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成笔下的福柯思想变迁

这篇算是把近期摘抄的零碎读书笔记整理一下。

夏尔献给福柯的诗：

“一对狐狸在雪地里翻腾，

踩出婚床的轮廓。

夜幕降临，苦涩的爱情在他们周围的

斑斑血迹中，揭示出强烈的欲火。”

一、少年阴霾

米歇尔福柯生于1926年法国普瓦捷的一个富裕资产阶级家庭，他日后的激进思想与他的家庭出身可能有很大关系。

少年时，福柯的世界是阴暗的。他不喜欢当时法国学校的教育体制，觉得学校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这是促使他日后把学校看做社会规训机构的重要因素。

1939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当时法国的年轻一代有很大的影响，外部世界的动荡是推动萨特和加缪形成“虚无”思想的原因，也推动福柯开始关注权力与暴力：现实世界的法西斯主义与每个人心中的权力意志之间的联系。他曾说：“至今我还记得，从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绝对充满威胁的世界，它能把我们碾成粉。最为一个少年而生活在一种必然完结、必然导致另一种好坏未卜的世界的环境里，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童年完全是在期待着黎明的夜晚度过的。憧憬另一个世界的前景，是我这一代人的特征。我们或许过于怀有一个末日启示的梦幻。”

二、巴黎求学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旨在培养共和国需要的新型人才。因此，巴黎高师也是当时法国新思想的摇篮。

巴黎高师的求学经历对福柯有两个重要影响：1.从学术广度上来讲，群星璀璨的巴黎高师极大的拓宽了福柯的学术视野，通过巴黎高师这个媒介，福柯结识了阿尔都赛、罗兰巴特、萨特、布朗肖、布尔迪厄、梅洛庞蒂等思想巨匠，当然还有福柯的重要伴侣“德菲尔”。2.从思想焦点上来看，巴黎高师是当时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中心，福柯正是通过黑格尔走这个中继站向了尼采。这些积累是他日后（70年代）继承尼采谱系学研究，研究微观的权力运作的基础。

三、等待戈多

1952—1954年间，福柯开始关注布朗肖和巴塔耶的思想。福柯正是通过他们尤其是巴塔耶的思想洗礼而对尼采思想产生强烈的共鸣。尼采认为人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探究和打破主流文化或现代性对人的塑造，寻求人的生成（becoming）而不是人的本在（being），这一尼采式求索就是福柯的核心启示，而且从此变成福柯的求索。

四、浪迹国外

1955年，福柯来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任教，并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疯癫与文明》。

五、理性的疯狂

这一章主要是对《疯癫与文明》的内容介绍。正如标题所示，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被文明建构出的一个概念。在荒蛮状态下，没有“疯癫”这个词，口吐谗言妄语之人与正常人是没有区别的。从中世纪开始，文明将“疯癫状态”从理性中分离出来，来确认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疯人就慢慢成为了社会中的“他者”，成为了文化的边缘地带，变成了理性的随从。理性得以压制疯癫，实现社会秩序的建立与权力的渗透。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考察“他者”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命运和意义，开创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主题。同时，在这本书中，福柯开创了“考古学”的话语分析方法：将制度分析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

六、语言的迷宫

这一时期，福柯最关注语言的问题。他认为，从人和语言的关系来看，人文科学是一种话语语言，人主宰语言、利用语言，人文科学的语言中渗透着权力。文学的产生标志着语言征服、超越了人，文学语言规避了权力的控制，成为一种“非话语语言”。P81“在福柯看来，语言的历史在18世纪末经历了一次根本性变化。语言获得了生命，变成一种客观现实。这种新型语言获得了一系列的补偿，其中最重要的是现代人文科学的创立和作为一种特殊语言的文学的诞生。正是在文学中，语言第一次是自己的得以体现，而写作者发现自己受制于语言的陌生逻辑。而人文科学的创立，则源于对这种文学性语言经历的抹杀以及对语言的征服，以便确认人的身份性质或编织人类记忆。”

1963年他出版了文学评论专著《雷蒙.鲁塞尔》和医学史研究专著《临床医学的诞生》。

七、人的死亡

这一时期，福柯的思想从尼采的“上帝之死”走向了“人之死”，代表著作是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

《词与物》是福柯继《疯癫与文明》后又一部西方现代话语分析的力作。其核心观点是：“人”也与疯癫一样，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知识概念，是现代人文科学的知识建构。福柯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知识型），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先后出现过四种知识型。福柯强调历史性话语结构（知识型）对人类认识的制约，从而证明现代人文科学的非理性和暂时性。由此，他进一步否定人的主体性，否定“理性”的永恒权威，否定知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P123“在古典知识中不存在人。我们发现人的那个地方存在的是表现事物秩序的话语的权力，或者说表现秩序的词语秩序的权力。”

八、逃避喧嚣

1966年，福柯离开巴黎，前往突尼斯大学任教。1968年突尼斯出现了政治动荡，突尼斯学生闹学潮反对突政府的官僚统治，这些经历对福柯影响很大。第一，这是他主动卷入政治活动的开端。第二，突尼斯学生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激情相结合的倾向也刺激了福柯。他开始重新研读各种马克思主义著作。

九、作者是什么

这一时期，“话语”越来越成为福柯的思考中心。1969年，福柯在法国哲学会的讲台上作了题为《作者是什么》的演讲。这篇演讲既是对《词与物》所引起的问题的解答，也是对即将面世的《知识考古学》的一个注释。

《知识考古学》是对以前著作的一个方法论反思。这部著作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论研究，而不是历史分析著作。更重要的是，《知识考古学》考察了“一个至今尚未成为分析对象的领域”，即“话语分析”。本书基本内容是话语的构成，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实践，知识是话语实践的产物，知识是话语和权力的隐秘运作。

十、日常生活革命

1968年，在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西半球的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五月风暴促进了福柯重新政治化。

五月风暴中以学生罢课为开端，福柯与学生们要求政府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法国当局为了缓和矛盾，新设立了万塞讷大学以实验教育改革，福柯被任命为该校哲学系主任，负责招募授课教师。慢慢的，万塞讷大学（尤其是哲学系）成为了一批左派教师的聚集地。万塞讷大学管理混乱，可以说是五月风暴的延续。两年后，福柯难以忍受万塞讷大学的学术氛围，离开了这个学校。

五月风暴以及万塞讷大学的混乱使得福柯意识到，知识问题不能脱离权力问题，知识或话语不仅受制于内部规则，而且更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斗争。他的学术思想重新转回到《疯癫与文明》前言中提出的“伟大的尼采式求索”。他在万塞讷大学开授的“性史”和"尼采"课程都标志着他的学术进展，但他首先面临的是对原有方法论的改造。

十一、求知意志

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的思想实现了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跃进，为以后的话语分析和权力批判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1971年福柯发表的《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揭示了他的谱系学方法论。“谱系学”这一术语直接出自尼采的《道德谱系学》。但是，尼采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一种谱系学方法论。福柯把尼采各种著作中的许多因素抽取出来，编制在一起，形成一个福柯版的尼采谱系学方法论。

谱系学与考古学相反，谱系学不承认“起源”、“本质”，它关注微观历史事件，挖掘细节和偶然，承认具体历史的发展。福柯认为，考古学与其他知识和科学一样，其中隐藏着权力等级秩序，让读者认为历史知识是“真理”，而谱系学的研究方法让知识从被权力的征服中解放出来，使历史知识能够反抗“科学”话语的强制。

十二、忍无可忍

70年代，福柯主要致力于法国左派政治斗争，学术著述甚少。比如他参加了监狱改革运动、保卫移民权利、保卫记者权利的运动等。

十三、规训社会

1975年《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出版，这部著作是福柯运用谱系学方法分析“权力—知识”机制的最重要成果，也是他以前著作的主题与方法的延续与发展。他不是孤立地研究权力问题，也不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权力问题，而是运用其谱系学研究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从权力—知识理论的角度看，权力的运作在监狱表现得最明显，而且，更重要的是，透过监狱可以考察权力在整个社会的运作。

在书中，福柯认为历史中惩罚的模式从传统的酷刑发展为监狱和规范化监视，由对肉体的惩罚发展为对心灵的惩罚，表面上看是惩罚的暴烈程度不断减弱，统治者美名其曰“人道主义”，实际上权力无孔不入的渗透进社会最细微处的各个角落。这种权力的渗透通过“规训技术”得以实现，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P218“这是一种环形监狱。所有的囚室都面对着中央监视塔，令狱吏一览无余。监视塔装上百叶窗。囚徒不知是否正被监视，终日惶惶不安，不敢造次。边沁主张，中央监视塔开放参观。匿名和临时的参观者越多，囚徒的心理压力越大。这样一种机制自然产生出权力效应。无需使用暴力就能使囚徒俯首帖耳。”

《规训与惩罚》的主题不是一般的权力问题，而是考察权力—知识造成的“支配技术”，尤其是现代规训技术。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福柯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合理性”的“技术性格”的揭示与批判。现代规训技术的有效性使人类陷入无法逃遁的权力—知识罗网。

十四、性态的部署

1976年，福柯的又一力作《性史》第一卷《求知意志》出版。五月风暴中性政治的热议和福柯参加美国加州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经历是唤起他对“性政治”学术兴趣的重要原因。

当时流行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性或性态是人的本能或自然本性，认为文化是对这种本能的压抑。而在福柯看来，与疯癫一样，性和性态也是历史文化概念，而不是自然概念和生物概念。“我们在18世纪开始有性态概念，从19世纪开始有性概念，在此之前，我们只有肉欲概念。”

《求知意志》立为靶子的正是现代资本主义流行的性压抑假说。福柯认为，历史真相与压抑假说恰恰相反。从16世纪末以来，性的话语表达经历的远不是愈益受到限制的过程，而是恰恰相反，听命于愈益增强的激发机制。这里列举了三个历史现象：性话语数量增多，话语中性态的多样化，性科学的产生。总之，19世纪乃至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充满了五光十色的性变态的社会。但这不是对压抑的报复，而是权力干预和培育的结果。

具体来说，福柯把近代西方的性态史视为性态部署的历史。性态的部署是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知识的控制工具，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通过形态的部署这一重要技术，权力运作渗入到“性”中，把性成为了政治问题，权力得以实现“肉体规训”和“人口控制”。

《求知意志》和《规训与惩罚》组成了福柯权力—知识机制研究的双臂。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福柯运用权力—知识理论分别探究了两个不同的领域—犯罪和性，但不是证明同一个理论假说，不是寻求一个普遍模式，而是进行了使人意外的具体的“历史—哲学”分析。这两个研究的结论构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互补认识。

《求知意志》令人瞩目之处，在于它对流行的文化批判理论（性压抑假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外，把性和性态看做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也是福柯的发明。

十五、伸张正义

到70年代中期，福柯的政治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他的政治活动转向了支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领域，为“伸张正义”、“反对强权”大声疾呼。除了法国国内的一些社会政治问题外，他更多地介入了国际范围的事务。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是法国思想界阴暗的一年。思想巨星接连陨落。2月，罗兰巴特出车祸去世。4月，萨特谢世。11月，精神失常的阿尔都赛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挫败，西方自由主义的重新兴起，福柯在参与社会运动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失望以及法国强国形象在战后的日益恢复促使了福柯的思想倾向重新回归启蒙思想。

十六、自我的呵护

1978年，福柯访问日本，并阅读了一些禅宗的书籍。他把禅宗和基督教加以比较：“基督教中有意思的是，人们总是探寻进一步的个人化。人们试图抓住个人灵魂的根本。‘告诉我你是谁？’这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在禅宗里，所有与精神事务有关的似乎都旨在抹去个人。”

从《疯癫与文明》以来，福柯致力于从文化边界如疯癫、犯罪、疾病和性来考察和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各种理性化的形式、各种权力关系，那么此时福柯的思想转向了探究边缘反抗的基础—自我意志。他从权力问题转向“主体”问题。

1984年，《性史》的第二卷、第三卷相继问世。这两卷正体现了福柯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向。前几部著作中激烈的社会政治抗议变成了对自我的观照和修炼。在这两卷中，福柯主张通过自我创造来实现对“现代性”的突围和超越。

十七、恶之花

1984年，福柯因艾滋病发作而去世。