到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等人的作品感染，这些书就很容易入选书单。不过当然，波特的书也用不着 别人大费口舌地推荐。新西兰的一位朋友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加上胡安·拉蒙·希梅内 斯（Juan Ramón Jiménez）的《小毛驴与我》（Platero and I）， 我们对此思考了很久。拉蒙在拉丁美洲颇负盛名，他的作品也得到了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最终，由于其作品在英国鲜为人知―英国出版商并没有引进其作品的英文版权― 我们只好选择忽略《小毛驴和我》。 其他非英语国家流行的儿童读物，比如捷克作家扬·卡拉菲亚特（Jan Karafiát）的《萤火虫》 （Fireflies）， 或者最近几年频频获奖的比利时作家凯蒂·克劳泽（Kitty Crowther）以及阿根廷作家伊索尔（Isol）的作品，到目前为止也都还没有英文版。

今天，市场上值得一读的高质量童书越来越多。娱乐行业内的作家、出版商等都非常清楚J. K.罗琳（J. K. Rowling）这样的明星作家可以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并期待能复制这种成功。而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优秀儿童读物的相对匮乏―正如莫思渥斯夫人（Mrs Molesworth）在其曾流行一时的作品《胡萝卜》（ Carrots，1876年） 中所描述的那样―当今有见地的书评家尤其看重书的多样性。在线期刊《藏书集》 （Books for Keeps）如此评价：“ 每一本跻身获奖榜单的书背后都有一些可以与之媲美的书落榜。”

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他们读书的品位自然会有所改变，因此，在什么时候 （太早或太晚）阅读这些书会十分影响他们对书的理解与感受。“ 英国全国读写素养信托”（ National Literacy Trust）的丽兹·阿滕伯勒（Liz Attenborough）认为“《 水孩子》 （The Water Babies）或《洛娜·杜恩》（ Lorna Doone）等书实在不适合作为所有人的启蒙读物”， 而且可能每个读者都自有其标准， 觉得有些书就是“不适宜”吧。

读者的年龄并非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苏珊·希尔（Susan Hill）在2009年出版了 《〈 霍华德庄园〉在梯台上―宅读一年记》 （Howard's End Is on the Landing: A Year of Reading from Home）， 书中详细列述了她重读藏书的经历。她在书中写道：“ 有些童书作家之所以能获得年轻读者的青睐，其中一点肯定是这些作家不受大人待见。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深受我们喜爱， 原因之一便是如此。” 希尔认为大人不喜欢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 因为“他相信生活就是大人与孩子之间无休止的战争， 而他无论何时何地都选择与后者为伍”。 年轻的读者能快速辨别作者是不是在故意卖弄，把他们当傻瓜。

除了所选的100本童书，我们在本书中也简要提到了很多其他作家与作品。我们的100本书断然不是“经典”， 可能也谈不上“最佳”；其中一些书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们“糟糕得，甚至令人反感”得很有趣，也有一些书完全无法让今天的小读者产生兴趣。我们尝试梳理过去几百年间图书生产与流通的关键发展，因此选择图书的理由相对比较多样―也许因为这些书代表了某种特定的写作方式、新颖的广告形式，或是体现了读者阅读趣味的变化。 童书行业就是如此，它是一种商业交易。 但鲜有图书史学家或童书研究者会注意到书的交易状况；设计和编辑在其中的作用也通常被大大地忽视了。

每位读者都有自己的偏好选择，所以很可能会因为我们的书单中没有包括他或她最喜欢的书而感到诧异或怀疑。似乎多数读者对幼时所读的书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为本书做准备期间，我们一遍遍地听到 “你一定……”这样的话。我们的选择只是个人建议，是以20世纪早中期读者的眼光来判断的，并希望选书范围尽量广泛。21世纪，网上可获得的电子图书资源不计其数，使人们得以尽情地阅读并探索童书的 迷人世界。而当人们把某本旧的儿童读物当作物件来研究时，或许也会更多地发现该书在其生产过程中的艺术设计、印刷技巧及辛苦付出。

罗德里克·凯夫和萨拉·阿亚德 （Roderick Cave and Sara Ay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